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过渡之后的中国现代化
我最后一次讨论中国是在第9章。从3世纪到6世纪，中国经历了三百年的政治衰败。我们追踪它的发展，直到隋唐的重新统一。我提到，秦汉时期就已到位的现代国家制度，遭受严重的崩溃，政府重又家族化。汉朝之后的继承国，多半由贵族家庭掌控，他们将亲戚安插在主要职位，竞相攫取更多权力。重新统一中国的隋唐两朝的创始人，杨坚和李渊，都出自这个阶层。前者来自北周重要的贵族家庭，后者来自中国西北部的李氏望族，曾被封为唐国公。 [1] 像大部分继承国，隋朝和唐朝早期都操纵在贵族手中，他们官居要职，统帅军队，掌控地方政权。这个精英由北方军事贵族组成，其成员与鲜卑等野蛮血统进行广泛的通婚。605年重新建立的科举制度，只是敷衍了事，在招纳非精英进入仕途上乏善可陈。 [2]
唐朝持续近三百年，但在后期非常不稳定（请看表2的朝代排列）。从7世纪中期“邪恶”皇后武则天崛起开始，贵族精英杀死很多自己的同伴。到8世纪中期，帝国东北边境上的粟特—突厥（Soghdian-Turkish）将军安禄山发动叛乱，唐朝皇帝和太子不得不在深更半夜朝不同方向逃出首都长安。叛乱在八年后终告平息，但帝国中心区域的内战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损失和经济衰退。帝国再也没有获得全盘恢复，权力流失到愈益自治的边境节度使。中国政治制度始终保持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但从此时开始像罗马帝国，强悍的将军将辖下的藩镇当作权力基础，追求自己的政治前程。唐朝最终在1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崩溃于叛乱和内战，北方出现军人掌权的五个短命朝代，南方则看到十个王国你方唱罢我登场。
表2. 后期中国朝代
尽管有将近五十年的中断，中央国家的合法性在唐朝末年仍然获得广泛的认同，以致将领之一的赵匡胤在960年重新统一中国，以太祖皇帝的名号开创宋朝。在很多方面，宋朝在文化思想上是最多产丰饶的朝代。佛教和道教在隋唐两朝广受中国百姓和精英的欢迎，而儒家在北宋期间得到巨大的复兴，夺回不少信徒。宋明理学是一次强大的思想运动，波及邻国的朝鲜和日本，大大影响了整个东亚的思想文化生活。 [3]
同时，中国开始承受一系列来自北方部落的入侵，他们得以占领大片领土，最终竟是整个国家。 [4] 边患始于契丹，它是蒙古边界的一个突厥—蒙古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庞大的辽国，夺得汉族聚居的燕云十六州。党项人在辽国西边创建了西夏，包括前几朝已受中国控制的边界地区。下一个出现的是来自东北的女真部落（满族的老祖宗），它击溃辽国，并把契丹赶到中亚。（他们向西逃得很远，竟然碰上俄罗斯人。自此，后者把所有中国人都叫作契丹斯基Kitaiskiy。）1127年，女真人洗劫宋朝首都开封，囚禁刚退位的皇帝和其儿子，迫使宋朝播迁南方，开创南宋朝代。女真人的金国在最旺盛时控制大约中国的三分之一，直到1234年败于另一入侵的游牧民族蒙古人。 [5] 占领中国北部之后，忽必烈可汗率领的蒙古军向西南发起进攻，一举占领整个中国。1279年，蒙古军追逐南宋朝廷到广东沿海小岛的崖山。在蒙古军的团团包围下，数千朝臣自悬崖跳入海中自尽 [6] ，忽必烈可汗成为新创元朝的第一任皇帝。元朝统治者最终在1368年的民族起义中遭到驱逐，为本土的明朝所取代。
