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到现代化之前，法治便存在于中世纪的欧洲、中东、印度。这些社会的统治者承认，必须在并非由自己创造的法律下过活。然而，限制他们行为的实际程度，不仅取决于理论上的认可，还要依赖立法和执法的建制化状况。要想让法律对统治者构成更为有效的约束，需要某些特定的条件：它被编纂成权威的文本；法律的内容不由政治当局而由法律专家来确定；最后，法律被有别于政治等级的建制性秩序所保护，拥有自己的资源和任免权。
与中东或印度相比，西欧的法治获得更大程度的建制化。这与其说是宗教思想的缘故，倒不如说是欧洲发展中历史性的偶然情势所致，因为东正教就从未有过类似的发展。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权力的极端分裂，给了教会极大的机遇。这导致了颇不寻常的情形：法治得以在欧洲社会中生根发芽，不但早于民主和负责制政府的出现，而且早于现代国家的构建。这在建制化法律的方方面面都是昭然若揭的。
编纂
印度的“吠陀本集”口传心授，到后期方才写成文字。明显不同的是一神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很早就开始以权威的经典为基础。他们都被称作“圣书上的民族”。但只有在西欧，混乱的文本、法令、解释和评论被梳理成逻辑统一的整体。在穆斯林、印度和东正教的传统中，找不到《查士丁尼法典》和格拉提安的《教会法规》的等同物。
法律专业化
在这一方面，基督教与其他传统基本上大同小异，大家都培养了解释和执行法律的专家。只是法律教育在先进大学系统中获得的开发和正规化，西欧要胜过其他地方。
机构自治
按照亨廷顿的分类，自治是机构发展的典型特征。在这一方面，跟其他地方相比，西方法律获得更多进展。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类似格里高利改革和叙任权斗争的经历。其时，整个基督教会机构都投入与世俗统治者的持久政治冲突，造成势均力敌的僵局。最后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确保教会作为一个机构的自治地位，并大大鼓励它发展自己的官僚机构和正式规则。
所以在前现代，与中东、印度和东正教相比，西欧的法治对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实施了更为强大的制衡。就后来自由制度的发展而言，这个意义重大。
欧洲的法治得以存活下来，尽管它的合法性基础在向现代化的过渡中发生了变化。这是内部有机发展的结果，宗教改革破坏了教会权威，启蒙运动的世俗思想又腐蚀了当时的宗教信念。基于国王、民族或人民的新主权思想，开始取代上帝的主权，而变成法律合法性的基础。许多评论家指出，西方法治比现代民主足足早了数个世纪，所以18世纪的普鲁士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Rechtsstaat），在人民主权原则获得承认之前，已在制衡行政权力。到19世纪的晚期，民主思想获得合法性，法律越来越被视为民主社会的正面措施。此时，法治所造成的习惯已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文明生活与法律共存的观念、强大自治的法律机构的存在、资本主义繁荣经济的需求，合在一起加强了法治，尽管其合法性的基础已有变更。
我反复强调，一个没有法治的伟大世界文明是中国。中国皇帝当然有能力实施暴政，如秦始皇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基础创建大一统国家。然而，中国历代皇朝并不以严酷统治著称。在有关产权、征税及为重塑传统社会风俗而行干预的程度上，中国国家遵守明确的限制。如果这些限制不是来自法律，那源头到底是什么？作为成熟的农业社会，中国如何治理？这是下面两章的主题。
[1]John W. Head，《法典、文化、混乱和冠军：中国、欧洲和北美法律编订的共同特征》（Codes, Cultures, Chaos, and Champions: Common Features of Legal Codification Experiences in China,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载《杜克大学国际比较法律杂志》（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第13卷，第1期（2003年）：1—38页。另请参阅Martin M. Shapiro，《法庭：基于比较和政治的分析》，169—181页。
[2]有关背景资料，参见J. Duncan M. Derrett，《印度的宗教、法律与国家》（Religion, Law, and the State in India ）（伦敦：Faber出版社，1968年），第3章，第4章。
[3]参见Richard W. Lariviere，《司法与班智达：古印度法论当代读本所闹的笑话》（Justices and Panditas: Some Ironies in Contemporary Readings of the Hindu Legal Past），载《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第48卷，第4期（1989年）：757—769页。
[4]J. Duncan M. Derrett，《印度法律史》（History of Indian Law [Dharmasastra ]）（莱顿：E. J. Brill出版社，1973年）。
[5]Richard W. Lariviere，《司法与班智达》，763—764页。
[6]Alfred C. Stepan和Graeme B. Robertson提到，自由民主制的真正缺席与其说在穆斯林世界，倒不如说在阿拉伯世界。参见Alfred C. Stepan和Graeme B. Robertson，《阿拉伯的民主空白超过穆斯林》（An“Arab” More Than a“Muslim” Democracy Gap），载《民主杂志》第14卷，第3期（2003年）：30—44页。
