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灭于周。周的部落定居于渭河流域（当代陕西省），在商的西方。周的征服始于公元前11世纪初，历时数年。其时，商的军队还必须在山东应付马背游牧民族的袭击。周王杀死商的储君，谋害自己兄弟，夺取政权，建立新朝。 [25]
这一征服开创了很多学者所谓的中国封建时期。其时，政治权力非常分散，掌控在一系列等级分明的氏族和宗族手中。从西周到东周早期，亲戚关系仍是社会组织的原则。到了春秋和战国，这些亲戚团体之间战火纷飞，国家开始慢慢成形。我们可仔细追溯国家形成的各项因素，所依靠的不再是考古学的重新组合，而是历史记载中的证据。
从对比角度看，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格外有趣。它在很多方面为欧洲几乎一千年后的历程树立了先例。周部落征服长期定居的商朝领土，建立了封建贵族阶层。无独有偶，日耳曼野蛮部落打败衰败凋零的罗马帝国后，也创立了类似的分散政体。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发动战争的需求促使了国家的形成：封建属地逐渐聚合成领土的国家，政治权力趋于集中，现代非人格化行政脱颖而出。 [26]
然而，中国和欧洲又有重要差别。英语版的中国朝代史，给中国平行制度贴上既定标签，如“封建的”、“家庭”、“国王”、“公爵”、“贵族”，从而遮掩了中间的差别。所以，我们需要确定这些标签的意义，既指出重要对应，也挑明不同文明的分道扬镳。
最混乱和误用最多的，可算是“封建的”和“封建主义”。由于学者和辩论家的混乱使用，这两词基本上变得毫无意义。 [27] 根据卡尔·马克思开创的传统观念，“封建主义”往往指欧洲中世纪庄园上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剥削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有个避不开的封建阶段。这种按图索骥的僵硬，迫使传统学者到处寻找封建阶段，即使在毫不相干的社会。 [28]
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关注存在于中世纪欧洲的采邑（fief）和属臣（vassalage）制度，从而给封建主义提供了历史上比较准确的定义。采邑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契约，后者获得保护和土地，一定要向领主提供军事服务作为交换。契约在特定仪式中获得尊严，领主将属臣的手放入自己的手中，以亲吻来锁定相互的关系。这种双方兑现义务的从属关系，需要一年一度的更新。 [29] 属臣之后还可将采邑分割成更小的子采邑（subfief），与自己的属下再签新的契约。该制度自有一套复杂的道德规范，与荣誉、忠诚、宫廷婚姻有关。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欧洲封建主义的关键不是领主和属臣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隐含的权力分散。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说：“西欧的封建主义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是一种政府……其中，一队军事领袖垄断政治权力，队员之间的权力分配却又相对平等。” [30] 这个定义与马克斯·韦伯有关，也是我在本卷所使用的。该制度的核心是分派采邑或封地，属臣可以在其上实施一定程度的政治控制权。封建契约在理论上可随意取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属臣们把采邑转换成自己的家族财产。这表示，后裔得以继承采邑。他们在自己采邑享有征兵征税的政治权力，能独立作出司法裁决，不受领主的干涉。因此，他们一点不像领主的代理人，却是实打实的小领主。马克·布洛赫指出，封建制度晚期的家族性质实际上代表了该制度的退化。 [31] 总之，封建制度的独特处恰恰是它分散的政治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周朝的中国是个封建社会 [32] ，与中央集权国家没有相似之处。像很多征战的朝代，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周天子发现自己没有足够军队或资源来直接统治所占领的土地，特别是在草原游牧部落频繁骚扰的西方，还有后来成为楚国的南方边境。所以，他分派封地给麾下的将领。考虑到周社会的部落性质，那些将领多是他的亲戚。周天子共设七十一处封地，其中五十三处由他的亲戚治理，剩下的则分给其他文武官员，以及已被击败但愿效忠的商贵族。这些属臣在治理自己封地时享有实质性的自治。 [33]
周朝的中国封建主义与欧洲的相比，仍有重大区别。在欧洲，野蛮部落一旦皈依基督教，分支式的部落制度在封建社会初期即遭摧毁，通常在数代人的时间内。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机制，把没有亲戚关系的领主和属臣绑在一起，在亲戚关系不复存在的社会中促进社会合作。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参与者不是独立分散的领主，而是领主和他们的亲戚团体。在欧洲领主的境内，领主与农民签署封建合同，非人格化管理已开始扎根。权力在领主手中，而不在领主亲戚团体的手中。采邑只是他的家庭财产，并不属于更大的亲戚集团。
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地授予亲戚团体，之后又逐次分封给下一级的宗族或部落分支。中国贵族与欧洲领主相比，其权力比较薄弱，其等级森严比较缓和，因为他陷入了限制他擅权的亲戚架构。我曾提到，部落社会的领袖地位往往是赢取的，而不是继承得来的。周朝的中国领袖，虽然趋向于等级分明，但仍受亲戚人脉的限制，看起来比欧洲的更像是“部落的”。有位评论家指出，在春秋时期，“国家像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君主统而不治；大夫们很重要，不是因为其职位，而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亲戚，或是显赫家庭的家长”。 [34] 君主与其说是真正的一国之主，倒不如说是伙伴中的老大。“各种故事讲到，贵族当众责备君主，并吐口水，却没受到他的训斥或处罚；拒绝他对珍玩的索求；在他妻妾群中与他一起玩游戏；未获邀请而坐上他的桌子；上门邀他分享晚餐，却发现他在外射鸟。” [35]
周朝社会的氏族组织中，军队也是分支式的，没有中央统领。各个宗族动员自己的军队，再蜂聚到更大单位中（像努尔人的分支）。“有关战争的记述透露，战场上，征来的士兵只跟随自己的将领；重要的决定通常由将领们集体讨论决定；部队编制松散，以致将领只能指挥自己手下，而顾不上其余。” [36] 很多案例显示，因为没有严格的统领制度，部将得以修改名义上君主的命令。根据第5章介绍的人类学分类，周朝早期政体是部落的，至多是酋邦的，而绝不是国家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非常相似，都发展了悬殊的阶级分化和贵族阶层，起因是关于荣誉、暴力、冒险的道德信念。开始时，早期部落社会相对平等，并有防止地位悬殊的各式调整机制。然后，某些人开始在狩猎中出类拔萃。狩猎与战争有关联，这可追溯到人类的灵长目祖先。等级制度在狩猎和征战中脱颖而出，因为有些人或群体就是略胜一筹。优秀猎手往往又是优秀战士，狩猎所需要的合作技能进化成军事战术和战略。通过战绩，有些宗族获得更高的地位；宗族内，卓越的战士崛起而成为将领。
这也在中国发生。狩猎和战争的关联保存于一系列礼仪，使武士贵族的社会地位获得合法化。陆威仪（Mark Lewis）解释说，春秋时期，“君主之所以在群众中鹤立鸡群，全靠在圣坛前的‘壮举’，即礼仪化的暴力，如献祭、战争、狩猎”。 [37] 狩猎把动物送上祖先的祭台，战争把战俘送上祖先的祭台。血祭是商朝的习俗，到周朝仍然继续，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军事征战出发于庙堂，为确保战争的胜利，既有牺牲品又有祈祷。礼仪中，大家分享祭肉，战鼓因战俘的血液而变得神圣，特别可恨的敌人则被剁成肉酱，供宫廷或军队成员进食。 [38]
