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以及其殖民地）是个例外，因为它脱离复杂的亲戚关系，首先在社会和文化层次，而不在政治层次。在某种意义上，教会采取政治行为，更改了婚姻和遗产的规则，但其动机却是经济的。教会不是其所在领土的主权统治者，更确切地说，只是一个社会参与者，它的影响只在制定文化规则。因此，中世纪时，欧洲社会已经非常个人主义了。它早于欧洲国家建设的开端，比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更早了数个世纪。家庭中的变化，与其说是这些现代化巨变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促进现代化发生的有利条件。16世纪在意大利、英国、荷兰兴起的资本主义，不必去克服印度和中国那样的亲戚大集团的抵抗，后者亟欲保护自己拥有的实质性财产。相反，资本主义在那些社会顺利扎根，它们已有私人产权的传统，财产经常在陌生人之间转手。
这不是说，欧洲的建国者一帆风顺，没有遇上既得利益的社会建制。恰恰相反，我们在第21章继续讲述欧洲国家起源时，将看到各式强大的社会参与者，他们在创建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方面至关重要。虽然没有氏族或部落，但有既得利益的贵族，他们在封建时期积累下了财富、军队、法律地位。
这些社会建制是封建的，并不基于亲戚关系。这一事实，对后世的欧洲政治发展来说，造成了重大差别。属臣的封建关系是强者和弱者自愿签署的合同，规定了双方的法律义务。它将高度不平等和等级化的社会形式化，但也为个人主义（签署合同的是个人而不是亲戚团体）和法律人的理解树立先例。历史学家杰诺·苏克斯（Jen? Szücs）认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到1200年便获得契约特征，从而打下了将尊严扩充到农民阶层的基础。自那以后，“西方每一次农民反抗，都在表述地主违反合同所激怒的尊严，都在诉求自己的‘自由’权利”。 [24] 但这种事没有发生于下列社会：土地产权以亲戚关系和惯例为基础的，或以某亲戚团体称王称霸于另一亲戚团体为基础的。
以封建制度替代亲戚关系建制，对地方治理的功效而言，另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宗族和封建制度都在不同时期发挥主权和统治的功能，尤其是在中央国家式微时。它们都可提供地方安全、司法和经济生活的组织。但封建制度更为灵活，因为依据的是合同，更能组织决定性的集体行动，因为其等级分明。跟宗族中的权威不同，封建领主的权利一旦获得合法确认，便不需要持续的重新谈判。财产的法律文件，无论在强者或弱者的手中，都代表自由买卖的权利，不受基于亲戚的社会制度的限制。地方上的领主可“代表”社区讲话，但部落领袖做不到。如我们所知，欧洲殖民者在印度和非洲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假设部落领袖相当于封建社会的地方领主。在事实上，两者截然不同。
马克斯·韦伯的遗产之一，就是以价值概念来考量宗教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他的新教工作伦理（work ethic），据说通过工作的神圣化，而直接影响工业革命中企业家的行为。价值肯定是重要的，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基督原则，使女子更容易获得拥有财产的平等权利。
但此类解释经常引申新的疑问，为何有些宗教价值首先在社会中获得提倡，并深入人心。教会攻击延展的亲戚关系，就是一例，这些价值并不起源于基督教原则。毕竟，同是基督徒的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并没有设法改变婚姻和遗产的法律。所以，紧密相关的亲戚社区在拜占庭统治的地区存活很久。例如，塞尔维亚代代相传的著名乡村团体“杂住盖”（zadruga），以长期血亲复仇著称的阿尔巴尼亚氏族。这些建制消失于西欧，归功于教会的物质利益和权力。教会对社会价值的控制，变成了为己谋利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经济龟站在宗教龟的上面；但从另一角度看，宗教龟又站在更为底下的经济龟上。
不管其动机是宗教的，还是经济的，天主教会变成了独立的政治参与者，其建制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的宗教权力。中国从没发展出超越祖先崇拜或鬼神崇拜的本土宗教。相比之下，宗教发明一开始就塑造了印度和穆斯林世界，成为政治权力的重要制衡。但在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世界，以及印度次大陆，宗教权力从没凝聚成国家之外的中央官僚机构。它只在欧洲出现，与现代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今天所谓的法治的出现又密不可分。
[1]John Hajnal，《透视欧洲的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载David V. Glass和D. E. C. Eversley编，《历史人口：历史人口统计学论文》（Population in History: Essay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芝加哥：Aldine出版社，1965年）。
[2]亨利·梅因，《关于早期制度史的演讲》（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伦敦：John Murray出版社，1875年）；《早期法律和习俗》。
[3]Frederick Pollock and和Frederic W. Maitland，《爱德华一世之前的英国法律史》（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23年）。
[4]关于该文献的概述，参见Lawrence Krader的引言，Lawrence Krader和Paul Vinogradoff，《人类学和早期法律：保罗·维诺格拉多夫选集》（Anthropology and Early Law: Selected from the Writings of Paul Vinogradoff ）（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66年）。
[5]亨利·梅因，《古代法》，第5章。
[6]例如Peter Laslett编，《过去的家和家庭》（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Richard Wall编，《欧洲历史上的家庭形式》（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
[7]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83页。
[8]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95页。
[9]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25页。
[10]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31—133页。
[11]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42页。
[12]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42页。
[13]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25—127、131—132页。
[14]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38—139页。
[15]有关贸易终止的后果，参见Henri Pirenne，《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贸易复兴》（Medieval Cities: 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3—25页。
[16]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42页。
[17]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48页。
[18]Alan MacFarlane并没有解释英国个人主义为何发展得这么早。马克·布洛赫认为，亲戚关系的衰退与11世纪开始的贸易增长有关。但不清楚个中的道理，因为在世界其他地区，像中国或中东，贸易的消长与宗族的稳定并没有明确的关联。
[19]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另请参阅Jack Goody，《欧洲的家庭：历史人类学论文》（The European Family: An Historico-Anthropological Essay ）（马萨诸塞州摩顿市：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0年）。
[20]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39页。
[21]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95页。
[22]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43页。
[23]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105页。
[24]Jen? Szücs，《欧洲三个历史性地区：大纲》（Three Historical Regions of Europe: An Outline），载John Keane编，《公民社会与国家：新欧洲视角》（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 ）（纽约：Verso出版社，1988年），302页。感谢Gordon Bajnai，他提供了此条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