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奴隶制发展于9世纪中期的阿拔斯王朝，用以克服之前穆斯林军队基于部落征召的重重弊端。 [18] 阿拔斯王朝属于哈希姆血统，在什叶派和波斯的呼罗珊（Khorasani）义军帮助下，于750年推翻倭马亚王朝，并把首都从大马士革迁至巴格达。 [19] 早期的阿拔斯王朝在巩固其统治方面非常残忍，尽量灭绝倭马亚王朝的血统，并镇压曾经的盟友什叶派和呼罗珊义军。国家集权有增无减，大权独揽的是称为维齐尔的首相。宫廷的规模和奢华均有增加，定居城市的帝国与其发源的部落区域则更加分隔。 [20]
一开始，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就暗示，基于亲戚关系的政治权力趋于浮躁善变，可能的解决之道就是军事奴隶制。哈里发马赫迪（al-Mahdi，775—785年在位）宁可选择一批毛拉（mawali，释奴）作为自己的仆人或助手，也不愿挑选亲戚或呼罗珊盟军。他解释道：
我坐在观众席里，可以唤来毛拉，让他坐在身边，他的膝盖触碰我的膝盖。等到散席，我可命令他去侍候我的坐骑，他仍然高兴，不会生气。如果我要求其他人做同样的事，他会说：“我可是你的拥护者和亲密盟友的儿子”，或“我可是你（阿拔斯王朝）霸业的老兵”，或“我可是首先投入你霸业的人的儿子”。而且我不能改变他的（顽固）立场。 [21]
到马蒙（al-Ma’mun，813—833年在位）和穆尔台绥姆（al-Mu’tasim，833—842年在位）的治下，阿拔斯王朝征服中亚的河中地区（Transoxania），大批突厥部落投靠帝国，外国人充当国家军事力量的核心方才成为惯例。当阿拉伯人遇上生活在中亚大草原的突厥部落时，其领土扩展受到阻止，后者优秀的打仗能力获得很多阿拉伯学者的承认。 [22] 哈里发不能招募整个突厥部落为自己打仗出力，因为它们同样有着部落组织的缺陷。所以，突厥人只是作为个别奴隶，在非部落军队中接受训练。马蒙创建了四千突厥奴隶的卫兵队，称作马穆鲁克，到穆尔台绥姆时期，壮大至将近七万人。 [23] 他们是凶悍的游牧人，新近皈依伊斯兰教，充满了对穆斯林事业的热情。他们成为阿拔斯军队的核心，“因为他们在威力、血气、勇敢、无畏方面，都比其他种族优越”。根据一名见证马蒙征战的观察员，
停战区道路两侧站着两行骑士……右首一侧是一百名突厥骑士，左首一侧是一百名“其他”骑士（即阿拉伯人）……大家都排成战斗行列，等待马蒙的莅临……时值正午，天气愈益炎热。马蒙到达时发现，除三四人外，突厥骑士依然危坐于马背，而“混杂的其他人”……早在地上东倒西歪。 [24]
穆尔台绥姆把突厥人组成马穆鲁克团，因为本地居民与突厥士兵的暴力争端，而把首都从巴格达迁至萨迈拉（Samarra）。他让他们在自己学院中接受训练，购买突厥女奴配给他们成家，但不准与本地人混杂，由此创建了一个与周围社会分隔的军事种姓。 [25]
忠于家庭，还是忠于公正的政治秩序，两者之间存在矛盾。这种思想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具有悠久历史。柏拉图的《理想国》记载了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一群年轻人的讨论，他们试图在“讲说中”创造一个“正义之城”。苏格拉底说服他们，正义之城需要特别激昂的保卫者阶层，为防御自己城邦而感到无比自豪；保卫者是武士，其首要原则是对朋友友善、对敌人凶狠；他们必须接受妥善的音乐和体操的训练，以培养公益精神。
早期阿拉伯帝国治下的扩张
《理想国》第五卷有段著名论述，谈到保卫者应实行妻小共有制度。苏格拉底指出，性欲和生儿育女都是自然的，但保卫者又要忠于自己防御的城邦，两者会有竞争；为此，必须告诉孩子一个“高尚谎言”，他们没有生身父母，只是大地之子。他还主张，保卫者必须过集体生活，可有不同的性伙伴，但不可跟单独女子结婚，生下的孩子也必须过集体生活。自然家庭是公益的敌人：
那么，我们已讲过的和我们正在这里讲的这些规划，是不是能确保他们成为更名副其实的保卫者，防止他们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把公有的东西各各说成“这是我的”，各人把他所能从公家弄到手的东西拖到自己家里去，把妇女儿童看作私产，各家有各家的悲欢苦乐呢？ [26]
不很清楚，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是否相信此举的可行性。事实上，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对“讲说中”的正义之城能否成为现实，表示了巨大疑问。讨论的目的在于指明，亲戚关系和对公共政治秩序的义务之间永远存在紧张关系。它的启示是，成功的秩序需要通过某种机制来抑制亲戚关系，使保卫者把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家庭之上。
如果说马蒙、穆尔台绥姆或其他早期穆斯林领袖读到了柏拉图的著作，或知道他的想法，这非常可疑。但军事奴隶制确实应答了柏拉图所提出的必需，没说他们是大地的孩子，只知道出生地非常遥远，除了代表国家和公益的哈里发，不欠任何人。奴隶们不知道生身父母，只认主人，忠心耿耿。他们获得通常是突厥语的普通新名，身处基于血统的社会，却与任何血统毫不关联。他们没有实行女人和孩子的共产主义，但隔离于阿拉伯社会，不准扎根，尤其不可自立门户，以避免“把能弄到手的所有东西都搬回家”。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裙带关系和部落忠诚的难题，就此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
作为军事制度的马穆鲁克来得太迟，以致不能保住阿拔斯王朝。9世纪中期，帝国已分裂成一系列独立主权政治体。756年，逃亡的倭马亚王子在西班牙设立第一个独立伊斯兰国，帝国分裂自此开始。8世纪末9世纪初，独立王朝建立于摩洛哥和突尼斯；9世纪末10世纪初，独立王朝又在伊朗东部出现。到10世纪中期，埃及、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也从版图上消失，阿拔斯国家只保留伊拉克的部分地区。阿拉伯政权，不管是王朝还是现代，再也没有统一的穆斯林或阿拉伯世界。统一大业只好留给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
阿拔斯帝国灭亡了，但军事奴隶制得以幸存。事实上，它在后续世纪中，为伊斯兰教本身的生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个新的权力中心涌现出来，都基于军事奴隶制的行之有效。第一个是伽色尼（Ghaznavid）帝国，曾在前一章中提及。它以阿富汗的伽色尼为中心，统一了波斯东部和中亚，还渗入印度北部，为穆斯林统治次大陆铺平道路。第二个是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在阻止基督教十字军和蒙古军方面，扮演了生死攸关的角色，可能因此而挽救了作为世界宗教的伊斯兰教。最后一个就是奥斯曼帝国，它改善军事奴隶制，为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打下基础。所有三个案例中，军事奴隶制解决了部落社会中建立持久军事工具的难题。但在伽色尼和埃及马穆鲁克的案例中，亲戚关系和家族制渗入马穆鲁克制度，使该制度衰落。此外，作为埃及社会最强大制度的马穆鲁克，不愿接受文官的控制，进而接管国家，预示了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专政。只有奥斯曼帝国清楚看到，必须把家族制赶出国家机器，其照章办事将近三个世纪。尽管文官政府严格控制军队，但从17世纪晚期起，当家族制和世袭原则重新抬头时，它也开始走下坡路。
[1]我使用罗马拼法，而不是现代土耳其文的拼写，所以是 devshirme和sanjak，而不是dev?irme和sancak。
[2]Albert H. Lybyer，《苏莱曼一世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Time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纽约：AMS出版社，1978年），49—53页；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 ）（纽约： Knopf出版社，1972年），49—50页。
