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方面，1100年的封建欧洲很像周朝的中国。有名义上的君主或统治朝代，但实际权力落到高度分散的封建领主手中。他们保持军队，维持秩序，主持正义，在经济上基本上自给自足。也像中国一样，有些王室凭借严密的组织能力、冷酷无情以及运气，而变得出类拔萃，并开始在愈益扩展的地域中巩固自己的领土。
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发生巨大的政治变动，导致强大国家的兴起，可与中国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国家建设媲美。变更背景是人口的大幅增长，尤其是在16世纪，再加上人均财富的递升。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如我们以前讲到的，也影响奥斯曼帝国。它在欧洲造成的效果，比在中东也许更为良性。欧洲人口从1500年的六千九百万，增至1600年的八千九百万，增长率几近30%。 [6] 大量金银来自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经济货币化在迅速流行。贸易增长开始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1470年到19世纪初，西欧商船的规模增长十七倍。 [7]
这段时期的一开始，多数欧洲政体只是“领地国家”（domain states）。国王的全部收入来自自己的领地，只占他名义上统治疆土的一小部分。行政人员很少，来自国王家庭。实际权力分散在各级封建属臣手中。他们都是自治的政治实体，保持自己的军队，向自己的百姓征税，在地方上主持正义。如果自己是强大的男爵，就提供服务给国王。如果自己是较低等级的属臣，就提供服务给男爵。他们不是以税赋而是以自己的鲜血来履行义务，或亲自披挂上阵，或率领侍从。事实上，大多数贵族因此而免缴税赋。国王的领地可能散播于辽阔的疆土，分成数块，互不相连。他的王国只是各级属臣领土的拼凑图，甚至忠于敌对国王的属臣也会间杂其中。
到这段时期结束，大部分欧洲政治秩序已转化成国家体系。领地国家转化成缴税属国，君主的收入不仅来自国王自己的领土，而且来自他所能征税的整个疆域。管理这个制度需要更大的国家官僚机构，最开始是秘书处和财政部，以掌控收入的征集和支付。地方领主的自治受到严重限制，现在需要缴税，而不再提供服务。中央政府向农民直接征税，从而破坏了领主与农民的传统关系。欧洲教会的地产都被国家夺走，国家直接控制的领地显著增加。国家司法的领土也从互不相连的拼凑图，变换成相邻的一整片。例如，法国版图就是在那时形成现在熟悉的六边形。通过征服、联姻或外交，各国吸收弱小政治体而得以扩展。各国也开始渗透社会，以宫廷语言来统一和减少各地方言，调整社会习俗，在愈益增大的管辖区内，建立法律和商业的统一标准。
该变化的速度和程度颇不寻常，在很多方面可与东周时期的中国媲美，不同处只在最终幸存国家的众多，而不是大一统帝国。以征税为例，在哈布斯堡帝国内，1521—1556年的征税为430万弗罗林（Florins），1556—1607年便涨到2 330万。英国的平均年度税收，从1485—1490年的5 200英镑涨到1589—1600年的382 000英镑。卡斯提尔王国（Castile）在1515年征税150万枚达克特（ducat）金币，到1598年征税1 300万枚。 [8] 增加的税收用来支付更大更为专业的公共机构。1515年，法国有七至八千官员为国王服务；到1665年，皇家行政人员升至八万。巴伐利亚政府在1508年有162名官员领取薪俸，到1571年增至866名。 [9]
欧洲国家的早期发展植根于主持正义的能力，但到16世纪之后，几乎全是为了资助战争。这段时期的战争愈打愈大，几乎持续不断。其中大型的包括：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为争夺控制意大利的持久战；西班牙征服荷兰联合省的努力；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在新大陆争夺殖民地；西班牙试图侵略英国；宗教改革之后日耳曼内的持续对峙（以三十年战争而告终）；瑞典向中欧、东欧和俄罗斯的扩张；奥斯曼、哈布斯堡和俄国之间的战火连绵。
早期现代的国家除了基本治安和正义，没有提供多少服务。它们预算的大部用在军事开支。荷兰共和国预算的90%，花在与西班牙国王的长期战争上。哈布斯堡帝国预算的98%，用来资助与土耳其和17世纪新教政权的战争。17世纪从头到尾，法国的预算上涨五到八倍。从1590年到1670年，英国预算增加了十六倍。 [10] 法国军队人数从13世纪的一万二千，增至16世纪的五万和17世纪30年代的十五万，再增至路易十四统治晚期的四十万。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