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中国后，政治现代化为何没有导致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国家的出现是集约型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还不够。如要资本主义出现，其他制度也要到位。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之前有一场认知革命，发明了科学方法、现代大学、以科学观察创造财富的技术革新、鼓励革新的产权体系。秦朝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是智慧的沃土，但其主要学术传统是向后看，无法达到现代自然科学所需要的抽象。
此外，战国时期没有出现独立的商业资产阶级。城市只是政治和行政的中心，不是商业中心，也没有独立自治的传统。商人或工匠没有社会威望，崇高地位只属于地主。 [33] 虽有产权存在，但其形式无法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秦朝的独裁政府，剥夺大批家族地主的土地来削弱其权力，向新地主征收重税来支持军事扩张。国家不是创造奖励，让农人的耕耘更为有效，而是订出产量定额，如果完不成，还要加以处罚。秦朝最初的土地改革，打破了世袭的地主庄园，开辟了土地买卖市场，但随之没有出现自耕农阶层，土地又被新贵阶层所吸纳。 [34] 没有法治来限制主权国家没收私人财产的权力。 [35]
亲戚关系体系崩溃，被更自愿、更个人形式的团体所取代，这就是社会现代化。但它在秦统一后没有发生，原因有二。首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出现，促进新社会团体和新身份的广泛分工也无从说起。其次，破坏中国亲戚关系的努力是独裁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相比之下，破坏西方亲戚关系的是基督教，既在理论层次上，又通过教会对家事和遗产的影响力（参看第16章）来进行。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生根发芽，比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足足早了数个世纪。
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经常不能达到目标。中国的父系宗族和以此为基础的家族政府，其相关制度虽遭受痛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将看到，昙花一现的秦朝之后，它们又卷土重来，并作为权力和感情寄托的来源，在后续世纪中一直与国家明争暗斗。
[1]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990—1990年》；查尔斯·蒂利，《集团犯罪式的开战和建国》（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载Peter B.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和 Theda Skocpol编，《收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马萨诸塞州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另请参阅Bruce D. Porter，《战争与国家的兴起：现代政治的军事基础》。
[2]参见Cameron G. Thies，《拉丁美洲的战争、竞争与建国》（War, Rivalry, and State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载《美国政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第49卷，第3期（2005年），451—465页。
[3]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56—58页。
[4]Edgar Kiser和蔡勇（Yong Cai），《战争与科层官僚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 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载《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第68卷，第4期（2003年）：511—539页。
[5]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67页；Edgar Kiser和蔡勇，《战争与科层官僚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2003年），520页；许田波，《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和国家形成》，87页。
[6]有关概述，参见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5卷第7部分，《军事技术》（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5, Pt.7: Military Technology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
[7]陆威仪，《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55—58页。
[8]陆威仪，《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60页；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71页。
[9]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73—75页。
[10]陆威仪，《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58—59页。
[11]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82—87页。
[12]Edgar Kiser和蔡勇，《战争与科层官僚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516—517页。
[13]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64—65页。
[14]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67—73页。
[15]谢和耐（Jacques Gernet），《中国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82—100页。
[16]李又宁，《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Shang Yang ’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 ）（纽约州白原市：M.E.Sharpe出版社，1977年），32—38页。
[17]李又宁，《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Shang Yang ’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 ）（纽约州白原市：M.E.Sharpe出版社，1977年），38—39页。
[18]农民家庭通常太穷，不能维持世系，可将井田制视作延展性亲戚团体的替代。
[19] James C. Scott，《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
[20]陆威仪，《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63页。
[21] 李又宁（Yu-ning Li），《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Shang Yang ’s Reforms and State Control in China ），66页。
[22]有关背景资料，参见Burton Watson译，《韩非子：基本作品》（Han Fei Tzu: Basic Writings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年），1—15页。
[23]Paul Chao，《中国的亲戚关系》，133—134页。
[24]裴达礼，《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152—161页。
[25]参见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的讨论，93—94页。
[26]引自李又宁编，《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127页。编者按：福山此处所引文字，实际上乃是法家学派李斯所说 （上秦二世《督责书》 ），见李又宁该书所收萧公权先生的论文《法家思想与专制政体》 （Legalism and Autocracy in Traditional China），原始引文见《史记 ·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
[27]萧公权，《法家思想与专制政体》，引自李又宁编，《商鞅变法与中国的国家控制》，16页。
[28]鲁惟一和夏含夷编，《剑桥中国古代史：从文明起源到公元前221年》，1003页。
[29]鲁惟一和夏含夷编，《剑桥中国古代史：从文明起源到公元前221年》，1009页。
[30]许田波，《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65—66页。
[31]商鞅在国内破坏基于亲戚关系的传统秩序，在国外从事权术外交，打破了贵族限制冲突的约定和规范。例如，他游说自己以前的国君魏惠王，让他称霸，摆出周天子的场面，使之陷入与邻国韩和齐的纷争，最终败于齐国。公元前340年，秦国攻打魏国。商鞅邀请魏军首领公子昂来自己营地参与和谈，却在会谈后生擒公子昂。像在国内所颁布的严厉处罚一样，这一切都在强权政治的名义之下得到美化。许田波，《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70—71页。
[32]韦伯多次写到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纽约：自由出版社，1951年）和《经济与社会》第2卷（Economy and Society , Vol. 2），1047—1051页。
[33]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99—100页。
[34]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88页。
[35]列文森和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69—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