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讨论的政治发展三大组件中——国家建设、法治、负责制——中国在历史早期就获得了第一件。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他们设计的行政机构是理性的，按照功能而组织起来，以非人格化标准进行招聘和晋升，这绝对是世界第一。也许因为中国社会如此重视家庭，国家建设者认定，他们的特别任务就是在政府中杜绝腐败根源的家族或裙带的影响。
在战国时期的战争洪炉中建立如此制度是一回事，要在后续两千年中维持下去是另外一回事。早已获得现代性的官僚机构，在国家崩溃或遭受贵族家庭的瓜分时，又变成衰败和家族制复辟的牺牲品。国家衰退在数世纪内逐渐发生，再要恢复到当初秦汉创建者的设计，也要花费数世纪。到了明朝，古典制度在很多方面获得完善。它更加任人唯才，所控制的社会比汉朝的更为庞大，更为复杂。
在其他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又是落后的。它从没创立法治和政治负责制的机制。国家之外的社会像以前一样，与欧洲或印度相比，组织得更为松散，很难采取政治行动。没有拥有土地的独立贵族，也没有独立城市。四下分散的士绅和农民，只可被动地抵制政府命令，不时爆发激烈的起义，又遭到残酷的镇压。他们从来没有像斯堪的纳维亚农民所做的那样，组织成集团向国家争取权利。随着佛教和道教的流传，独立的宗教团体在隋唐时期蓬勃兴起。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这些宗教团体发挥反国家的作用，从红巾军到太平天国。但宗教始终只是小宗派现象，在正统儒家当局的眼中是可疑对象，从没能代表强大的社会共识，也不能以法律监护人的资格来限制国家权力。
中国王朝的重大遗产是高品质的威权政府。世界上几乎所有成功的威权现代化者，包括韩国、新加坡，现代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都是分享中国共同文化遗产的东亚国家，这不是偶然现象。很难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中东，找到像新加坡的李光耀或韩国的朴正熙那样素质的威权统治者。
但明朝和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的经验，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在没有法治或负责制的情况下，良好统治能否长久。如遇坚强能干的皇帝，该制度卓有成效，雷厉风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遇变化无常或庸碌无能的君主，他们大权独揽，经常破坏行政制度的效率。武则天清洗官僚机构，安插自己不合格的追随者；明太祖废除丞相制，让继任者束缚于这一困境；明神宗完全不理政事，导致政府瘫痪。中国人视之为“坏皇帝”问题。
中国制度中确有一种负责制。皇帝接受教育，深感对人民的责任。他们中的优秀者，尽量回应人民的需求和抱怨。尽责的统治者还经常以人民名义惩戒手下官员，并依靠宦官网络来刺探谁在做好事，谁在做坏事。但制度中唯一正式的负责制是向上的，即对皇帝负责。地方官员必须担忧，宫廷如何看待他们的表现，但绝对不会在意普通老百姓的意见，因为后者无法依赖司法或选举的程序来反对自己。对普通中国人而言，遇上昏官的唯一求援是上诉，希望皇帝有可能获悉。即使是好皇帝，在如此辽阔的帝国中，要想得到他的注意简直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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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治和政治负责制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滥权的绝大多数，并不来自暴政的中央政府，而是来自散布四方的各级地方官员。他们狼狈为奸，或偷窃农民的土地，或接受商人的贿赂，或漠视环保和安全的规则，或遵循历来地方官员所从事的。如有灾难发生，例如地震披露的豆腐渣学校工程和管理不善的公司的奶粉污染，中国人的唯一求援就是向中央政府上诉。而中央政府则不一定作答。有时，它会对犯法官员采取严厉措施，但在其他时候，它自己太忙，或心不在焉，或要应付更为紧要的事务。
法治和政治负责制本身很好，但有时会搅乱卓有成效政府的运作，如印度国家由于诉讼和公众抗议，而无法作出基建项目的决策；或美国国会由于说客和利益团体，而不愿面对像社会福利这样的紧迫问题。
但在其他时候，为维护卓有成效的政府，法治和负责制又属必不可少。在适当条件下，强大的威权制度可以建立非常有效的政府。政治制度要能承受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内部领袖的变更。法治和负责制制衡国家权力，从而减少政府表现的参差不齐。它们约束最好的政府，但也防止坏政府的失控。相比之下，中国人从未能解决坏皇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