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战胜政治
孔雀帝国崩溃后，印度经历了政治衰败，尤其是在北方，部落政体在西部的拉贾斯坦和旁遮普再次出现。该地区又受到来自中亚部落的侵略者的骚扰，部分原因是中华帝国的政治发展太具优势。秦朝开始建设长城以御外人，迫使游牧的匈奴返回中亚，取代当地一系列部落。这一连锁反应又导致斯基台人（Scythians，即塞克人[Shakas]）对印度北部的侵犯，紧跟在后的是月氏，它在现为阿富汗的地方建起贵霜帝国（Kushana）。印度北方的王国中，没有一个组织良好，可以考虑像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所以，部分印度北方平原为这些部落所占。 [17]
在遥远的南方，地方上的酋邦发展成王国，例如公元前1世纪统治西部的等乘王朝（Satavahana）。但这个政治体持续不长，没有发展出强大的中央机构，尚比不上孔雀王朝。为了控制德干北部，它与其他小王国发生冲突。此外，小王国之间也在争斗，如注辇国（Cholas）、潘地亚国（Pandyas）、萨提亚普特拉国（Satiyaputras）。这段历史相当复杂，难以融入政治发展的大叙述，也就缺乏启发功能，从中呈现出来的只是普遍的政治衰败。南方国家经常无法发挥最基本的政府功能，例如征税，因为其治下的社区既强大，又组织严密。 [18] 没有一国得以在永久基础上扩展疆域，实现霸权，也没开发更为复杂的行政机构，以实施更为有效的统治。这个地区的政治分裂状态还要持续一千多年。 [19]
在印度第二次成功创建大型帝国的是笈多王朝（Guptas），始于旃陀罗笈多一世（Chandra Gupta I）。公元320年，他在摩揭陀国当政，其权力基础与孔雀王朝相同。他和儿子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 Gupta），再次统一印度北方的大部。沙摩陀罗笈多在拉贾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其他地区，兼并了众多伽那—僧伽，这种政治机构因此而寿终正寝。他还征服克什米尔，逼迫贵霜帝国和塞克国进贡。在他儿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415）的治下，文化生活变得繁荣，建了不少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的庙宇。笈多王朝再持续两代，直到塞建陀笈多国王（Skanda Gupta）死于5世纪的下半叶。其时，西北部的酋邦变得衰弱，中亚新兴的游牧部落匈人（Huns或Huna）趁虚而入。笈多帝国在这场战争中耗尽自身，在515年将克什米尔、旁遮普、恒河平原的大部都输给匈人。 [20]
姑且不论它的文化成就，笈多王朝没在国家制度方面作出任何革新，也没有试图把征服的政治体整合成统一的行政机构。被打败的统治者，以典型的印度方式留下来继续执政，只是以后需要上缴贡品。笈多王朝的官僚，甚至比孔雀王朝的前任更为分散，能力更差。它征收农业收成税，拥有关键的生产资料，像盐场和矿山，但没有干预现存的社会安排。笈多帝国的疆土更小，因为没能统一印度南方。它持续了将近两百年，最后分裂为相互竞争的众多小国，从而进入政治衰败的新时期。
外国人的国家建设
10世纪后，印度的政治历史不再是本土发展史，而是一连串外国入侵史，先是穆斯林，后是英国人。从今以后，政治发展成为外国人如何将自己制度移植到印度土壤。他们仅取得部分成功。每个外国入侵者必须对付这同一的“小王国”社会，四分五裂，却又组织紧密；它们不团结，所以很容易征服；它们屈服后，又很难统治。外国入侵者留下了一层层新制度和新价值，在某些方面是移风易俗的，但在另外很多方面，又没触碰内在社会秩序的一根毫毛。
10世纪末之后，一系列突厥—阿富汗的穆斯林侵入印度北方。伊斯兰教在7世纪涌现后，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先后从部落过渡到国家层次，在很多方面开发了比印度本土政体更为精细的政治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军事奴隶制和外国人充任行政官的制度（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允许阿拉伯人和突厥人超越亲戚关系，实施选贤与能的用人制度。一批批穆斯林入侵者来自阿富汗，最为著名的是拉杰普特人部队（Rajputs）。印度国家的军队竭力抵抗，但实在太薄弱、太分散。13世纪早期，马穆鲁克（Mamluk）朝代的顾特布-乌德-丁·艾贝克（Qutb-ud-din Aybak）得以建立德里苏丹国。
德里苏丹国维持三百二十年，长过任何一个本土印度帝国。虽然穆斯林建立持久的政治秩序，但其国家权力有限，仍不能改造印度社会。跟笈多王朝一样，它也没能向印度南方推进太多。用苏迪普塔·卡维拉吉（Sudipta Kaviraj）的话说，“伊斯兰政治统治者，在社会习俗方面，含蓄地接受了对自己权力的限制，这与印度本土统治者非常相像……伊斯兰国家知道自己像其他印度国家，既有局限，又游离于社会之外”。 [21] 今天，穆斯林统治的遗产体现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个国家，还有印度一亿五千多万的穆斯林公民。就幸存的制度而言，穆斯林的政治遗产不是很大，除了像查明达利（zamindari）土地所有制之类的实践。
英国统治则不同，其影响既持久又深远。在很多方面，现代印度是外国人建国计划的产物。卡维拉吉认为，与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叙述相悖，“英国人没有征服一个既存的印度。更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征服了一系列独立王国。在他们的统治时期，这些独立王国又聚合成政治层次的印度，也算是对英国统治的答复”。 [22] 这呼应了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的见解，与社会层次相对，政治层次的“印度”在英国统治之前是不存在的。 [23] 将印度凝成政治体的重要制度，如行政机构、军队、共同的行政语言（英语）、实施统一和非人格化的法律制度、民主本身，既是印度人与英国殖民政府互动之后的成果，又是西方思想和价值融入印度历史经验之后的产物。
