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相比，我们对印度部落社会以及其向国家的过渡，所知极其有限。虽然处于对应的社会发展阶段，印度社会的文化水平要低得多，绝对比不上记载商朝政治活动的大量甲骨文或东周的冗长编年史。印度最早的定居点是旁遮普（Punjab）和西部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它的哈拉帕（Harappan）文明仅留存于考古学资料。 [3] 我们所了解的印度早期社会组织，都是从“吠陀本集”（Vedic texts）中推断而来。该本集记载圣歌、祈祷、注释等，可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或三千年，以前是口口相传，直到公元前一千年中期才变成书面记录。 [4] 印度第一个本土帝国是孔雀王朝（Mauryas，公元前321—前185年），在很多方面，它又是最伟大的本土帝国。但它的文字记载仅有流散到次大陆的数块法令岩石，再加上希腊、中国和其他外国著作的提及。这里可能有因果关系：缺乏流传广泛的书面文化，尤其是在印度统治者和行政官员中，大大阻碍了强大集权国家的开发。
印度—雅利安部落自黑海和里海（Caspian）之间的俄罗斯南部迁移至印度，由此开创了印度政治发展。某些部落群体转向西方，成为希腊、罗马、日耳曼和其他欧洲团体的祖先；另一群体朝南抵达波斯，第三群体向东到阿富汗东部，再穿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斯瓦特峡谷（Swat Valley），直达旁遮普和印度河—恒河（Indo-Gangetic）分水岭。现在通过Y染色体和线粒体，可以追踪印度—雅利安群体之间的血缘关联，但首次确定相互关系的却是语言学家，他们在印度梵语（Sanskrit）和西方语言之间找出相似，因为它们同属更大的印欧语系。
早期印度—雅利安部落是游牧民族，放牧牛群，以牛为食，并已驯养马匹。他们第一次迁入印度河—恒河平原时，碰上他们称作达萨（dasas）的其他定居者，后者可能属于不同种族，使用达罗毗荼语（Dravidian）或澳斯特罗—亚细亚语（Austro-Asiatic，又称南亚语）。 [5] 这段时期，这些部落的行为与他处部落非常相似。他们袭击达萨社区，偷他们的牛，与其他部落打仗。如果遇上强有力的军事抵抗，他们就退避三舍，该地当时仍属人烟稀少。吠陀本集中最古老的是《梨俱吠陀》（Rg Veda ），它提及部落之间的频繁冲突、拉贾（Raja）或部落领袖的涌现、确保战争成功的祭司。印度—雅利安人开始在恒河平原安顿下来，从单一游牧业转为游牧业和农业的混合。种植由小麦改成稻米，农业技术因此获得改进，使更多盈余、更突出的送礼和礼仪奉献成为可能。大约同时，奶牛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从印度—雅利安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像努尔人一样），到受人崇拜的图腾动物。 [6]
在这个发展阶段，与我们已经解说的其他分支式社会相比，印度—雅利安社会似乎没有任何的别具一格。例如，拉贾一词经常被译成国王，但实际上只是当时的部落领袖。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指出，拉贾的主要词根是“发光、带领”，但它的另一词根是“使人满意”。这显示，拉贾在部落中的权威有赖于众人的共识。 [7] 拉贾又是军事领袖，帮助保卫自己的社区，率领众人向邻近部落发起袭击以攫取战利品。他的权力受亲戚团体集会的制衡，如维达萨（vidatha）、萨巴（sabha）、萨米提（samiti）。其中的维达萨，专门负责在社区内分派战利品。像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头人，拉贾的地位取决于他在奉献和盛宴中分配资源的能力。拉贾们彼此竞争，看谁可摆出最多的财富以及最终的浪费，很像夸扣特尔（Kwakiutl）和其他西北太平洋海岸印第安人的庆典。 [8]
像其他部落社会，印度没有法律制度，以赔偿金解决争端（杀人赔偿金是一百头奶牛）。拉贾没有征税权力，也不在现代意义上拥有土地。所有权都在家庭手中，还有对亲戚团体的义务。像其他分支式社会，印度—雅利安部落可团结起来，组成像般庶王朝（Panchalas）那样的高层次分支，高层次分支之间可以再次联手，以达成更高层次的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