春秋战国时期的持久战争激发了愈演愈烈的建国举措，宋朝时的外敌入侵，却没对中国政治秩序发挥类似的作用。尽管有北宋兴起的理学派的辉煌成就，这仍是一段相当令人沮丧的时期，中国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阻止了政权对迫在眉睫的边患作出充分准备。军事压力来自社会发展程度远远低于中国的游牧民族，反而成为骄傲自满的理由。在当时的人类历史节点上，国家层次的社会与组成灵活骑兵的部落民族对峙，并不一定因先进的政治发展而取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如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所指出的，中国、中东和欧洲，因为邻接中亚辽阔的大草原，而遭遇周而复始的衰落—野蛮人征服—文明复苏。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一旦征服中国领土后，最终都采用中国制度，走后也没留下重要的政治遗产。只有欧洲先进“野蛮人”前来征服，方才刺激中国政治制度酝酿更为根本的改革。
从隋朝开国的581年到12世纪的宋朝晚期，中国最普遍的政治发展之一是家族政府的逆转，中央集权得以复原到西汉的古典官僚制。到结束时，中国政府已不再受贵族家庭小圈子的控制，治理国家的是从社会广泛阶层招纳来的士绅精英。官僚作为儒家价值的监护人，其道德节操获得修复，并为14世纪明朝的可观政府打下基础。中国人口在这段时期急剧增加，到1000年已有五千九百万，到1300年更高达一亿。 [7] 中国开发南方的大片边境地区后，其领土也扩充到几近今日的版图。在这巨大的疆域上，随着运河和道路的建造，商业和通信获得实质性的增长。尽管疆域辽阔，中国还是发明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设定规则，征收税赋。统治如此广阔领土的欧洲国家，还要再等五百年。
中国建立（或重建）较为现代的政治制度，不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与西方接触之后，而是在唐宋之间的过渡期，这一见解首先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新闻记者兼学者的内藤虎次郎（Naito Torajiro），即内藤湖南。 [8] 内藤认为，贵族统治在公元750年之后的动乱时期遭到席卷。其时，唐朝经历一系列叛乱和战争，非贵族背景的军事强人乘机掌权。宋朝在960年当政，皇帝不再受贵族家庭的威胁，形成更为纯粹的中央专制主义。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员更为公开的途径，平民对贵族地主的农奴般的义务终告结束，其地位得到改善。共同的生活模式在全国建成，较少依赖世袭特权，白话文和平易近人的通俗文学和历史话本，逐一取代唐朝高度正规的文体。内藤从中找到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显著平行，其时的欧洲，在强大专制国家的庇护之下，终止封建特权，引进公民平等。 [9] 虽然内藤的假设引起很大争议（尤其是他将西方分期法套用在东亚历史上的努力），但他的主要结论中，已有很多获得了晚近学者的认可。 [10]
我们现可以返回本章开头的中国政治秩序的四个问题，首先是专制问题，中国的专制是否比其他文明中的更为严峻？
“毒侔蛇虺”的女皇武则天
被后世中国史家称为“毒侔蛇虺”的武曌（624—705），其故事值得在此重提，其意义不只是它可以告诉我们中国政治的性质。女皇武则天是以自己名义统治中国、并建立自己朝代的唯一女子。她的起伏是一部有关阴谋、残忍、恐怖、性、神秘、女人掌权的编年史。她是极具天赋的政治家，单凭自己的意志和狡猾而获得权力。儒家意识形态以歧视女子著称，在这样背景之下，她的成就显得格外刺目。 [11]
我以前讨论法治时曾提到，它最初往往只适用于精英，而不是广大的民众，普通大众被认为不算完整意义上的人，不值得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在法治不存在的地方，精英成员通常比普通人面临更多危险，因为在上层赌注更大、权力斗争更激烈。这就是武则天治下的情形，她向中国的古老贵族家庭撒出恐怖的天罗地网。