另一方面，就社会层次的印度而言，英国的影响又很有限。英国人修改了他们发现的可恶社会习俗，例如自焚殉夫（Sati），引进了人人平等的西方观念，促使印度人反思种姓制度的哲学前提，鼓励对社会平等的追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印度精英，在20世纪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种姓制度本身、自给自足的村庄社区、高度地方化的社会秩序，基本上完整无缺，远离殖民政府的权力。
中国和印度
21世纪初，中国和印度作为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前景引起极大的讨论。 [24] 讨论的大部分围绕它们各自政治制度的性质。作为威权国家，中国在推动大型基建工程方面比印度更为成功，像高速公路、机场、发电厂、大型水电项目。它的三峡大坝需要在漫水区迁走百万以上的居民。中国的人均储水量是印度的五倍，主要依靠大坝和灌溉工程。 [25] 中国政府一旦决定拆除街区，以建设工厂或公寓大厦，可以直接要求居民搬走。后者几乎没有途径保护自身权利或表述愿望。另一方面，印度是个多元的民主政体，各式社会团体都能组织起来，利用政治制度来达到自身的目标。印度的市或邦政府想建造新发电厂或新机场，很可能遭到反对，从环保非政府组织到传统的种姓协会。很多人认为，这会使决策程序瘫痪，经济增长的远景因此而变得暗淡。
这类比较都有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各自的政治制度均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例如，很多人相信当代印度民主只是历史发展的副产品，而这历史发展又是相对近代的，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有些民主理论认为，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维持成功的民主，这使很多人感到惊奇。印度丝毫不符合稳定民主“结构上”的前提：它过去非常贫困，从某种角度看，现在依然如此；在宗教、种族、语言、阶级等方面，它又是高度分裂的；它在公众暴力的狂乱中诞生，随着不同小团体的相互争斗，公众暴力又会定期重现。根据这个见解，在印度高度不平等的文化中，民主只是文化舶来品，由殖民政权输入，并不深植于国家传统。
这是对当代印度政治相当肤浅的见解。这倒不是说，现代制度所表现出的民主深深植根于古代印度实践，如阿马蒂亚·森等评论家所提示的。 [26] 而是说，印度政治发展的历程显示，它从来没有为暴政国家的发展提供社会基础，以便其有效集中权力来渗透社会和改造基本社会制度。在中国或俄罗斯出现的专制政府，即剥夺全社会（包括精英阶层）财产和私人权利的制度，从没存在于印度大地——不管是印度本土政府，还是蒙古人和英国人的外来政府。 [27] 因此而引发了如下的吊诡事态：印度有很多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但不像欧洲和中国，大体上从不针对印度的执政当局。更确切地说，它们只是针对婆罗门所控制的社会秩序，经常表现为异端的宗教运动，像耆那教或佛教，以否定现世秩序的形而上学基础。政治当局被认为离日常生活太遥远，也就太不相干了。
中国情形则不同。那里，拥有现代制度的强大国家早已产生，可刻意追求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广泛干预，并在塑造国家的文化和身份上取得成功。当新的社会组合出现并提出挑战时，国家的早期独尊给自己带来优势。今天，由于经济发展和融入世界全球化，有迹象显示，中国公民社会正在渐渐成形，但中国的社会参与者始终比印度的更为薄弱，更加不能抵抗国家。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和阿育王正在建造各自的帝国，这一比照在当时很明显，在今天依然真实。
中国早熟出世的强大国家，始终能够完成印度所做不到的任务，从建造阻挡游牧入侵者的长城，到兴建21世纪的大型水电工程。从长远看，中国人是否因此而得益，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中国强大的国家从来不受法治的约束，也就无法遏制其统治者的异想天开。它可睹的成绩，都以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和生活作为代价，而老百姓基本上无力（过去和现在）来抵制国家的征召。
印度人也身历专横，不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专横，而是我前文提出的“表亲的专横”。在印度，个人自由受到诸多限制，如亲戚关系、种姓制度、宗教义务、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印度的表亲专横允许他们对抗暴君的专横，社会层次的强大组织平衡和抑制了国家层次的强大机构。
中国和印度的经验表明，强大国家和强大社会同时出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互相平衡，互相抵消，这样才会有较好形式的自由。这个主题，我以后还会回顾。但此时，我将考察浮现于穆斯林世界的国家及其独特制度，它们允许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政体走出部落制。
[1]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52页。
[2]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56页；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131页。
[3]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78—179页。
[4]Stanley Wolpert，《印度新史》，55—69页。印度共和国今日所包括的最南端和像阿萨姆（Assam）一样的东方属邦，并不在孔雀王朝的版图上；今日所不包括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其大部却出现在孔雀王朝的版图上。
