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社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把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一直往前提。我已提及，哈吉那尔认为欧洲的特殊模式始于15世纪和16世纪。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英国个人主义起源的研究显示，生前任意处置财产和死后在遗嘱中剥夺子女继承权，早在16世纪初就获得英国普通法的承认。 [7] 这很重要，因为他所标志的“农民社会”中，如东欧和世界大部分区域，亲戚义务大大限制了业主出售土地的能力。农民社会的特征就是大家庭，产权要么共有，要么陷于亲戚的相互依赖之中。这样的社会中，许多非经济因素把农民牢牢绑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诸如祖先葬于此之类的理由。
但麦克法兰注意到，土地所有权（seisin）流行于英国，至少还要往前再提三个世纪。根据一项研究，15世纪晚期英国某区的地产转户中，生前赠与家人的占15%，死后遗赠给家人的占10%。 [8] 更早的是12世纪末13世纪初，英国的佃户（villeins，不得随意离开土地）无须获得领主的许可，已在购买、出售、出租土地。 [9]
如要衡量复杂亲戚组织的衰退，就要考量女子拥有和处置财产的法律权利。父系家族的社会中，女子嫁与宗族中的男子，或给宗族生下男性后裔，方才取得法律地位。寡妇和未婚女儿有分享遗产的权利，但通常必须将宗族的财产留在父系家族中。1066年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之后不久，英国女子就可自由拥有和处置财产，并可将之卖给外人。至少从13世纪起，她们不但可拥有土地和动产，而且可起诉他人，或被他人起诉，甚至可签署遗嘱和合同，无须征得男子监护人的许可。父系社会一旦承认这种权利，就会破坏宗族控制财产的能力，从而破坏社会制度的整体。 [10] 所以，女子拥有和遗赠财产的能力是部落组织退化的标志。它显示，严格的父系社会规则已经消失。
根据麦克法兰，早期英国个人主义的一个有趣标志是“扶养合同”。它最早出现于13世纪，由孩子和父母签署。共同祖先的后裔团体所组成的部落社会，通常崇拜共同祖先。儒家道德的大部分涉及孩子照料父母的义务，尤其是儿子。儒家道德家讲得很清楚，对父母的义务大于对自己孩子的，中国法律严惩不孝子女。
英国的习俗却不同，父母活着时，如把产权愚蠢地转移给孩子，就得不到惯例的剩余权利。中世纪有一首诗歌，描述了父亲将财产移交给儿子的故事：儿子后来觉得扶养父亲的负担太重，便开始施以虐待。一天，父亲冷得直打寒战，儿子叫孙子送去一只麻布袋，“小男孩把麻布袋一割为二，一半留给爷爷，另一半带回给父亲。他的意思是，现在父亲虐待爷爷，等到自己长大，也会如法炮制，给他半个麻布袋以御寒”。 [11] 为了避免如此的困境，父母与孩子签署扶养合同，规定孩子在继承父母财产后所承担的扶养责任。“贝德福德的一对夫妇在1294年放弃财产，作为回报，将得到食物、饮料、主屋的居住；如果两对夫妇发生争吵，老夫妇会搬到另外房子，将在圣米迦勒节（Michaelmas）获得五十六蒲式耳的谷物，其中二十四蒲式耳的小麦，十二蒲式耳的大麦，十二蒲式耳的大豆和豌豆，八蒲式耳的燕麦。此外，他们还将得到这另外房子的一切，可动的和固定的。” [12]
让马克思暴跳如雷的“纯粹的金钱关系”，似乎不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发明，其在英国的出现比资产阶级的兴起早了好多世纪。将父母寄放在疗养院，在西欧有很深的历史根源。这显示，与马克思的主张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只是社会关系和习俗变化的后果，而不是原因。
如果说欧洲在13世纪离开复杂的亲戚关系，即从身份过渡到契约，这依然太迟。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注意到，封建主义在9至10世纪兴起之前，亲戚关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部落宗族之间的血亲复仇在欧洲社会有悠久历史，我们对此很熟悉，只要看看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知道了。此外，布洛赫证明，在那段时期，亲戚团体或庞大家族共同拥有财产，即使个人已开始随意处置土地，卖主仍需获得亲戚团体的同意。 [13]
