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家将早期现代的欧洲国家比作有组织犯罪。他们的意思是，国家统治者使用自己组织暴力的专长，向社会上其他人榨取资源，经济学家称之为租金。 [22] 有些学者使用“掠夺国家”的字眼来描绘一系列现代发展中国家的政权，像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治下的扎伊尔（刚果），或查尔斯·泰勒治下的利比里亚。在掠夺国家里，掌权精英试图向社会提取最高程度的资源，以供自己的私人消费。这些精英之所以追求权力，就是因为权力可向他们提供经济租金。 [23]
毫无疑问，有些国家是高度掠夺性的。在一定意义上，所有国家都是掠夺性的。在理解政治发展时要面对一个重要议题，即国家是否在掠夺最大化的租金，或出于其他考虑，仅在提取远远低于理论上最大化的租金。以租金最大化来描绘成熟的农业社会，如奥斯曼土耳其、明朝中国、“旧制度”下的法兰西王国，并不一定恰当。但对有些政治秩序来说，如蒙古人等游牧部落所设置的征服政权，这肯定是精确的，也愈来愈成为后期马穆鲁克政权的特征。马穆鲁克苏丹的征税，既是没收性的，又是任意的，使长期投资变得难以想象，主人只好将财产投入非优化的用途，像宗教慈善事业瓦克夫。有个有意思的推测：当商业资本主义开始在意大利、荷兰、英国起飞时，在埃及却被扼杀在摇篮中。 [24]
另一方面，高水平征税仅出现于埃及马穆鲁克三百年统治的末期。这表明，早期苏丹的征税远远低于最大化。换言之，最大化的租金提取并不是农业社会中前现代国家不可避免的特征。根据波斯的中东国家理论，君主功能之一就是保护农民，以正义和稳定的名义来对抗贪婪的地主和其他追求租金最大化的精英。这个理论为阿拉伯人所采用。所以，国家不单是占据领土的强盗，更是新兴公共利益的监护人。马穆鲁克国家最终走向完全的掠夺，归因于内外力量的交汇。
诸多原因导致马穆鲁克政权的政治衰败，它在1517年遭到奥斯曼帝国的摧毁。从1388年到1514年，埃及承受二十六年的瘟疫。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马穆鲁克越来越难以招募奴隶军，因为奥斯曼帝国直接挡在赴中亚的贸易途径上。最后，马穆鲁克制度证明太僵硬，不愿采用新军事技术，尤其是步兵军队的火器。面对欧洲敌人的奥斯曼帝国，早在1425年就开始使用火器，约在欧洲探索此项革新的一个世纪之后。 [25] 他们很快掌握这些新武器，其大炮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马穆鲁克要到甘素卧·胡里苏丹（1501—1516年在位）时期，方才认真试验火器，离他们毁灭于奥斯曼帝国已经不远。马穆鲁克骑士发现使用火器有损自己尊严，而政府又受铜铁矿产匮乏的限制。经过一些夭折的测试（十五门火炮在试用时全部炸坏），苏丹国设法装备了有限数量的火炮，并组建了非马穆鲁克的火枪第五军团。 [26] 但这些革新姗姗来迟，无法保住这个资金短缺、堕落、传统的政权。
阿尤布苏丹创建伯海里团，所想解决的问题与早期中国建国者所面临的完全相同，即在高度部落化的社会中组建军队，不得忠于自己的部落，只能忠于以他为代表的国家。他的对策是购买年轻外国人，切断其对家庭的忠诚。他们进入马穆鲁克奴隶大家庭后，在选贤与能的基础上获得晋升；每年招募新人，前途全凭自己的才干。如此建起的军事机器令人印象深刻，顶住两代蒙古军的进攻，将十字军战士赶出圣地巴勒斯坦，为保卫埃及而打退帖木儿国。如伊本·赫勒敦所说的，马穆鲁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挽救了伊斯兰教，否则，后者可能早已变得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马穆鲁克的制度设计又包含了自己消亡的种子。马穆鲁克直接参政，不满足于担任国家的代理人。没人可以管教他们，每一名马穆鲁克都能追求苏丹一职，因此蓄谋弄权。王朝原则很早为最高层领袖所接受，很快传染给整个马穆鲁克上层，变成既得利益的世袭贵族精英。同时，这些精英没有安全产权，想方设法从苏丹手中保住自己的收入，以传给后裔。在布尔吉系马穆鲁克的治下，精英群体分化于年龄的差异，老牌马穆鲁克将年轻者招入自己的家族网络。曾将年轻马穆鲁克与国家绑在一起的训练不见了，只有为自己派别的赤裸裸的租金追求，他们使用强制力量，从平民百姓和其他马穆鲁克那里榨取资源。马穆鲁克精英为这些权力斗争煞费苦心，以致不得不采用非常谨慎的外交政策。仅仅凭运气，15世纪早期的帖木儿国侵略，没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外部威胁，一直到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逐一崛起的世纪末。由于瘟疫造成的人口减少和外贸的丧失，马穆鲁克的财政日渐捉襟见肘。没有外部威胁，也就没有军事现代化的激励。奥斯曼帝国完善了军事奴隶制，并组建了更为强大的国家。所以，马穆鲁克1517年败于奥斯曼帝国，早成定局。
[1]引自 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97—98页。《历史绪论》在技术上只是现在很少阅览的巨著的序言。
[2]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328页。
[3]Reuven Amitai-Preiss，《蒙古人和马穆鲁克：马穆鲁克与伊儿汗国的战争：1260—1281年》（Mongols and Mamluks: The Mamluk-Ilkhanid War:1260-1281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215—216页。
[4]Reuven Amitai-Preiss，《蒙古人和马穆鲁克：马穆鲁克与伊儿汗国的战争：1260—1281年》（Mongols and Mamluks: The Mamluk-Ilkhanid War:1260-1281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年），228页。
