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早期，法国国家日益增强的权力践踏了个人权利，首当其冲的是产权。但它的做法，却是典型的欧洲方式，即通过操纵法律制度，而不是罔顾法律、纯用强力。要废除惯例的权利和约束，必须经过漫长的辩论，并依照封建法律秩序的规定，在政治上争个明白。因此，剥夺高等法院的权力，足足花费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法国国王对反抗的农民非常残忍，对精英参与者却有不寻常的尊敬。在投石党叛乱遭受失败之后，两名带头造反的贵族蒂雷纳（Turenne）和孔代（Condé），要求并获得了路易十四的饶恕。如果这些人是中国贵族，他们和所有家人都会被处死。
路易十四死于1715年，身后的君主政体债台高筑。为了减少负债，国家诉诸类似保护费诈骗的伎俩。它掌控名叫司法堂（chambre de justice）的特别法庭，然后威胁要调查债权人的私人财务。几乎所有债权人或多或少都涉及腐败，便同意降低政府的欠债，以交换调查的取消。 [28] 用选择性的反腐调查来筹集收入，或胁迫政治对手，这种策略时至今日仍然流行。
新财政部长约翰·劳（John Law）上任后，法国尝试另一套应付债权人的办法。它创建国家银行，订出硬币换成钞票的固定比率，然后强迫百姓统统以硬币兑换钞票，如有不从，则以起诉、抄家、充公来威胁。过后，银行又毁约，让钞票在硬币的基础上一再贬值，实际上只想少付债务利息。约翰·劳宣称，个人手中的财产，只有用于国王认可的正当用途，方才真正属于个人，导致孟德斯鸠（Montesquieu）称他为“欧洲史上促进专制的最伟大人物之一”。但约翰·劳的制度最终证明无法实施，随后很快破产。 [29] 像近代的很多专政政体，法国君主政体发现，政治法令既不能建立投资者的信心，也无法取消经济的基本原理。
18世纪时期，法国各式的社会和政治参与者，相互均势发生了重要改变。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增长，提高了生产效率，导致物质财富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剧增。就重要性而言，这些经济变化却比不上同时发生的思想运动。关于人权和平等的启蒙思想，在欧洲迅速扩散，获得突如其来的胜利。18世纪80年代重开三级会议，开会原因完全不同于先前：三级会议限制国王权力的权利，不再基于封建习俗的古老起源，而基于它们能代表享有平等权利的广泛公众。一般认为，法兰西王国的财政制度已变得非常可怕，既复杂又不公平。早先数代财政部长，使用各式花样来赖债和搜刮债权人，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新见解：征税应该统一和公平，合法性来自法国人民推选的代表。
法国大革命和民主莅临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我不想在本书详尽叙述。我之所以提起，只是为了一个不同目的。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法国政治家，接受新思想的影响，尝试以和平改革的方式改造旧制度，但由于既得利益团体紧紧抓住政治权力不放，而屡屡受挫。
这样的努力有过两次。第一次始于路易十五和首相莫普（Maupeou）治下的1771年。莫普发起与高等法院的冲突，禁止他们彼此联系和举行罢工。对方拒绝听命后，莫普重组整个司法系统，并取消巴黎高等法院的大部分司法权。最重要的是，他废除司法等公职的出售，让由国王直接付薪的新法官取代寻租者。更为公平的新所得税也变成永久性的，所依据的是对资产更为严格和诚实的评估。政府由此向卖官鬻爵的整个制度发动正面进攻，所威胁的不但是捐官者的职位，而且是其家庭储蓄的投资。 [30]
该行动引起极大反抗，反抗者既有捐官者的既得利益团体，也有新兴的民主公众，后者奋起支持寡头反抗专制权力的扩展。传统的家族精英，把自己对改革的反抗描绘成对独裁的抵制。颇不受欢迎的路易十五突然死于1774年，他的继承者路易十六（大革命期间被送上了断头台），最终被迫恢复高等法院所有的权利和特权。 [31]
第二次是在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担任财务总监的18世纪70年代。他是重农主义者，对政治改革不感兴趣，但深受自由经济思想的影响，希望使法国经济更趋合理化。在这点上，他很像现代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部长。那些部长自己是技术专家，信奉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脱颖而出。杜尔哥废除了谷物的出口限制，以及旨在稳定面包价格的其他复杂规定。他进一步颁布法令，废除享有特权的行会，将劳役转换成地主的新税。所有这些，都可被视为现代化和理性的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必需的。但它们遇上狂暴的抗议，不仅来自面临面包价格上涨的城镇穷人，还来自行会和其他依赖国家租金的既得利益团体。杜尔哥倒台，第二次努力终告结束。 [32]
法兰西王国的政治制度无法自我革新。广大的寻租联合体获得权利，并在传统和法律中寻求保护，这就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他们的产权体现在公职中，但这是非理性和紊乱的，且多数又属不义之财。等到寻租者被非人格化和任人唯才的官僚所替代，现代法国方能涌现。如果政府正面攻击这些权利，就会使自己权力所依赖的法律制度变得非法。作为现代政治制度重要组件的法治，很早就在法国获得发展，远在负责制政治机构和资本主义之前。所以，它所保护的不是现代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传统的社会特权和国家掌控的低效经济。即使等级制度高层，在思想上接受旧制度的破产和根本改革，他们也没有力量打破寻租联合体所建立的平衡。需要更为强大的力量，即制度外非精英团体的愤怒，借用革命来将之彻底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