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是穆斯林世界中迄今最成功的政权。他们凭借自己创造的制度基础，集中权力，其规模在那个地区是空前的。他们在异常短暂的时间内，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的社会，然后发展了具有显著现代特征的国家制度。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和军队，以非人格化的择优标准，挑选和晋升有限的外国招聘对象。这一制度得以克服中东社会的部落机构的局限。
此外，奥斯曼帝国创造了可从中央遥控的省级行政制度。通过这个制度，他们实施相对统一的规则，确定经济的日常运作，维护辽阔帝国的治安。不像欧洲的封建主义，奥斯曼帝国从没允许制造政治分裂的地方贵族涌现。所以，不像早期现代的欧洲君主，苏丹也无需向贵族讨回权力。奥斯曼帝国的制度，比15世纪同期的欧洲政治组织更为成熟和先进。
就集权和支配社会的能力而言，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比较不像同期的欧洲国家和印度次大陆上建立的本土国家，而更接近于中华帝国。跟中国类似，它只有很少独立于国家的组织良好的社会团体。如马基雅维利所注意到的，没有古老的贵族血统，没有获得宪章的独立商业城市，没有民兵组织和法律制度。跟印度不同，村庄没有依照古老的宗教社会规则组织起来。
奥斯曼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先驱者，其不同于中国之处是存在立法的宗教机构，至少在理论上独立于国家。它能否限制国家的集权，说到底，取决于宗教权威本身的制度化程度。（我在第21章讨论法治起源时，将回到这一题目。）
就全球的政治发展而言，作为奥斯曼帝国核心力量的军事奴隶制只是一条死胡同。它的产生基于一种担忧，同样的担忧促使中国人发明了科举制度。今天，中国科举制度的实用等同物都在应用之中，不管是现代欧洲和亚洲的官僚招聘，还是美国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和法国的高中毕业会考（baccalauréate）。相比之下，军事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已从世界政治舞台消失，不留任何痕迹。穆斯林世界之外的人，从未认为它是合法的。问题不在奴隶，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西方都视奴隶制为合法制度。欧洲人或美国人所无法想象的，是奴隶后来又变成政府高官。
从14世纪到16世纪，军事奴隶制充任奥斯曼帝国迅速崛起的基石。但它面对各种内部矛盾，不能幸免于16世纪晚期帝国面临的外部变化。奥斯曼帝国从没发展出本土的资本主义，不能长期取得持续的生产力增长，所以只能依赖粗放式增长来增加财政资源。经济和外交的政策失败，彼此雪上加霜，使本土制度无法承受。它继续生存于20世纪，多亏了创新的苏丹和最后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改用西方制度。但这一切不足以保住政权，继承它的土耳其共和国则依据截然不同的制度原则。
[1]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Harvey C. Mansfield译，《君主论》（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年），17—18页。
[2]有关奥斯曼的早期历史，参见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5—8页。
[3]有关奥斯曼的早期历史，参见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107页；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The Sultan ’s Serva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ttom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1550 —1650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9—13页。可在俄罗斯找到平行制度，名叫给食（kormlenie）。
[4]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14—15页。
[5] 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Bandits and Bureaucrats: The Ottoman Route to State Centralization ）（绮色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36页。
[6]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24页。
[7]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36页。
[8]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109页。
[9]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114—115页。
[10]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38—40页。
[11]Albert H. Lybyer，《苏莱曼一世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66—70页。
[12]I. Metin Kunt，《苏丹的仆人：奥斯曼省政府的转变，1550—1650年》，31—32页。
[13]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58—59页。
[14]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65页。
[15]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28页。
[16]例如写于1069年的《福乐智慧》（Kutadgu Bilig ），献给了喀喇汗国（Karakhanids）的突厥统治者。它称：“控制国家需要庞大军队；支撑军队需要大量财富；若要取得财富，民众必须繁荣；若要繁荣，法律必须公平；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环，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引自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66页。
[17]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88页。
[18]奥斯曼农民在帝国早期为何只承担了较轻的税赋？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给出了另一原因。由于征募制，执政精英自己来自巴尔干半岛和其他贫穷农村；军人兼行政官比较了解农民生活的艰辛，对百姓抱有同情。他还指出，帝国核心地区的农民之所以得以承受较轻的税赋，全靠在帝国边境不断掠夺。组成军队大部的骑士都是自给自足的，依靠自己的封地。支撑军队扩展的税赋基础非常局限，所以，扩军就需要征服新领土，以设立新封地。我们将看到，帝国扩展到极点而被迫在核心地区增强税收时，该制度便开始倒塌。参见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32页。
[19]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59页。
[20]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60页。
[21]马克斯·韦伯将奥斯曼制度定性为家族制。事实上，当代政治学家用韦伯的“苏丹制”来描述建制化很糟糕的制度。其理由在于，奥斯曼制度的最高层确实很少遵循规则，所以仍属家族制。相关人士自由参与竞夺的继位制，就是其中的一例。像波斯、罗马、中国和其他帝国，统治者的家人和宫殿侍臣易受随意的伤害，由于他们都是零和权力斗争中的潜在参与者。苏丹可以任命自己的儿子和亲戚，充当总督和军队高级将领，他确实这么在做。如想升任为维齐尔，或大维齐尔，全凭荫庇网络和私人影响。政治权力和私人财富，就要看与宫廷和苏丹的私人关系。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1025—1026页；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30—32页。
[22]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59页。
[23]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42页。
[24]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355—362页；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51—52页；参阅Omer Lutfi Barkan和Justin McCarthy，《16世纪的价格革命：中东经济历史中的转折点》（The Price Revolu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 Turning Point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载《国际中东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第6卷，第1期（1975年）：3—28页。
[25]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89—90页；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363—364页。
[26]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2—93页。
[27]Jack A. Goldstone，《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365—366页。
[28]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60—610页；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1页。
[29]奥斯曼制度的故障已呈现很多症状。17世纪初，乡村发生一系列强盗部队的叛乱，很多是退伍的辅助军人。他们曾是农民，学了军事技能后回到自己村庄，却找不到就业机会。有些强盗部队竟聚众两万人，到17世纪的头十年，中央政府已失去对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中部的领土控制。该现象是Karen Barkey《强盗和官僚：奥斯曼的国家集权途径》的题材。另请参阅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2—93页。
[30]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91—92页。
[31]William McNeil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133—1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