不过，布洛赫提示，可以追溯到像中国、印度、中东那样单一祖先的巨大父系宗族，很久以前就在欧洲消失了。“罗马家族视男性后裔为绝对重要，立场异常坚定。但此事到了封建时代，已变成闻所未闻。”作为证据，他指出，中世纪的欧洲人从不单凭父亲来追溯他们的后裔；而在部落社会中，为了维持宗族分支的界线，这是不可或缺的。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母亲让女儿冠母姓是很普遍的，这在中国那样的父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经常认为自己属于两个相互平等的家庭，母亲的和父亲的。两个杰出家庭的子孙往往合并两个宗族的姓氏（如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其中季斯卡和德斯坦都是姓氏[编按：瓦勒里 ·季斯卡 ·德斯坦系法国前总统，1974 — 1981年任职 ]。今日西班牙人喜用父母的双姓）。到13世纪，类似当代的核心家庭已在欧洲遍地开花。血亲复仇很难继续，因为报仇圆圈变得越来越小，很多人觉得，自己与争论双方都有关联。 [14]
在布洛赫看来，某种意义上，封建主义的整个制度可被理解为迫不得已的调整，这是为了适应社会上的隔绝，因为亲戚关系不再是社会团结的来源。自7世纪晚期起，欧洲遭受了一系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来自北方的维京人、来自南方借道于北非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或撒拉森人（Saracens）、来自东方的匈牙利人。即使阿拉伯人受挫于图尔战役，穆斯林对地中海的控制仍然切断欧洲与拜占庭和北非的贸易，它曾是罗马经济的基础。 [15] 随着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在9世纪的式微，城市也开始凋零，受无数军阀骚扰的居民撤回自给自足的村庄。
在这欧洲文明的最低点，由于更大政治结构的倒塌，亲戚关系试图卷土重来。但其时，欧洲的父系宗族结构已变得如此脆弱，以致不能成为社会支持的来源。封建主义兴起，成为亲戚关系的替代：
暴力气氛所孕育的无数危险，时时都在威胁个人。甚至在封建的初期，亲戚团体似乎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根据它们当时存在的形式，这些团体的范围太模糊，太多变。父母都可界定后裔这种二元性，更造成了深刻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被迫寻求或接纳其他的纽带。在这点上，历史是决定性的。仍有强大父系团体的地区——北海边上的日耳曼地区和英伦岛上的凯尔特地区——对属臣、采邑、庄园一无所知。亲戚关系只是封建社会的必要元素之一，它的相对孱弱解释了封建主义的出现。 [16]
封建主义是指，个人自愿屈服于无亲戚关系的他人，仅仅是以服务交换保护。“国家和家庭不再提供足够的保护，村庄的社区仅能维持界线之内的秩序，城市的社区几乎不存在。各处软弱者觉得有必要获得强人的庇护，而强人必须通过说服或强制来获得签约下属的支持，以保障自己的威望、财富、人身安全。” [17]
但我们还没算出欧洲脱离亲戚关系的日期，以及合适的因果关系。 [18] 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为过渡日期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他把过渡的起点提至6世纪，将责任放在基督教身上——具体地说，放在天主教会的机构利益上。 [19]
古迪注意到，罗马帝国结束时，与众不同的西欧婚姻模式从主要的地中海模式分化出来。包括罗马家族的地中海模式，属于严格的父系家族或父系社会，具有分支式的社会组织。父系团体倾向于同族通婚，有些更偏爱交叉表亲的婚姻。（我在第11章提及，交叉表亲的婚姻在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文化中非常流行，在阿拉伯世界、普什图人[Pashtuns]、库尔德人、众多突厥人中也很普遍。）男女有严格的分隔，女子拥有财产或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很少。在所有这些方面，西欧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分配遗产时男女都有份、禁止交叉表亲的婚姻、提倡异族通婚、女子有更多的产权和参与权。