[5]参见 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The Bahri Mamluk Sultanate, 1250—1390），载 Carl E. Petry编，《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I: Islamic Egypt, 640-1517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
[6]R. Stephen Humphreys，《马穆鲁克军队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the Mamluk Army），载《伊斯兰教研究》（Studia Islamica ）第45卷（1977年）：67—99页。
[7]Peter M. Holt，《马穆鲁克苏丹的职位和权力》（The Position and Power of the Mamluk Sultan），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第38卷，第2期（1975年），237—249页；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63页。
[8]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328页。
[9]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69页。
[10]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72页。
[11]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328页； 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56—257页，但一代的原则从来没在任何地方明说。
[12]Amalia Levanoni，《马穆鲁克对苏丹国的概念》（The Mamluk Conception of the Sultanate），载《国际中东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第26卷，第3期（1994年）：373—392页。
[13]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第2章。
[14]Jean-Claude Garcin，《切尔克斯马穆鲁克政权》（The Regime of the Circassian Mamluks），载Carl E. Petry编，《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292页。
[15]该问题有个当代版本。世界银行建议，发展中国家将决策者与服务者分开，后者仅仅是代理人，如表现不良，可以受到前者的处分。参见世界银行的《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Making Services Work for Poor People ）（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04），46—61页。
[16]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57页。
[17]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58—259页。
[18]Linda S. Northrup，《伯海里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390年》，261—262页。
[19]Jean-Claude Garcin，《切尔克斯马穆鲁克政权》，290页。
[20]Carl E. Petry，《马穆鲁克晚期的军事制度及革新》（The Military Institu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Late Mamluk Period），载Carl E. Petry编，《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468页。
[21]《剑桥埃及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埃及，640—1517年》，470—473页。
[22]查尔斯·蒂利，《集团犯罪式的开战和建国》，载Peter B.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和Theda Skocpol编，《收回国家》。
[23]Peter B. Evanss，《掠夺、发展和其他国家机器：比较分析第三世界的国家》（Predatory, Developmental, and Other Apparatus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ird World State），载《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 ）第4卷，第4期（1989年）：561—582页。
[24]参见Carl E. Petry的《马穆鲁克晚期的军事制度及革新》，478页。
[25]David Ayalon，《马穆鲁克王国的火药和火器：对中世纪社会的挑战》（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the Mamluk Kingdom: A Challenge to a Mediaeval Society ）（伦敦：Vallentine Mitchell出版社，1956年），98页。
[26]Carl E. Petry，《马穆鲁克晚期的军事制度及革新》，479—480页；David Ayalon，《马穆鲁克王国的火药和火器：对中世纪社会的挑战》，101—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