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政策由丞相李斯执行。李斯是法家思想家韩非子的同学，但设下阴谋让后者蒙辱自杀。一旦掌权，这名建国设计师的最初行动是将帝国行政分为两级，共设三十六郡，郡以下设县。郡县的长官全由皇帝从首都咸阳指派，旨在取代地方上的家族精英。早已孱弱的封建贵族是打击对象，历史记载说，为方便监督，全国十二万贵族被迫迁至首都近郊。 [1] 在人类历史这么早的时期，很难找到如此使用政治集权的案例。这显示中国离开部落社会已有多远。
秦始皇留用的儒家官员抵抗国家集权，在公元前213年建议皇帝重新分封，试图在乡野为自己打下新的权力基础，这似乎不是偶然的。李斯认为，这将破坏他们的国家建设大业：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 [2]
秦始皇表示同意，遂命令焚烧经典，据称还下令活埋了四百名不服的儒家信徒。这些行为招致了后世儒家对他经久不衰的憎恨。
商鞅治下的秦国已有统一度量衡，现在推广至全中国。秦始皇还以史籀大篆统一全国文字，这也是秦国当初改革的延伸。改革目的是为了促进政府文件中的文字统一。 [3] 就是今天，中国各地仍有不同方言。文字统一为确定中国身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但行政部门有统一语言，而且全国各地都可分享经典的同一文本。
秦朝严格遵守法家方法，其统治如此暴虐，以致在全国激起一系列起义。它的轰然倒塌是在秦始皇死后不久的公元前210年。被押去军事营地的一队罪犯，因暴雨而受阻，遂揭竿而起。法律规定，无论什么原因，延迟到达者都是死罪。小队领袖决定，即使造反，他们的命运也不会变得更糟。 [4] 叛乱迅速蔓延至帝国其他地区，很多幸存的前君主和前封建贵族，看到秦朝变得衰弱，便拥兵宣告独立。同时，丞相李斯与一名宦官共谋拥戴秦始皇次子胡亥登基，反而死于宦官之手。接下来，宦官又死于他想立为皇帝的子婴之手。出身楚国贵族的项羽，还有其庶民出身的部下刘邦，组织新军队，攻入秦首都，消灭秦朝。项羽分派土地给亲戚和拥护者，试图返回周朝的封建主义。刘邦（死后谥号是汉高祖）转过身来反对项羽，四年内战后成为胜利者。他在前202年建立汉朝，史称西汉。 [5]
在项羽封建复辟和秦始皇现代专政之间，新皇帝汉高祖的政权采取折中路线。不像秦始皇，汉高祖没有既存国家的权力基础。他的合法性来自他的魅力，他是反暴政的造反军的成功领袖。为取得政权，他统领一个由杂乱军队组成的同盟，包括很多传统家族和前君主。此外，他还须提防北方游牧部落的匈奴。因此一开始，他改造中国社会的能力，远远低于其前任秦始皇。
高祖创建双轨制度，部分地区恢复了周朝的封建主义。他把内战中支持自己的前君主和将军们分封去小王国，又给自己家庭成员分派新的封地。剩下的地区则保留秦朝的非人格化郡县制，构成高祖自己的权力核心。 [6] 最初几年，朝廷对小王国的控制很弱。秦朝统一中国的工作本来就不彻底，汉朝早期仍需继续努力。高祖启动这一过程，逐渐取消地方封王中不是刘姓的权力。继承者汉文帝在公元前157年，废了长沙最后一个小王国。皇族成员管辖的封地持续较久，与搬到长安的中央政府日益疏远。公元前154年，它们中的七个为取得完全独立而反叛。成功的镇压导致汉景帝宣布，剩下的封地不再享有行政权力。政府提高征税，迫使封地在兄弟姐妹中分家。西汉开国一百年后，封建统治最后的残余变得无权无势，地方官几乎都是中央政府指派的。 [7]
家族拥有地方权力、不受中央政府管辖的周朝封建主义，在中国后来历史上定期回潮，尤其是在朝代交替的混乱时期。中央政府一旦站稳脚跟，又夺回对这些政治体的控制。从来没有一次，封王强大到可逼迫帝王作出宪法上的妥协，如英国的大宪章。中国地方上的封王，不像封建欧洲的对应阶层，从未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我们将看到，以后的世袭贵族试图在中国掌权，不是打造地方上的权力基础，而是直接攫取中央政府。强大国家早期的中央集权，随着时间的推移，竟使自己变得永久化了。
在中国不同地区根除家族统治，代之以统一的国家政府，事实上是法家的胜利，也是秦建立集权强国传统的胜利。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意识形态上，儒家的传统主义得以东山再起。汉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治下，儒家学者重返行政高位，兴办太学，设置儒学五经博士，专门研究各自的经典。读好经典成为做官的敲门砖，著名的科举制度的雏形也于此而起。 [8]
思想领域也发生重大变化。法家为君主着想的残酷统治，原是商鞅和韩非所倡导的，此时遭到贬谤，民为邦本的古代儒家见解重又获得尊敬。这离民主观念还很远，没有一名儒者相信，对皇帝的权力或权威应有制度上的正式制衡，更不用说普选或个人权利。对皇帝权力的唯一制衡是道德；也就是说，给予皇帝正确的道德教育，敦促他仁民爱物，并时常劝诫他不可辜负这些理想。
早期的皇权也有限制，因为皇帝身处儒家官僚机构之中。官僚机构只是皇帝的代理人，没有制衡皇帝的正式权利。但像所有的官僚，凭借专长和帝国运作的知识，他们施加了可观的非正式影响。像任何等级组织的领袖，从军队、公司到现代国家，坐在汉朝政府顶端的皇帝，必须依赖众多顾问来制定政策、执行命令、判决呈入朝廷的案件。这些官员负责训练年轻太子，等他们长大登基后，再提供咨询服务。传统和文化上的威望，增加了高级官僚左右皇帝的影响。历史记载中，丞相和尚书批评皇帝的案例很多，有时还得以扭转有争议的决定。 [9]
武装起义是对坏皇帝的最后制裁，根据儒家天命流转的原则，又是正当合法的。天命的首次提出是为了辩解公元前10世纪周对商的篡夺，之后又被用来辩解对不公或腐败皇帝的造反。没有精确规则来确定谁享有天命，其获得往往是在造反成功之后（第20章对此有更详尽的讨论）。显而易见，这种制衡是非常极端的，带有极大风险。
君以民为贵的儒家思想，把负责制的原则带进了中国政府。但要注意，这个负责制不是正式或程序上的，而是基于皇帝自己的道德观念，而这观念又是官僚机构所塑造的。列文森（Levenson）和舒尔曼（Schurmann）认为，官僚机构所塑造的道德说教，主要反映了自身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强烈反对法家君主赤裸裸的专制统治，因为儒家就是这种权力的首批受害者。他们只想在汉朝复辟时期保护自己的地位。这些官僚不是公众利益的监护人，而在代表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等级制度；他们自己，又恰恰身处该制度的顶端。 [10] 尽管如此，对这一执政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多讲几句。它至少在原则上坚持君主应对人民负责，并执意保护抗衡集权的现存社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