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世纪中期，北方的东魏和西魏被北齐和北周所取代。577年，北周进攻并打败了北齐。时任北周将领的杨坚成为风云人物，他出身鲜卑族，妻子来自匈奴一个强大氏族。杨坚在内斗中击败对手，于581年建立隋朝。他的军队在587年打败南方的梁，在589年打败南方的陈。这是220年汉朝崩溃以来，中国在单一中央政府治理下的首次统一（实际领土与秦汉时不同）。谥号为文帝的新皇帝把京城搬回长安，以汉朝为榜样重新打造强大的中央政府。他儿子兼继位人炀帝执迷于运河营造，还向朝鲜的高句丽王国发起草率的进攻最终失败。他死于618年，隋朝很快消失，这一段空白很短。名叫李渊的北方贵族在617年起兵，下一年攻取长安，宣布成立新朝代。唐朝是中国最伟大的朝代之一，持续了将近三百年，直到10世纪初。
隋唐重建中央集权，但没能终止贵族家庭的影响。他们在间隔的空白时期，攫取了众多小国的政府权力。我们将在第20章和第21章看到，反对家族制的斗争将持续随后的三个世纪，一直要到11世纪的宋朝，行政机构才返回汉朝时的“现代”基础。中国国家的重新集权，得以激活像科举考试和学而优则仕那样的制度。在先前的数世纪中，这些制度在门阀贵族面前一输再输。
汉隋之间三百年混乱所提出的最有趣问题之一，不是中国为何崩溃，而是中国为何再次统一。在如此广阔的领土上维持政治统一，这个命题绝对不是琐碎的。罗马帝国崩溃后，尽管有查理大帝和其他神圣罗马皇帝的努力，仍然得不到重组。汉朝之后的多国制度凝固成像欧洲一样的半永久制度，众多国家，相互竞争，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有了。中国国家早熟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即使中央国家崩溃了，它的许多继承者在自己边界内，仍尽量复制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仍尽量追求在自己领导之下完成统一大业。合法性最终来自天命的继承，而不在于偏安一隅。那些继承国家在边界内复制汉朝机构，从而防止进一步的分崩离析。所以，没有在中国出现像欧洲那样的一再分封。
中国何以再次统一的第二个原因也许更为重要，能向当代发展中国家提供启示。中国在秦汉时期所创造的，除了强大国家，还有共同文化。这种文化不能算所谓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础，因为它仅存在于中国统治阶级的精英阶层，而不存在于广大老百姓。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感情：中国的定义就是共同的书面语、经典著作、官僚机构的传统、共同的历史、全国范围的教育制度、在政治和社会的层次主宰精英行为的价值观。即使在国家消失时，这种统一文化的意识仍然炽烈。
遇上不同传统的外族野蛮人时，这种共同文化的力量变得尤为显著。占领中国的几乎所有入侵者——匈奴、鲜卑（拓跋），或更迟的女真（满人）、蒙古、党项（西夏）、契丹——起初都希望保留自己的部落传统、文化、语言。但他们很快发现，如不采用中国精湛的政治制度，便无法治理中国。更有甚者，中国文化的威望迫使他们要么同化，要么回到老家的草原或森林以维护自身文化。
中国得以重新统一是因为秦汉两朝已创下先例，统治整体比统治其中一部更为合法。谁有此权利呢？这是个复杂题目，要作出回答，先要认真弄清中国对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朝代的间隔期尤其富有启示。这段时期无疑是一场自由竞赛，政治权力的门外汉——农家子、可疑种族背景的外族人、未受儒家教育的军人——都有机会攀爬到制度的尖顶。中国人愿意向他们和其后裔提供合法性和绝对权力，其原因有点扑朔迷离。在后面论以及其他的改朝换代时，我会重新回到这一问题。
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但这个国家不受法治限制，也不受负责制机构的限制，中国制度中唯一的责任只是道德上的。没有法治和负责制的强大国家，无疑是一个专制国家，越是现代和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是有效。统一中国的秦朝作出雄心勃勃的努力，想把中国社会重新整顿为一种原始极权主义国家。这个工程最终失败了，因为国家没有工具或技术来实现这个野心。它没有激励人心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组织一个党派来实现它的愿望，凭借当时的通信技术还无法深入中国社会。它的权力所到之处，它的专制是如此暴虐，以至激起了导致自己迅速灭亡的农民起义。
后续的中国政府学会收敛雄心，学会与现有的社会力量并存不悖。在这一方面，它们是专制的，但不是极权的。与其他世界文明相比，中国集中政治权力的能力颇不寻常。
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发展的路程与印度截然不同。这两个社会作为“亚洲”或“东方”的文明，经常放在一起。它们在早期表现出相似特征，后来却各奔东西，南辕北辙了。过去两千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中央官僚国家，缀以分裂和衰败；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一系列弱小王国和公国，缀以短暂的政治统一。我们如果察看印度的历史长河，它是民主国家的事实就丝毫不足为奇。这不是说印度早期就有民主思想，从而创下先例；而是说很难在印度政治中，建立起专制统治。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其原因在宗教和思想的领域。
[1]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74—177页。
[2]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79—181页。
[3]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82页。中国历史人口的计算有很多争议。邓刚（Kent Deng）以调整后的正式人口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从公元157年的五千六百五十万，跌至公元280年的一千八百五十万，跌幅高达67%。邓刚，《以正式普查资料揭示前现代中国的真正人口统计》（Unveiling China’s True Popul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Pre-modern Era with Official Census Data），载《人口评论》（Population Review ）第43卷，第2期（2004年）：32—69页。
[4]参见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东汉的荫庇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the Later Han），载《美国东方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第103卷，第3期（1983年）：533—542页。
[5]有关墨西哥的当代案例，参见Kent V. Flannery，《文明的文化演变》。
[6] 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学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纽约：企鹅出版社，1982年）。
[7]参见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Growth and Intera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Roots of Modernity ）（华盛顿特区：AEI出版社，2001年），21—27页。
[8]中国案例被描绘为“高级平衡的陷阱”，伊懋可（Mark Elvin），《旧中国模式：社会和经济的解释》（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
[9]白乐日（Etienne Balazs），《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度》（Chinese Civilizations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年），102—103页。
[10]Scott Pearce，Audrey Spiro和伊沛霞编，《中国重建中的文化和权力，公元200—600年》（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8—9页。
[11]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81页。
[12]Moss Roberts，《编后记：关于〈三国演义〉》，载英译本《三国演义》（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938—940页。
[13]J. A. G. Roberts，《中国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a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40—44页；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21页。
[14]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17—18页。
[15]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1页。
[16]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2页。
[17]白乐日，《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度》，104—106页。
[18]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5—26页。
[19]白乐日，《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度》，108—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