[7]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165—166页。
[8]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168页。
[9]Noah Feldman，《伊斯兰教国家的兴衰》（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Islamic State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37—38页。
[10]哈里发如果牵涉政治太深，其权力的受限便变得愈益明显。伯海里系马穆鲁克苏丹国，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从巴格达调到开罗。后者因此在赋予马穆鲁克合法性一事上，只得扮演次要的角色。到苏丹国的末期，穆泰瓦基勒三世（al-Mutawakkil Ⅲ）卷入反对切尔克斯人的密谋，为此而被罢黜，过后又获复位。他的儿子穆斯泰因（al-Mustain）当上哈里发，先受埃米尔的利用，后被罢黜。另一继任者嘎伊姆（al-Qaim），也因参与尝试的政变而遭罢黜。Jean-Claude Garcin，《切尔克斯系马穆鲁克政权》，载Carl E. Petry编，《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
[11]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70页。
[12]Wael B. Hallaq，《伊斯兰教法律的起源和演化》（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slamic Law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75—80页。马克斯·韦伯确定，卡迪坐在市场上，提供完全主观的裁决，无须参考正式的规则或规范。在韦伯的法律分类体系中，它是实质非理性的原型。但在实际上，法学家仍以判例和先例为基础，其方式无异于欧洲法官。欧洲的教法和世俗法，在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改革之后，经历了综合化和系统化。但穆斯林法律没有经受同样历程，它的不严密明显助长了个别法官的滥用权柄。参见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75页；Max Rheinstein为《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一书写的《导言》（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年），xlviii页。
[13]Albert H. Lybyer，《苏莱曼一世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36—37页。
[14]Noah Feldman，《伊斯兰教国家的兴衰》，50—52页。时至今日，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仍严格控制穆斯林宗教机构。
[15]“有效约束（Binding constraint）”引自Dani Rodrik Ricardo Hausmann和Andres Ve lasco，《增长的诊断》（Growth Diagnostics），载Narcís Serra和Joseph E. Stiglitz编，《华盛顿共识再思考》（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穆斯林世界，除了不牢靠的产权，还有许多阻止经济持续增长的其他约束。最重要的也许是知识阶层不愿投入有关社会制度的公开讨论，尤其是在17世纪末与萨法维王朝（Safavids）发生冲突之后，西方国家仍在继续超前。关于伊斯兰教与经济落后的关联，参见Timur Kuran，《伊斯兰教与钱魔：伊斯兰教的经济困境》（Islam and Mammon: The Economic Predicaments of Islamism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年），128—147页。
[16]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75页。
[17]Timur Kuran，《伊斯兰教法律有关公益的条款：伊斯兰慈善事业瓦克夫的起源、影响与局限》（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Under Islamic Law: Origins, Impact and Limitations of the Waqf System），载《法律与社会》第35卷（2001年）：841—987页。
[18]J. Duncan M. Derrett，《印度法律史》，2—3页。
[19]John W. Head，《法典、文化、混乱与冠军：中国、欧洲与北美法律编订的共同特征》，758—760页。
[20]Muhammad Qasim Zaman，《当代伊斯兰教中的乌里玛：变化的监护人》（The Ulama in Contemporary Islam: Custodians of Change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21—31页。
[21]Noah Feldman，《伊斯兰教国家的兴衰》，62—68页。
[22]Noah Feldman，《伊斯兰教国家的兴衰》，111—117页。
[23]Shaul Bakhash，《阿亚图拉的统治：伊朗与伊斯兰革命》（Reign of the Ayatollahs: Iran and the Islamic Revolution ）（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