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为何发展不出本土的资本主义？这引起了广泛争论，包括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和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本卷目的不是为了参与争论，只是想解说，遏制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大概不是由于良好制度的缺席。
现被认为与现代经济发展休戚相关的制度，明朝中国已拥有大部。它有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国家，可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卖官鬻爵和其他公开的腐败虽然存在，但不像17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参看23章和24章）那么猖獗。 [26] 暴力处于控制之中，与很多当代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实现了文官政府对军队的高度控制。其弱点当然是法治的缺乏，产权因此而受害于政府的朝令夕改。如我在第17章中所争论的，对经济增长而言，宪政意义上的法治并不是必须的。虽然土地不时被征用，尤其是在朝代初期，但国家得以维持几十年“足够好”的产权，在农村的征税也尤其偏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足够好的产权，以支持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 [27]
当然，明朝中国奉行经济上不理性的政策，严格控制商人和贸易。它对食盐生产的垄断将价格人为提高，像法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导致大量走私和腐败。对发展来说，政策远远没有制度那么重要，朝令可以夕改，而制度的建立则艰难得多。
中国所缺乏的，恰恰是经济学家假设为人类共同特征的利益最大化精神。明朝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沉浸在巨大的满足之中。皇帝觉得没有必要收取力所能及的税赋，其他种类的革新和变更也都不值一试。下西洋总兵正使郑和远航印度洋时，发现了全新的贸易通道和文明社会，但没有激起好奇心，也没有后续的远航。下一个皇帝为了节约而削减海军预算，中国的大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刚刚开始，便告结束。同样，名叫苏颂的宋朝科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座机械时钟，由水轮推动庞大多层的齿轮系统，因女真人攻陷首都开封而遭遗弃。时钟的部件散落各地，如何制作，乃至它的曾经存在，经过几代人就湮没无闻了。 [28]
阻碍明清中国取得经济增长的因素，今天已不复存在。早期西方评论家认为拖中国后腿的文化缺陷，现也不再是原因。20世纪初，大家都嘲笑儒家理想中的士绅学者，留长指甲，除了当官，拒绝做任何其他工作，成为现代化的障碍。这一独有的士绅理想已在20世纪消失，但重视教育和私人进取的文化遗产仍然生龙活虎，非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它体现在全世界无数中国母亲身上，省吃俭用，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敦促他们在标准化考试中出人头地。导致明成祖的继任者取消远航的自满，已被异乎寻常的强烈意愿所取代，中国领导人渴望学习外国经验，如果合适便加以采用。首创门户开放的政治家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在前一世纪全球经济比赛中表现得如此糟糕，现在又如此杰出。较为信服的解释是它对科学、知识和革新的态度，而不是它的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
[1]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独裁、民主与发展》（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载《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第87卷，第9期（1993年）：567—576页。
[2]例如罗伯特·贝茨，《繁荣与暴力》；罗伯特·贝茨，Avner Greif和Smita Singh，《组织暴力》（Organizing Violence），载《解决冲突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第46卷，第5期（2002年）：599—628页；道格拉斯·诺斯，巴里·温加斯特和约翰·沃利斯，《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
[3]曼瑟尔·奥尔森的其他理论，譬如民主社会的税率低于专制社会，也是错的。我们将在第27章中看到，英国议会负责制的出现反而导致税率的大幅增加。
[4]引自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和布鲁姆（Irene Bloom）编，《中国传统研究资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第2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卷，39页。
[5]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10页。黄仁宇（Ray Huang），《明代的财政管理》，载贺凯（Charles O. Hucker）和林懋（Tilemann Grimm）编，《明代的中国政府七论》（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105页。
[6]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更新第2版，24页。
[7]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31页。
[8]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82页。
[9]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28—129页。
[10]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07—109页。
[11] 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85页。
[12]Herbert Simon，《经济和行为科学中的决策理论》（Theories of Decision-Making in Economics and Behavioral Science），载《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第49期（1959年）：253—283页；Herbert Simon，《理性选择的行为模式》（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载《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第59期（1955年）：98—118页。
[13]中国统治者是“税收最大化者”的见解，只是将基于现代行为的假设，投射到过去，却没有历史事实的基础。最大化的执行需要他们作出更大努力，很可能大大增加相应的成本，体现在政治反对、农民起义、官僚机构的抗议等。在王朝晚期，长江下游富庶地区的富有贵族发起激烈的抗税，导致了惊人水平的欠税。政府不仅没有加以追究，实际上反而宣布税率削减。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107—109页。
[14] Herbert Simon，《行政行为：行政组织中的决策研究》（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纽约：自由出版社，1957年），180—185页。
[15]崔瑞德和牟复礼编，《中国剑桥历史》第8卷，52—53页。
[16]杨联陞，《地方管理》（Local Administration），载贺凯和林懋编，《明代的中国政府七论》，4页。
[17]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21页。
[18]贺凯，《明代的政府组织》（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21卷（1958年）：25页。
[19]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24页。
[20]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32—33页。
[21]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38页。
[22]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41—53页。
[23]贺凯，《明代的政府组织》，28页；崔瑞德和牟复礼编，《剑桥中国史》第8卷，104—105页。
[24] 有关万历皇帝统治的详情，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
[25]黄仁宇，《明代的财政管理》，112—116页；牟复礼，《帝制中国900—1800年》，734—735页。
[26]参见 Koenraad W. Swart的《17世纪的公职出售》（Sale of Offic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海牙：Nijhoff出版社，1949年），其中有关中国的章节。
[27]从所谓的“自然”（natural）秩序，到“开放准入”（open access）秩序，道格拉斯·诺斯、巴里·温加斯特和约翰·沃利斯提出过渡三台阶：文官控制军队、针对精英的法治、“永久”组织（其他社会学家称之为制度[机构]）。如果我主张的中国享有“足够好”的产权获得赞同，那么中国符合这三个条件，至少不差于后来成为“开放准入”秩序的许多早期现代欧洲国家。参见道格拉斯·诺斯，巴里·温加斯特和约翰·沃利斯的《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
[28]David S. Landes，《计时上的革命：时钟和创造现代世界》（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修订版（马萨诸塞州剑桥：贝尔纳普出版社，2000年），15—16页，引自李约瑟，王玲和Derek de Solla Price，《神圣的时钟：中国中世纪伟大的天文钟》（Heavenly Clockwork: The Great Astronomical Clocks of Medieval China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