天主教会促动了这一分化，它极力反对四种行为：与近亲结婚、与兄弟的寡妇结婚（levirate，即所谓的兄终弟及或夫兄弟婚）、领养孩子、离婚。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6世纪敦使异教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尊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在报告此事时就提及，格里高利直率谴责部落实行的与近亲和兄弟的寡妇的婚姻。后来的教堂法令禁止纳妾，提倡一生不分的一夫一妻婚姻。 [20]
古迪认为，这些禁令并不直接依据《圣经》或基督教经典。被禁的行为在耶稣诞生的巴勒斯坦是很普遍的，耶稣父母可能就是交叉表亲的婚姻，与兄弟的寡妇结婚在犹太人中也很流行。事实上，基督教福音是反家庭的：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爱父母超过爱我的人，不配我；爱子女超过爱我的人，也不配我”。古迪又称，这些话语来自宣称耶稣将统治尘世一千年的先知，他试图招募人们离开安全的亲戚团体，进入新兴的分裂教派。赞成禁令的神学观点则经常来自《旧约》，犹太人对此却有不同见解。
根据古迪，教会坚持这个立场的原因，与其说为了神学，倒不如说为了教堂自己的物质利益。交叉表亲的婚姻（或任何其他近亲的婚姻）、与兄弟的寡妇结婚、纳妾、领养孩子、离婚都是他所谓的“继承策略”；借此，亲戚团体得以继续控制代代相传的财产。其时，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居民寿命低于35岁。夫妇生下儿子、长到成人、再一次传宗接代的可能性相当低。因此，为了让人们得以孕育继承人，社会提供各式合法途径。讨论中国时，已解说过纳妾一事。在一夫一妻的社会，离婚可被视作变相纳妾。哥哥在生孩子之前就已去世，嫂子就与弟弟结婚，以确保哥哥的财产将与弟弟的融合在一起。交叉表亲的婚姻能保证家产留在自家人的手中。无论什么情形，教会有计划地切断将财产传给后裔的各种途径。同时，它又强烈提倡信徒向教会自愿捐出土地和财产。拥有财产但无继承人的基督徒日益增多，得益的便是教会。 [21]
西欧女子相对较高的地位也是教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意外结果。寡妇若在家庭团体内重新结婚，会将财产归还部落。教会尽量使之难以实现，所以她本人必须拥有财产。女子有权拥有和处置自己的财产，对教会大有裨益，无子女寡妇和老处女变成了捐献的一大来源。女子有权拥有财产破坏了单传原则，从而敲响了父系宗族的丧钟。 [22]
规则发生变化后的数世纪中，天主教会在财政上非常成功，这绝对不是牵强附会。7世纪结束之前，法国富饶土地的三分之一都在教会手中；从8世纪到9世纪，在法国北部、日耳曼、意大利的教会财产翻了一番。 [23] 这些捐献使教会成为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强大的机构，为格里高利七世的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flict）铺平道路（见后文第18章）。这些捐献，跟富裕穆斯林给伊斯兰慈善事业瓦克夫的捐赠有相似之处，但后者主要是富人避税和遗赠子女的对策。而在天主教的欧洲，无子女寡妇和老处女所捐出的土地，则没有附带任何条件。教会因此发现自己成了大地主，在欧洲各地管理庄园，监督农奴的经济生产。这帮助教会履行其赈济饥民和照顾病人的使命，使教士阶层和男女修道院的大幅扩充成为可能，也使内部规则和等级制度的发展变得必不可少。这一切让教会在中世纪的政治舞台中成为一名独立角色。
这些变化对西欧的部落组织构成相当大的破坏。日耳曼、挪威、马札尔（Magyar）、斯拉夫的部落皈依基督教后，仅在两代或三代的时间就见证了其亲戚架构的解散。事实上，这种皈依植根于政治，如马札尔国王伊斯特万（István，或St. Stephen）在1000年接受圣餐。但社会风俗和家庭规则中的实质性变化，不靠政治当局，而靠运作于社会和文化层次的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