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印度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国家，其原动力是什么？我们所拥有的相关信息，远远少于中国案例。我们有两种关于国家形成的虚幻解说，与人类学家的暴力和社会契约理论遥相呼应。第一种解说，“吠陀本集”中较晚文本的《爱达罗氏梵书》（Aitareya Brahmana ，或译《他氏梵书》）解释：“众神与魔鬼大打出手，但在敌人手中吃尽苦头，便聚会讨论，决定要一名拉贾来率领打仗，于是指定因陀罗（Indra）为他们的国王，战势很快获得逆转。”这个传奇显示，印度最早的国王应人们和军事的需求而生，其首要职责是率领部下打仗。 [15] 第二种解说来自佛教资料：
当人们丧失原始的光荣，阶级差别（瓦尔纳）遂出现。他们签订协议，接受私人财产和家庭的制度，盗窃、谋杀、通奸和其他罪行由此而起。人们聚会讨论，决定要选出一名成员来维持秩序，报酬是分享一份土地和畜牧的收获。他被称为“大选出王”（Mahasammata），头衔是拉贾，因为他取悦于其他成员。 [16]
佛教始终是印度教的翻版，只是更为仁慈，更为温和。它强调非暴力，以及轮回转生的更为可行。所以，佛教徒认为国家形成获得大家同意，也属意料之中。但上述两种解说都不是历史记载。
实际的过渡也许牵涉到其他社会在建立国家时所遇到的所有因素。第一是征服：《梨俱吠陀》讲到印度—雅利安人遇上达萨人，发动战争，最终征服后者。最早提及的瓦尔纳，不是大家熟悉的四大社会阶层，而是两大社会阶层，分别是雅利安阶层和达萨阶层。所以很明显，从平等部落社会到等级国家社会的过渡，开始于军事征服。最初，达萨人只是因为自己的种族和语言而与征服者有所区别，到后来，达萨一词变成了从属或奴隶的代名词。这个转变是逐渐发生的，时间在印度—雅利安从游牧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之后。 [17] 剥削从属阶级创造庄稼收获的盈余，自己部落不必投入劳动，便可收取一笔地租。“拉贾”的意思，也从部落领袖变为“自土地或村庄享受收入的人”。 [18]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等级的日益分明又与永久定居、雏形城市、土地所有权紧密相连。 [19] 在土地上劳作的，不再是亲戚团体共同协作的家庭，而是与地主并不沾亲带故的农民。 [20] 为了使低级阶层永远处于被主宰的地位，为了防止他们逃逸，常备军和领土的政治控制变得不可或缺。
跟中国相似，促进政治巩固的还有技术变化。其中之一是铁器，它在公元前800年之后得到与日俱增的使用。铁斧可用来清除密集的森林，铁犁可帮助耕地。国家没有控制铁的生产，但铁工具的使用带来威望，并增加国家可挪用的有效盈余的总水平。 [21]
像中国和其他从部落过渡到国家的社会，独特和永久的祭司阶层婆罗门，赋予部落领袖愈益增长的合法性，使后者权力获得很大提升。拉贾行使政治权力，祭司通过仪式使之合法化；拉贾又支持祭司，并提供资源来补偿这些服务。早期的拉贾凭借祭司而获得神性，从而将自己职位转为祖传财产，通过渐渐流行的长子继承权再传给儿子。显而易见，半神半人不再是部落长者中的老大。所以，部落集会的萨巴失去了选择氏族领袖的能力，开始扮演咨询的角色。国王的授权仪式发展成持续一年的献祭仪式；其间，拉贾经历净化和象征性的新生；到终结时，婆罗门再赋予他职位和神性。 [22]
公元前6世纪末，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社会已从部落过渡到雏形国家或酋邦，被称为伽那—僧伽（gana-sangha，编按：前者意为“众多”，后者意为“集合体” ）。北方的国家，如鸯伽（Anga）、摩揭陀（Magadha）、俱卢（Kuru）、般庶，控制界定的领土，治理城市中相对密集的人口，完全是主权政治体。它们等级森严，王位世袭，其精英向农民抽取租金。相比之下，伽那—僧伽尚保留部落社会的特征：等级松弛，领导权模糊，不能像真正国家一样行使强制权力。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