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前，明朝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本土政权，其传统政治制度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机构现在看来是非常现代和有效的，但其他方面却落后和失灵得难以置信。
首先是帝国的官僚选拔制度。科举制度的根源可追溯到汉朝，但在隋、唐、宋初，出仕人选仍局限于精英家庭的小圈子。到了明朝，科举制度才成为进入政府的主要途径，赢得了威望和自主，使之成为所有后世科举制度的榜样。
科举制度与更广泛的教育机构相连。全国各地都有儒家学校，接受望子成龙的父母送来的孩子。最好的学生由老师推荐去南京和北京的国子监深造，将来参加科举考试。（推荐不争气学生的老师要受罚。此法现代大学可以借鉴，用以抵制贬值的分数。）精英家庭仍有可能以“例监”的名义，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去。但这些靠捐纳取得资格的监生（类似于当代哈佛和耶鲁的遗产特选生，即富裕校友的孩子），很少抵达官僚机构的最高层，那里仍然严格要求选贤与能。 [20] 最高荣誉属于连中三元者，即在三级考试中都获第一名：省的乡试、京城的会试、宫廷的殿试。在明朝历史中，完成此一壮举的仅商辂一人。他在官僚机构中级级高升，到15世纪晚期成为谨身殿大学士。 [21]
中国的官僚机构树立了一个模版，几乎所有现代的官僚机构都是它的复制品。它有中央集权的委任和晋升制度，各等官职从顶端的一品到底部的九品（很像美国政府的文官序列表），每一品又分正从两级，所以，官职提升可从正六品到从五品。经科举而入仕的官员，会被派到全国各地担任低层官职，但不得在自己家乡。如果亲戚碰巧分配在同一衙署，年少的通常必须引退。三年之后，官员得到部门主管的评估，再直接上报吏部。不鼓励官僚的水平调动。经受住这个制度淘汰、并被提升到顶端的官员，往往是才华特别出众的。 [22]
然而，这些才干优长、组织良好的官员在为一位独裁者服务。他无须遵守任何规则，大笔一挥便可否决仔细谋划出来的政策。他们面对皇帝变化无常的处罚和清洗，只有很少高官得以结束自己的任期，而没有受到羞辱。最坏的决策出自开国的太祖皇帝，他对自己的丞相产生怀疑，不但废除丞相制，而且规定“以后嗣君，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此请者，置之重典”。这意味着，后代皇帝不能有相当于总理的助手，只好亲自与掌管实际工作的数十部门打交道。这个制度在精力充沛、巨细无遗的明太祖手中，尚能勉强运转；在能力较差的后代统治者手中，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十天内，太祖必须应答1 660本奏章，处理3 391件不同事项。 [23] 可以想象，继任者对太祖所规定的工作量的愤慨。
很多后代皇帝不胜其任。传统上认为，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最不堪者之一。他自1572年到1620年的漫长统治，正好对应着明朝的式微。 [24] 在位的后半期，他干脆拒绝与尚书们见面和主持朝廷。数千份奏折留中不发，在宫廷里堆积如山，既不看也不予答复。事实上，他一连数年不出宫殿，其间重要的政府决策都无法制定。他也非常贪心，挪用国家财政来支付私人费用，例如建造壮观的定陵。17世纪早期的军事危机中，国家储备仅剩二十七万两银子，他自己名下却累积两百多万两。不顾户部尚书的屡屡请求，他仍拒绝发放足够的帑银来支付军饷。 [25] 他的行动直接导致了最终摧毁明朝的满族力量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