[3]Norman Itzkowitz，《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传统》，51—52页。
[4]这在1574年之后尤其如此。其时，奥斯曼帝国征服突尼斯，并将北非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参见William H. McNeil，《欧洲的大草原边境，1500—1800年》（Europes Steppe Frontier, 1500-1800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4年），29页；Halil Inalcik，《奥斯曼帝国：1300—1600年的古典时期》（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纽约州新罗谢尔市：奥菲斯出版公司，1989年），86—87页。
[5]Patrick B. Kinross，《奥斯曼世纪：土耳其帝国的兴衰》（The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 ）（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77年），453—471页。
[6]Daniel Pipes，《奴隶军与伊斯兰教：军事制度的起源》（Slave-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93—98页。
[7] 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历史绪论》（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引自 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I: Politics and War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97页之后。
[8]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82—85页；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年），197—198页。
[9]有关这些征服的详细介绍，参见Hugh N. Kennedy，《阿拉伯大征服：伊斯兰教的扩张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The Great Arab Conquests: How the Spread of Islam Changed the World We Live In ）（费城：Da Capo出版社，2007年）。
[10]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239—242页；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I: The Central Islamic Lands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64—65页。
[11]Fred M. Donner，《伊斯兰教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载《美国东方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第106卷，第2期（1986年）：283—296页。
[12]例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巴里·温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和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暴力和社会秩序：解释人类信史的概念架构》（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他们眼中，国家变成了相对同等的寡头之间的集体行动问题。
[13]其实用价值就是君主的经常干涉，以降低本地精英强加于自己臣民的掠夺性税收。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281—282页；Fred M. Donner，《伊斯兰教国家的形成》，290—291页。
[14]参见Bernard Lewis编辑和翻译，《从先知穆罕默德到君士坦丁堡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第1卷：《政治和战争》，引自Joseph Schacht编，《伊斯兰教的遗产》（The Legacy of Islam ），164—165页。
[15]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72页。
[16]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258页。
[17]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263页。
[18]有关背景资料，参见 David Ayalon，《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Islam and the Abode of War: Military Slaves and Islamic Adversaries ）（佛蒙特州布鲁克菲尔德：Variorum出版社，1994年）。
[19]有关阿拔斯王朝的兴起，参见Hugh N. Kennedy，《巴格达统治穆斯林世界时：伊斯兰教最伟大朝代的兴衰》（When Baghdad Ruled the Muslim World: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s Greatest Dynasty ）（马萨诸塞州剑桥：Da Capo出版社，2006年）；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284页。
[20]Marshall G. S. Hodgson，《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心和历史》，286页。
[21]引自 David Ayalon的《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2页。
[22]David Ayalon，《伊斯兰世界的局外人：马穆鲁克、蒙古人及阉人》（Outsiders in the Lands of Islam: Mamluks, Mongols, and Eunuchs ）（伦敦：Variorum出版社，1988年），325页。
[23]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125页。
[24]引自David Ayalon的《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25页。
[25]引自David Ayalon的《伊斯兰教和战争的巢穴：奴隶军与伊斯兰教的敌人》，29页；Peter M. Holt，Ann K. S. Lambton和Bernard Lewis编，《剑桥伊斯兰教史》第1卷：《伊斯兰教的中央领土》，125—126页。
[26]柏拉图，Allan Bloom译，《理想国》（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68年），464页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