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王国就是今天所谓寻租社会的早期原型。在这样的社会中，精英花费所有时间来攫取公职，以保证自己的租金收入——在法国的例子中，那就是可以私用的长期固定收入的法律权利。
寻租联合体稳定吗？它持续几乎两个世纪，为法国作为主要大陆政权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冠冕堂皇的法国宫廷掩盖着严重的虚弱。最重要的是联合体之外的人们，都感受到愤怒和不公，这种感觉鲜明而强烈，最终在大革命中爆发出来。甚至联合体内的人，也不相信它的原则。如能彻底废除卖官鬻爵，君主政体会很高兴，曾在王国末期作出尝试。寻租者只顾自己，对他人存有很少同情。他们自己已深深陷入这个制度，所以无法容忍改革的想法。这是完美的集体行动难题：废除该制度，社会整体会受益匪浅；但制度参与者出于个人利益，便会阻止合作和变更。关于政治发展中法治的作用，法国的例子提供了教训。现代国家存在之前，法治便已出现于中世纪。它约束暴政，但也约束现代国家的建设。为了引进真正的现代社会，必须废除它所护卫的旧社会阶层和习俗。早期现代时期，对抗君主政体以捍卫自由，实际上是在保护传统的封建秩序和世袭的封建产权。而这封建产权，恰恰又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水火不容。政府觉得，它必须尊重传统精英的产权，既然不能直接征用，只好诉诸借贷和愈益离奇的财政花招。于是，家族统治如鱼得水。国家对法治的尊敬，反而帮助建立了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虽然尝试染指寡头精英的财富，但终告失败。所以，它只能在穷人和政治弱者身上筹集收入，从而加剧不平等，并为自己的灭亡铺平道路。
法国古老的家族制在革命中死去。不过，西班牙旧政权却创建了类似的制度，在18世纪躲过革命和改革，并将之输往拉丁美洲，后者不得不与这份遗产长期共处。
[1]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76页。
[2]有关概述，参见 Koenraad W. Swart，《17世纪的公职出售》。
[3]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98—99页。
[4]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30页；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法国的财政和政治（1589—1661年）》（The King ’s Debts: Finance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589 -1661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15—16页。
[5]14世纪举行了大型人口普查“L’état des paroisses et des feux de 1328”（1328年国家的教区和炊爨）。
[6]Richard Bonney，《收入》（Revenue），载Philip T. Hoffman和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434页。这个问题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中是相当普遍的，参见哥伦比亚政府在土地清查和财产评估上的努力，Albert O. Hirschman，《迈向进步的旅程：拉丁美洲经济决策研究》（Journeys Toward Progress: Studies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Latin America ）（纽约：20世纪基金会，1963年），95—158页。
[7]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31—232页。
[8]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72—73页。
[9]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29页。
[10]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55页。
[11]旧法律规定，如果官员将公职转给他人，自己又在四十天内去世，该公职必须回归国王。Charles Paulet所想出的新法律规定，他们只要缴纳一笔小额年费，就可得到豁免，该年费便被称为官职税（Paulette）。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43—244页。
[12]Koenraad W.Swart，《17世纪的公职出售》，15页。
[13]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7页，12页。
[14]参见Richard Bonney，《收入》，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和国家财政》，424—425页；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14页。
[15]Richard Bonney，《国王的债务》，14—15页。
[16]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Political Change in France Under Richelieu and Mazarin, 1624-1661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434页。
[17]Richard Bonney，《收入》，载Richard Bonney编，《经济制度与国家财政》，436页。
[1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0—121页。
[19]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32—33页。
[20]Philip T. Hoffman，《早期现代的法国，1450—1700年》，228页和280页； 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239—240页。
[21]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52—56页。
[22]Fran?ois Furet，《革命的法国，1770—1880年》（Revolutionary France, 1770-1880 ）（马萨诸塞州摩顿市：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2年），6页。
[23]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71—74页；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2—124页。
[24]Hilton Root，《勃艮第的农民与国王：法国专制主义的农业基础》，49页。
[2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4—125页。
[26]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9页。
[27]Richard Bonney，《黎塞留和马扎然治下的法国政治变化，1624—1661年》，441—442页。
[28]Kathryn Norberg，《法国1788年的财政危机与1789年大革命的财政起源》（The French Fiscal Crisis of 1788 and the Financial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 of 1789），载Philip T. Hoffman和 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277页。
[29]Kathryn Norberg，《法国1788年的财政危机与1789年大革命的财政起源》（The French Fiscal Crisis of 1788 and the Financial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 of 1789），载Philip T. Hoffman和 Kathryn Norberg编，《财政危机、自由与代议政府》，277—279页。
[30]Fran?ois Furet，《革命的法国，1770—1880年》，17—18页。
[31]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143—144页。
[32]Fran?ois Furet，《革命的法国，1770—1880年》，25—26页。
[33]Thomas Ertman，《利维坦的诞生》，224页，237—238页。
[34]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54—155页。
[3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57页，164页。
[36]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58—1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