[5]相关概述，参见Hermann Kulke，《导论：前现代印度的国家研究》（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the State in Pre-modern India），载Hermann Kulke编，《从1000年到1700年的印度国家》（The State in India 1000-1700 ）（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286—287页。Sharma 认为，孔雀王朝的国家“从现代意义看，可被认为是不理性的……它不算家族制，因为它并不属于皇室家庭”。但这种讲法只在最狭义的家族制定义下才讲得通。另请参阅罗米拉·塔帕的《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他计算出的比率是1∶96（195页）。
[7]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165—166页。
[8]Frank Perlin，《国家形成再思考》第2部分。
[9]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93—94页。
[10]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206页。
[11]有些部落团体，如弗栗恃，打败后并入摩揭陀；而西方很多部落继续存活下来，后来遇上亚历山大大帝。在帝国边缘的西北山区—现在的阿富汗东部—这些部落在21世纪初仍然存在，并与北约军队交上火。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96—97页；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204页。
[12]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85—187页； 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288—289页。
[13]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89页。
[14]Martin Doornbos和Sudipta Kaviraj，《国家形成的动力学：印度与欧洲的比较》，93页。
[15]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78页。
[16]引自 Hemchandra Raychaudhuri，《古代印度政治史：从环住王即位到笈多王朝覆灭》（Political History of Ancient India: From the Accession of Parikshit to the Extinction of the Gupta Dynasty ）（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288—290页。另请参阅罗米拉·塔帕的《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81页。
[17]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219页。
[18]Burton Stein，《国家形成与经济再思考》（State Formations and Economy Reconsidered），载《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 ）第19卷，第3期（1985年）：387—413页。
[19]注辇国的集权如此软弱，以致历史学家称之为“分支式”的。它有一个中央管理的小核心，仅在名义上统治众多外围的自治聚落。参见伯顿·斯坦因（Burton Stein），《南印度农业系统的汇合》（Integration of the Agrarian System of South India），载Robert E. Frykenberg编，《印度历史上的土地控制和社会结构》（Land Control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Indian History ）（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9年）。斯坦因将南方印度国家比作非洲阿鲁尔（Alur）前国家状态的分支式部落社会。
[20]Stanley Wolpert，《印度新史》，88—94页。
[21]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270页。
[22]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273页。
[23]Sunil Khilnani，《印度思想》（The Idea of India ）（纽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1998年）。
[24] 例如Bill Emmott，《竞争对手：中国、印度及日本之间的权力斗争将怎样塑造我们的下一个十年》（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 ）（纽约：Harcourt出版社，2008年）；Edward Friedman和Bruce Gilley编，《亚洲巨人：比较中国和印度》（Asia ’s Giants: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5年）；Tarun Khanna，《亿万企业家：中国和印度正在怎样重塑他们和你们的前途》（Billions of Entrepreneurs: How China and India Are Reshaping Their Futures—and Yours ）（波士顿：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8年）。
[25]Somini Sengupta，《常被烤干的印度尽量利用季风雨》（Often Parched, India Struggles to Tap the Monsoon），《纽约时报》，2006年10月1日。
[26]阿马蒂亚·森（Amartya K. Sen），《作为自由的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 ）（纽约：Knopf出版社，1999年），234—240页。
[27]Sudipta Kaviraj，《国家的迷惑：现代化叙述中有关国家作用的印度思想》，2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