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下半叶，在路易十三和首相黎塞留（Richelieu）、路易十四和马扎然（Mazarin）治下，法国财政危机以总督这一新建制为中央集权铺平道路。他们通常是年轻官员，前程全靠自己。如托克维尔所说，他们“并不是靠选举权、出身或买卖官职才获得手中权力”。重要的是，他们与地方精英或管理财政的鬻官等级制度全无瓜葛。总督通常是新近封爵的人，其直接下属即是平民。他们不像寻租者，巴黎的政府部门可随意予以辞退。中国为郡县配备官员，土耳其派人管理外省，现在法国发明了相同的制度。托克维尔继续说道：
然而，这些强势的官员在残余的古老封建贵族面前仍然黯然失色，仿佛消失于贵族所尚存的光芒之中……在政府内，贵族簇拥着国王，充实宫廷；他们统率舰队，指挥陆军。总而言之，贵族不仅是那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人物，连后代的眼光也常常停留在他们身上。若是有人提议任命大领主为总督，那便是对他的侮辱。最贫困潦倒的贵族，通常也会拒绝这样的职位。 [18]
17世纪中期之前，总督的派遣没有全盘计划，只是中央政府为应付特定麻烦而派出的。 [19] 渐渐地，他们愈益牵涉征税，尤其是传统上由地方官员监督的土地税。他们的篡权就是该世纪中期宪法危机的背景。
中央政府和地方参与者分享权力的斗争，主要涉及高等法院所发挥的作用。如前所述，法国有传统的两层会议制度。一层是省级会议，每省一个（其中最重要的是巴黎高等法院），另一层是全国三级会议。在中世纪晚期，法国国王定期召开全国三级会议来批准税赋，像英国议会一样。但没有它们，国王自己也能单独统治，这被视作专制权力的标志。从玛丽·德·美第奇摄政王的1614年，到大革命前夕的1789年，竟没召开过一次全国三级会议。代议制度在英国获得发展，在法国却没有。要弄清其中原委，必须了解高等法院为何在一国发展成为强大机构，在另外一国却没有。
代表地方精英利益的省级高等法院基本上是司法机构。跟全国三级会议不同，它们经常开会，可以成为对国王权力的制衡。国王如想颁布一项新税，就要来高等法院注册。高等法院通常举行公众讨论，遇上税务事项，会变得相当激烈。然后，高等法院可注册原封不动的法令，可修改，也可拒绝。不受欢迎的法令会在法庭上接受地方官员口头或书面的抗议。高等法院的权力很有限，因为国王可召开所谓的御前会议（lit de justice），将高等法院所拒绝的法令强行注册。 [20] 高等法院的抗议仅仅让国王蒙羞而已。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之后，该制度面临严重危机。其时，三十年战争的累计债款促使法国政府试图在和平时期继续战时的征税水平。巴黎高等法院的拒绝，最初导致马扎然打退堂鼓，从大多数的外省撤回总督。但高等法院领袖随后被捕，激起了所谓投石党（Fronde）的普遍叛乱。 [21] 从1648年到1653年，投石党运动分成两个阶段，代表了传统地方精英和贵族，对君主实施最终制裁，即武装叛乱。双方都有可能赢得内战，但到最后，政府政策激怒的各式社会参与者不能团结一致以取得军事胜利。
高等法院和贵族的失败，为法国政治制度的彻底集权铺平道路。17世纪下半叶，路易十四和财务总监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故意将总督转化成国家工具，让皇家会议（Royal Council）赋予他们在全法国的统一权力。 [22] 他们被安插到每个省份，权力大为增加。他们开始招募和监督地方民兵，接管公共建设，负责公共秩序。救济穷人的义务，早已被封建贵族放弃，也变成由总督经手的中央政府的功能。 [23]
国家建设过程中湮灭的自由，还包括城镇和市政的自治权。直到17世纪晚期，法国的城镇居民一直行使权利，以民主方式选出地方法官。他们维护自身权利，经常还获得国王的支持，作为削弱地方贵族的手段。 [24] 但到1692年，第一次废除选举，地方法官改成中央指派的总督。托克维尔对此作出评论：
值得历史大加蔑视的是，这场伟大的革命在并无任何政治目的的情况下完成了。路易十一之所以限制城市自由，是因为它的民主性质使他感到恐惧；路易十四之所以摧毁城市自由并非出于恐惧，真实情况是他把城市自由出售给所有能赎买的城市。其实他并不想废除城市自由，而是想以此为交易，即使他实际上废除了城市自由，那也绝非本意，而仅仅是基于财政目的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是，这套把戏一成不变，竟然持续了八十年。 [25]
托克维尔有一条非常有趣的评论。他所钦佩的新英格兰城镇是美国民主的基础，与中世纪的法国城镇一样，都源自相同的封建地方机构。到18世纪，两者却分道扬镳，原因在于法国中央政府的收买。 [26] 法国城镇政府开始受到寡头的控制，他们愈益通过买卖官职来获得公职，让自己出名。社区团结因而遭受破坏，除了掌控公职的精英，其他民众陷入冷漠。
政治集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建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更为划一的国家。1685年撤销南特敕令，让天主教独霸一方，导致很多企业家和巧匠的新教徒移民到欧洲他处，甚至远赴北美和南非。中央政府现有更大权力，可以宣布新税，不用担心已被慑服的高等法院的反对，全国各地的税赋差异得以降低。投石党叛乱失败之后，贵族失去了其在农村的权力基础，反被召到宫廷。他们在那里直接为自己的补助金和免税进行游说，为觐见国王而忍受操纵。古老贵族争相出席路易十四的晨服仪式（levée），就是其中一例。贵族以真正的政治权力和财富作为代价，得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地位。 [27] 仍然剩下的权力只是他们继续控制的领主法庭。我们在第17章中看到，此类法庭在英国逐渐纳入皇家的控制。所以，法国只在错误的地方获得统一：丧失地方上的政治自治，以致不能在社区问题上做出决定；保留了地方贵族掌控的不平等司法制度，以致人们更加不相信既有产权的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