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在古印度国家的性质上争论不休。 [5] 如果从比较眼光看，特别是对照阿育王的印度和秦始皇的中国，我们也许能看得更加清楚。这两个帝国几乎在同时形成（公元前3世纪的中到晚期），但它们政体的性质可说相差十万八千里。
两个帝国都环绕一个核心而组成，分别为摩揭陀国和秦国。秦国是个真正的国家，具有马克斯·韦伯所界定的现代国家政府的许多特征。管理国家的世族精英，大多已在数世纪的战争中战死，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凭借非人格化基础而获选的新人。秦国废除井田制，推翻传统的产权，以统一的郡县制取代世族封地。它最终打败对手，建立大一统帝国，便将这中央集权政府推向全中国。推广至被征服国家的，还有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我们已在第8章看到，秦朝君主的社会工程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家族统治在西汉卷土重来。但汉朝统治者坚持中央集权，逐渐取消剩余的封地。它所建立的不算帝国，而是统一的中央国家。
阿育王的帝国
此类事项在孔雀帝国发生得很少，核心国的摩揭陀好像没有任何现代特征。与秦国相比，我们对其行政管理的性质了解得实在太少。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种姓制度的严格限制。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讲明，高级官位的主要资格应是高尚出身，其“父亲和爷爷”必须是大臣（amatya）或更高，他们几乎全是婆罗门。官僚的薪俸非常悬殊，最低与最高之间的比率是1∶4 800。 [6] 没有证据显示，官府用人是选贤与能的，或前三级瓦尔纳之外的人也可申请公职。这些事实曾得到希腊旅行家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的确认。 [7] 将摩揭陀推上战胜国地位的战争没有那么持久和残忍，不像秦国所经历的那样。旧精英得以留存，摩揭陀的处境从没恶化到非要动员男子总人口的地步。据我们所知，孔雀王朝没有统一度量衡，也没有在管辖地区统一语言。事实上，迟至公元16世纪，印度国家仍在努力推行统一标准，其最终实行是在英国治下，距孔雀王朝已将近整整两千年。 [8]
通过联姻和征服获得的地区，其与摩揭陀的关系也大大不同于中国。秦国灭绝他国，往往是消灭或放逐整个统治宗族，并鲸吞其领土。东周时期，中国精英宗族的数量大幅下降。孔雀帝国的建立则较为温和，涉及大量伤亡和焦土战术的唯一战役是对羯陵伽的攻占，给战胜者阿育王带来很大震撼。其他情形中，现有统治者吃了败仗后，便接受孔雀帝国在名义上的主权。《政事论》建议，孱弱的国王最好屈服，自愿向强大邻国进贡。没有出现中国或欧洲式的“封建主义”，即剥夺现有统治者，把领土赏赐给王室成员或侍从。印度历史学家有时谈到属臣国（vassal），但它没有欧洲属臣的契约意义。 [9] 说孔雀王朝重新分配权力是不准确的，因为它一开始就没有中央集权。孔雀王朝也没有设法将其国家制度，自核心国推向帝国其他地方。地方政府完全是家族的，没有试图建立永久且专业的行政制度。这意味着，每位新国王带来新的忠诚侍从，替换现有的行政官员。 [10]
孔雀帝国在它管辖区域内，仅行使松弛的统治；它称霸的整段时期，部落联盟或酋邦（伽那—僧伽）始终存活，就是明证。与等级分明的王国相比，伽那—僧伽的政治决策涉及较多的参与和共识，但它仍是基于亲戚关系的幸存的部落政体。印度历史学家有时称之为“共和国”，这只是在为它涂上现代光彩。 [11]
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详尽讨论了财政政策和征税，只是不清楚他的建议究竟有多少被付诸实践。与“东方专制主义”的信徒相悖，国王并不“拥有”全部土地。他有自己地盘，另外宣称掌控荒地、森林等，但通常不向现存产权提出挑战。不过，国家坚持向各式地主征税的权利，缴税可依据个人、土地、收成、村庄、边界的小统治者，基本上以实物或劳役的形式。 [12] 似乎没有一名印度统治者尝试大型变革，像商鞅的废除井田制，或王莽雄心勃勃但一败涂地的土地改革。
阿育王死于公元前232年，他的帝国旋即衰落。西北部落到了大夏国（Bactrian Greek）手中，部落的伽那—僧伽在西部的旁遮普和拉贾斯坦（Rajasthan）重又兴起，南方的羯陵伽、卡纳塔克和其他领土纷纷脱离，返回独立王国的地位。孔雀王朝重又回到中央恒河平原的摩揭陀王国，其末代国王波罗诃德罗陀（Brihadratha）于公元前185年遇害。还要等五百多年，笈多王朝（Gupta）方才崛起，再次统一印度，其规模可与孔雀帝国媲美。次大陆的孔雀帝国仅维持一代，它的王朝持续一百三十五年。孔雀王朝的终止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分割成数百个政治体，很多尚处于国家之前的层次。
孔雀帝国的统治如此短暂，至少从外表上看，它对下辖区域从没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事实上，这不是牵强附会。孔雀王朝从没建立强大的国家制度，也从没自家族政府过渡到非人格化政府。它在整个帝国维持广泛的间谍网，但没有证据显示，它像中国一样建造道路或运河，以促进交通。很不寻常，除了首都华氏城，孔雀王朝没在任何地方留下有关它强盛国力的纪念物。后代没把阿育王当作帝国创建者，这也许是原因之一。 [13]
孔雀王朝的统治者从没想到国家建设，也就是说，没有尝试以一套新颖的共同规范和价值穿透整个社会。孔雀王朝没有真正的主权概念，即在全国范围实施非人格化统治的权利。次大陆没有统一的印度刑法，直到英国统治下诗人兼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cCaulay）第一次引入。 [14] 国王没有从事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反而保护现存的各式社会秩序。
印度从没开发出像中国法家一样的思想，即政治目标就是赤裸裸地集权。《政事论》之类的论述，可向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君主提供建议，但只针对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与政治无关。此外，婆罗门教的精神孵育了非军事思想。非暴力主义（ahimsa）可在“吠陀本集”中找到根源，认为杀生对业力造成负面影响。它的有些文本批评吃肉和动物祭品，但另一些却予以批准。如我们所知，像佛教和耆那教的抗议宗教，非暴力更是中心思想。
孔雀王朝第一位国王旃陀罗笈多最后皈依耆那教，为了遂愿当一名苦行者，而自动让位给儿子宾头娑罗。他与一批僧侣搬到印度南方，据说，最后以耆那教的方式慢慢饿死。 [15] 他的孙子阿育王起初是正统的印度教徒，在生命后期皈依佛教。羯陵伽征战中的伤亡激起阿育王深深的悔恨，据传十五万羯陵伽人被杀或受逐。根据他的岩石赦令（Rock Edicts），“羯陵伽已被兼并，此后，陛下便开始了对宗教法律的热诚追求”。他还宣布，“曾遭杀戮和俘虏的羯陵伽人，其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如在今天遭受同样厄运，也会是陛下的遗憾。此外，如果有人冒犯他，只要还可以忍受，陛下也必须忍耐”。阿育王继续敦促仍在帝国边境的外人，“不用怕他，应信任他，应从他那里获得幸福，而不是悲伤”。他还呼吁他的儿子和孙子避免进一步征战。 [16] 帝国扩展由此戛然而止。不管阿育王后裔究竟是遵从他的意愿，还是本身就不中用，反正他们治下的帝国冰消瓦解。有人会问，如果印度开发了像中国法家一样的权力原则，而不是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阿育王的帝国会变成怎样——如果真是这样，它就不是印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