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为止，印度北部和两三千年前的中国西周，它们所经历的政治发展没有重大差别。最初，社会组成父系氏族的联合体，信奉祖先崇拜；大约在过渡到定居农业社会时，转向等级分明、世袭领袖、统治者和祭司的分工。很有可能，商朝统治者比印度的统治者行使更多权力，但差别不很惊人。
首批真正国家出现于印度河—恒河平原时，印度的政治演变以戏剧性的方式与中国模式分道扬镳。印度国家没有经历五百年日益激烈的连续战争，就像中国早期国家在东周时所承受的。之后的数世纪内，印度国家也彼此打仗，也与伽那—僧伽交战，但从没达到中国所实施的相互灭绝的惨烈程序。如我们所知，中国独立政治体的总数，从东周初的数百持续下跌到东周末的一枝独秀。相比之下，印度只有较少较不激烈的战争，以及较低程度的统一。较为原始的伽那—僧伽，没被强大的国家所兼并，一直生存至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在发展现代国家制度方面，战国时期的中国政治体不得不仿效邻国，而印度政治体显然没有此种压力。公元前3世纪末，孔雀王朝得以统一次大陆的大部，建成单一帝国，但仍有部分地区从没被征服，甚至其核心地带的统治也没得到彻底的巩固。孔雀王朝持续仅136年，这种幅员辽阔的政治体再也没有在本土政权下重现，直到1947年印度共和国出现。
差别的第二领域涉及宗教。中国设立了专业祭司，主持向国王和皇帝赋予合法性的礼仪，但其国家宗教从没超越祖先崇拜的层次。祭司主持对皇帝祖先的崇拜，但没有自己的司法权。末代皇帝失去合法性时，或朝代之间没有合法统治者时，没有作为机构的祭司来宣布谁享有天命。这种合法性可由任何人赋予，从农民、军人到官僚。
印度宗教则走上迥然不同的路。印度—雅利安部落的原始宗教，可能也像中国那样基于祖先崇拜。但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即“吠陀本集”创作时，它发展成精细的形而上学系统，以无形超然的世界来解释尘世的全部现象。新兴的婆罗门宗教，把重点从个人的祖先和后裔转到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为这超然世界把关的就是婆罗门阶层，其权威是很重要的。他们在未来世界中所保障的，不但是国王的血统，而且是最低级农民的福祉。
在婆罗门教的影响下，分别是雅利安人和达萨人的两大瓦尔纳，进化成四大瓦尔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处于顶端的是祭司阶层，他们创作了构成“吠陀本集”的仪式祈祷。随着宗教的发展，历代的婆罗门默记这些祈祷。这礼仪咒语的倒背如流成为他们的专业，与其他瓦尔纳争夺社会地位时，又变成其优势。法律就从这些仪式中脱颖而出，起初只是惯例，口口相传，最终写入法律书籍，像英国人所称的《摩奴法典》（Manava-Dharmasastra ）。所以在印度传统中，法律并不来自政治权力，这不像中国；它的源泉既独立于统治者，又比统治者更为崇高。事实上，《摩奴法典》讲得很清楚，国王之存在是为了保护瓦尔纳制度，不可颠倒过来。 [24]
如果我们把中国案例当作政治发展的标准直线，印度社会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走上一条大弯路。印度没有经历漫长的战争，以开发现代非人格化的集权国家。 [25] 权力没有集中于国王，而在界限分明的祭司阶层和武士阶层之间平分。他们相互依赖，以求生存。印度虽然没在当时开发出像中国一样的现代国家，但创造了限制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法治雏形，中国则没有。很明显，印度始终不能以中国方式集中权力，其根源就是印度宗教，我们将对此作更仔细的审视。
[1] 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从宗族到国家：恒河峡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社会形成》（From Lineage to State: Social Formations in the Mid First Millennium B.C. in the Ganga Valley ）（孟买：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157页。
[2]哈罗德·古尔德（Harold A. Gould），《印度种姓制度》（The Hindu Caste System ）（德里：Chanakya出版社，1987年），12页。
[3]参见Stanley Wolpert，《印度新史》（A New History of India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14—23页。
[4]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10—111页。
[5]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12—113页。
[6]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14—116页。
[7]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20页。
[8]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Early India: From the Origins to AD 1300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127页。
[9]梅因，《古代法》；梅因，《东西方的村庄—社区》（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 ）（纽约： Arno出版社，1974年）；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Family, Kinship and Marriage in India ）（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8—12页。摩尔根比较亲戚组织的研究指出，印度达罗毗荼部落的亲戚术语，很像北美土著群体的，如易洛魁人。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14—15页。
[10]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50页。
[11]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67页。
[12]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53页。
[13]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67—68页。
[14]印度东部的居民群体，如Mundanri和Mon-Khmer，说的是流行于整个东南亚的南亚语。在印度—雅利安人那样的外来征服者到达之前，这些群体代表定居于次大陆的本地人口。他们今天只生存于深山老林或闭塞地区，有些仍是部落。他们的亲戚规则相当纷杂，代表了古代模式和邻近社会新式影响的混合。Irawati Karve，《印度的亲戚关系图》，载Patricia Uberoi，《印度的家庭、亲戚关系和婚姻》，72页。
[15]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A Survey of the Culture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Muslims ）（伦敦：Sidgwick and Jackson出版社，1954年），81页。
[16] Arthur L. Basham，《奇妙的印度：穆斯林到来之前的印度次大陆文化》（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 A Survey of the Culture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Muslims ）（伦敦：Sidgwick and Jackson出版社，1954年），82页。
[17]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12页。
[18]罗米拉·塔帕，《从宗族到国家：恒河峡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社会形成》，155页。
[19]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17页。
[20]罗米拉·塔帕，《从宗族到国家：恒河峡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社会形成》，158页。
[21]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44页。
[22]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21—122页。
[23]罗米拉·塔帕，《早期印度：从起源到公元1300年》，137—138页。
[24]Ram S. Sharma，《古印度的政治思想和制度》（Aspects of Political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Ancient India ）（德里：Motilal Banarsidass出版社，1968年），159页。
[25]历史前因后果的层叠龟中有一只龟，那就是早期印度部落、酋邦、国家的战争为何少于中国。如果印度北部的居民，与东周时期的中国居民相比，确实较为稀疏，且比较不受地理上的限制，那么原因就在环境。但也有可能是宗教的角色，以某种方法，压抑了印度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和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