随着斐迪南（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在1469年的联姻，现代西班牙国家迅速出现于世界舞台。该联姻合并了阿拉贡王国和卡斯提尔王国，再加上阿拉贡属下的领土加泰罗尼亚（Catalonia）、那不勒斯、西西里岛。联袂后的君主政体在1492年征服摩尔人的最后堡垒格拉纳达（Granada）。同年哥伦布前往新大陆，为西班牙争得西印度群岛（the Indies）。他们的孙子查理五世添加了包括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和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的勃艮第，到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更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纳入版图。
16世纪中期哈布斯堡帝国在欧洲的统治范围
16世纪20年代，查理五世控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帝国形成是通过王朝同盟，而不是征服，这一事实造就了财政上的捉襟见肘，从而对国家制度发展的性质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查理五世和儿子腓力二世（Philip Ⅱ）只有卡斯提尔一个安全的征税基地（包括珍贵的新大陆殖民地），不能向帝国其他地区抽取资源来应付开支。 [9] 尽管如此，哈布斯堡君主政体在半岛之外担起了昂贵的担子。其中之一就是在16世纪发起与法国的持久战争，为了控制意大利，尤其是米兰公国。另外的是与荷兰联合省长达八十年的战争。最后，还有在日耳曼土地上发生的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它由于法国首相黎塞留支持新教徒，而演变成一场泛欧大战。这段时期的战争，因开发了星状要塞（trace italienne），而变得异常昂贵。这种要塞不易遭受围攻炮火的伤害，但城防工程因此而变得格外拖延和艰辛。 [10] 所有这些战争费用，卡斯提尔纳税人承担了其中的80%。 [11]
尽管有来自新大陆的贵金属，这些昂贵的外务负担几乎压垮了西班牙的财政制度。在16世纪和17世纪，政府费用始终数倍于美洲殖民地的汇款。金银进口，从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每年20万至30万枚达克特，增至16世纪末最高的每年220万枚。但仍跟不上增长的债务，它在同期从120万涨至600万枚。 [12]
16世纪早期的西班牙国王宁愿借贷，也不愿增税，很快发现自己的信用不佳。在16世纪20年代，债务服务费用就超过税入的三分之一。到西法持久战争结束的1560年，它已超过税入的100%。 [13] 西班牙国王募集不到足够的资金来应付赤字，只好在1557、1560、1575、1596、1607、1627、1647、1652、1660和1662年宣布破产。 [14] 这些破产并没赖掉债务，更像今天所谓的债务重整。国王以这些债务属于高利贷为由，宣布延期偿付短期和浮动的债务，然后再跟债权人开始拖延和不怀好意的谈判。债权人被迫将旧债务换成一纸新契（juro al quitar），有资格分享未来的税收，就像法国的租金。这种债券未标日期，可以转让，最初年息是7%，但要面对利率和本金的任意调整。通过这种债券，西班牙君主政体得以染指卡斯提尔社会精英的储蓄——神职人员、贵族、士绅、官僚等。最强大的债权人往往能获得较好条款，或者不受延期偿付的限制，或者让较弱的债权人承受债务重整。维多利亚公司（Vitoria）无法收到政府付款时，便拒绝偿付自己的债权人，包括“修道士、修道院、救济院、寡妇孤儿、其他非商人”。 [15] 政府发现，在政治上更难向这些精英直接征税，宁可选择不断赖账。这个传统也传至拉丁美洲的当代政府，如阿根廷。它在2001年的经济危机后，强迫外国投资者以及国内的养老金者和储户大量放弃手中的国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