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国实施的政策得到后续学者的肯定，如韩非子，并被归纳成全套的法家意识形态。在法家和儒家的紧张关系中，可以读懂中国后来历史的大部，直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那份紧张都与政治中的家庭作用有关。 [22]
儒家极力主张向后看，其合法性扎根于古代实践。孔子在春秋末期编辑他的经典作品，十分怀恋周朝的社会秩序。但它因战事不断，已在分崩离析中。家庭和亲戚关系是家族秩序的核心。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
所有部落社会都实行祖先崇拜，虽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儒家给中国版本涂上了特殊的道德色彩。儒家的道德原则规定，对父母的责任，尤其是对父亲的，要大于对妻子或子女的。对父母不敬，或在经济上没尽扶养责任，就要受到严厉惩罚。儿子对妻子或子女的关心，如超过对他父母的，也要受到严厉惩罚。如发生冲突，例如父亲被控犯了罪，父亲的利益一定高于国家的。 [23]
家庭和国家的紧张关系、家庭责任高于政治责任的道德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迄今，中国家庭仍是一种强有力的制度，竭力捍卫它的自治，不愿接受政治权力的干涉。家庭和国家的力量关系呈反比。19世纪清朝式微，中国南方强大的宗族干脆接管地方事务的治理。 [24] 1978年的中国，邓小平推行包产到户的改革，农民家庭又变得生龙活虎，成为后来影响全国的经济奇迹的主要引擎。 [25]
相比之下，法家向前看。它把儒家和对家庭的尊崇，看作巩固政治权力的绊脚石。儒家精致微妙的道德和责任，对他们丝毫没用。作为替代，他们追求直截了当的赏罚分明——特别是惩罚——使百姓臣服。如法家思想家韩非子所说的：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 [26]
法家建议，不可把臣民当作可以教诲的道德人，只可当作仅对赏罚有兴趣的自私人——特别是惩罚。所以，法家的国家试图打破传统，废除家庭道德责任，以新形式将臣民与国家绑在一起。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推动的社会工程与法家有明显关联。就像早先的商鞅，毛泽东也把传统的儒家道德和中国家庭看作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他的反孔运动意在铲除家庭道德的合法性，共产党、国家、公社变成帮助中国人团结起来的新式制度。一点不令人惊讶，商鞅和法家在毛泽东时代得以复兴，在很多共产党学者的眼中成为现代中国的先例。
有学者说，“儒家推崇圣王理想，可被视作道德的专制主义；作为对照，法家否定道德与政府的关联，可被视作赤裸裸的专制主义”。 [27] 对皇帝的权力，儒家无法想象任何制度上的制衡。更确切地说，儒家试图教育君主，缓和他的激情，使他深感对人民的责任。让君主获得良好教育，以建良好政府，西方传统对此并不陌生。这实际上是苏格拉底在描绘合理城邦时所简述的，记载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皇帝到底深感多少对人民的责任，还是仅仅利用儒家道德来保护自身利益，那是后续章节的主题。法家直接剥去道德政府的外衣，公开宣称臣民是为君主而活的，不可颠倒过来。
我们不应存任何幻想，推崇法令的法家思想与我在本卷中常提的法治有任何关联。西方、印度、穆斯林世界有一套受宗教庇荫的既存法律，并获得教士等级制度的捍卫。它独立于国家，其历史比国家更长。与当前统治者相比，这套法律更古老、更高级、更合法，因此对统治者也具有约束力。法治的含义就在：甚至国王或皇帝也是受法律束缚的，不可随心所欲。
这种法治从没存在于中国，对法家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他们认为，法律只是记录国王或君主口述的典章。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看来，这是命令，而不是法律。它只反映君主的利益，不是治理社区的道德共识。 [28] 商鞅认为，惩罚一旦确定，适用于社会所有成员——贵族不得豁免。那是法家法令与现代法治所分享的唯一共同点。 [29]
战国时期的中国
商鞅所创建的新式国家制度，使秦国在调动资源方面，比以前更加广泛，比邻国更加有效。但仍不是取胜的保票，因为敌对国家的强烈竞争导致了互相仿效。秦国崛起进而称霸全中国的故事，与其说是发展领域的，倒不如说是国际关系领域的。
春秋末期为巩固国家而发起的争战中，秦国实际上是配角，只在更强大的对手中间发挥平衡作用。它处于争战国家中的最西面，在地理上受一定保护（参看地图）。从公元前656年到前357年，涉及大国的160场战役中，秦仅发动11场。秦孝公和商鞅开展国家改革后，这就有了大变。从公元前356年到前221年，秦发动了96场大战役中的52场，打胜48场。公元前4世纪最后十年，秦打败南方大国楚，又在前293年打败东面的邻国魏和韩。东方的齐国是仅存的主要敌人，也败于前284年。到了公元前257年，所有他国都丧失了大国地位。始于公元前236年的统一战争，最终导致中国在前221年出现大一统的秦朝。 [30]
争战国家到底图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东周冲突背后的症结是旧贵族秩序分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庶民寻觅新机会，以攀登权力阶梯。这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儒家和法家为此而争论不休。这个争论发生于一国之内，也发生于各国之间；既是争战的原因，又是争战的结果。秦国把自己当作法家的旗手，它的动机与其说是信服，倒不如说是实用。 [31]
这里利害攸关的主导思想，不同于上述争论，而是商周统一中国的古老理念。统一中国的实现，其传说的色彩大于现实。东周的分裂始终被看作旷日弥久的异数，需要承担天命的血统崛起，予以拨乱反正。寻求承认的斗争，就是看哪个宗族获得统治整个中国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