有些历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在武则天的兴起中看到重大的社会启示。有的认为，她代表了上升的资产阶级；有的说，她是人民大众的斗士；还有的认为，她发挥了重要作用，把隋和唐初的家族精英赶走，代之以非贵族官员。尚不清楚，这些理论中哪一条最终证明是正确的。她自己拥有无懈可击的贵族血统，与隋朝皇族杨家有渊源。她并没有提携能干的平民，事实上她取消科举考试数年，为的是在官僚机构安插自己的宠臣。她对唐宋过渡的贡献，表现在她清洗实际上和受怀疑的贵族对手，大大削弱他们的人数，使整个贵族阶层变得孱弱，从而为安禄山的叛乱铺平道路。安史之乱标志唐朝走向末路的开始，促动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
像中国宫廷的很多其他女人，武曌发迹于当上唐朝第二个皇帝太宗的低级嫔妃。她父亲是唐朝第一个皇帝高祖的拥护者，后来升任高职。如上所述，她母亲是隋朝皇室的后裔。据谣传，她与太宗的儿子高宗甚至在太宗去世之前就已有染。太宗死后，她削发为尼，搬到佛教寺庵。但新皇帝高宗的王皇后，想转移丈夫对淑妃的宠爱，故意将她带进宫，以观鹬蚌之争。
这证明是个致命的大错。高宗皇帝为武曌神魂颠倒，在他漫长的当政时期，证明自己是软弱的，很易受武曌的迷惑。武曌与皇帝生得一女，在无儿女的王皇后来访之后，设法让女儿窒息而死。王皇后被控杀死武曌的女儿，与淑妃一起被废成庶人，家人都被放逐到遥远的南方。随之，武曌获得晋升，到655年当上皇后，遂下令将王皇后和淑妃截去手足，投入酒瓮。曾支持王皇后、反对武曌为皇后的宫廷官员，包括曾忠实服务于前代皇帝的，或被放逐，或被处死。
很多中国女子躲在当上君王的儿子或丈夫的幕后，却行使实质上的大权，但武皇后决心变成真正的共同皇帝（编按：与高宗一同上朝，临朝听政，合称“二圣” ），在公共场合中愈益显示自己的自主权。皇帝为了摆脱她的操纵，曾指责她玩弄巫蛊和妖术。但她当面力争，反而迫使皇帝杀死控告者，并从宫廷中清洗他们的拥护者。她恢复古代仪式，为自己和丈夫加封，震撼宫廷；为了逃避所谋杀的很多对手的鬼魂，她从长安迁都到洛阳。武皇后安排毒死自己身为太子的长子，诬蔑二子阴谋篡夺父位，将他放逐，迫他自杀。她丈夫最终于683年去世，她又把继承者（她的三子）中宗从皇位上拖下，处以幽禁。
不出意外，武皇后的兴起导致了684年的公开叛乱，叛乱来自身受其害的唐朝贵族家庭。武皇后迅速予以镇压，然后设置间谍和告密者的网络，厚赏检举者，从而对整个贵族阶层实施恐怖统治。她任用酷吏广泛从事现在所谓的“法外扑杀”（extrajudicial killings）。等恐怖发作完毕，她又把矛头指向酷吏头目，把他们也给杀了，这一切为她建立新朝铺平道路。690年，她改国号为周，不再以她男性亲戚的名义，而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执政。
武则天提倡爱民政策，减轻赋役，削减靡费的公共开支，扶助老弱病贫。她也推动为女子著书立传，延长对母丧的哀悼，封自己母亲为荣国夫人。她确实发动了一场社会革命，杀死大量在朝做官的唐代贵族和儒家学者。但她提拔的，不是有才能的平民干部，而是自己的宠臣和阿谀奉承之人，为此而特别放松相关考试和教育的标准。她统治的末期充斥着神秘主义、众多男宠（往往与她的宗教激情有关）、公开的贪污受贿，对于这些她并未试图加以遏制。几近八十岁的她，最终在政变阴谋中被迫让位；儿子中宗登基，改回唐朝国号。
武则天的行为在中国统治者中不算典型，后世的儒家卫道士申斥她是尤其恶劣的统治者。但作为暴君，对政权内的精英进行大肆的恐怖统治，她在中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多数的欧洲君主，其行事处世较守规则，但对治下的农民和其他平民，往往更加残酷。
武则天的兴起反而给中国女子掌权带来挫折，因为后来的文人学士将她当作女人干政只会坏事的例证。明朝皇帝在宫门上悬挂一块铁牌，告诫自己和继承者，时刻小心后宫女子的阴谋。后者不得不回到幕后，重新操起遥控儿子或丈夫的故技。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