周朝早期的贵族战争高度礼仪化。发动战争是为了使另一氏族承认自己的霸权，或是为了荣誉受到藐视而实施报仇。军队向前冲是为了保护“继承下来的祖业”，不克尽责的领袖，死后将得不到妥善的祭拜。他们通过在仪式上展示的力量和荣誉来达到目的，不需付诸殊死的实战。战役经常在贵族之间预先安排，需要遵守复杂的规矩。敌人一旦在战场出现，军队一定要上前迎战，否则就是耻辱。不向敌人的最强部位发起攻击，有时也被认作丢脸。敌方君主去世时，为了不影响对方的哀悼义务，军队就会退出战役。春秋初期，贵族打仗多用战车。而这种战车，既昂贵，操作起来又需要高超技术。 [39] 显而易见，军事战略家孙子依靠奇袭和欺骗的“迂回”战术，还要等到中国历史的后期。
周朝早期的中国社会，处于部落和酋邦之间。史书中称为“国”的，都不是真正的国家。周朝的中国好比是家族社会的教科书，换言之，整个国家为一系列封地君主和其亲戚团体所“拥有”。土地和定居于此的民众，都是可传给后裔的家族财产，只受父系家族亲戚规则的约束。这个社会中没有公私之分，每个占统治地位的宗族都可征兵征税，并作出自认妥善的司法裁决。然而，这一切将很快发生变化。
[1]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2—130页。
[2]鲁惟一（Michael Loewe）和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编，《剑桥中国古代史：从文明起源到公元前221年》（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909—911页。
[3]有关早期中国的分代，参见李学勤，《东周和秦的文明》（Eastern Zhou and Qin Civilizations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年），3—5页。
[4]有关这段时期，参见顾立雅（Herrlee G. Creel），《中国的诞生：中国文明形成期研究》（The Birth of China: A Stud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纽约：Ungar出版社，1954年），21—37页；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西周历史资料：青铜器铭文》（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
[5]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26—27页。
[6]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35页。
[7]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41页。
[8]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85页。
[9]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124页。
[10]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170页。
[11]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164—165页。
[12]有关中国家庭主义的残存，参见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纽约：自由出版社，1996年），69—95页。
[13]参见Olga Lang，《中国的家庭与社会》（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年）；Maurice Freedman，《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伦敦：Athlone出版社，1958年）；Maurice Freedman，《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jian and Guangdong ）（伦敦：Athione出版社，1966年）；Maurice Freedman，《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亲戚》（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年）；孔迈隆（Myron L.Cohen），《台湾的中国家庭制度》（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武雅士（Arthur P. Wolf）和黄介山（Chieh-shan Huang），《中国的婚姻与过继，1845—1945年》（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1845 —1945 ）（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
[14]有关当代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讨论，参见 James L. Watson，《中国的亲戚关系：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研究》（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第92期（1982年）：589—627页。
[15]有关当代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的讨论，参见 James L. Watson，《中国的亲戚关系：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研究》（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第92期（1982年），594页。
[16]Paul Chao，《中国的亲戚关系》（Chinese Kinship ）（波士顿：劳特里奇出版社，1983年），19—26页。
[17]鲁惟一（Michael Loewe），《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E-220 CE ）（印第安纳波利斯：Hackett出版社，2006年），6页。
[18]Donald Keene，《明治天皇和他的世界，1852—1912年》（Emperor of Japan: Meiji and His World, 1852-1912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年），2页。
[19]鲁惟一，《秦汉帝国的政府：公元前221—公元220年》，6页。
[20]柯昌济（Ke Changji），《中国古代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载Timothy Brook编，《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 ）（Armonk，纽约州：M. E. Sharpe出版社，1989年）。
[21]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中国传统财产观念》（Traditional Property Concepts in China），载《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 ）第15卷，第4期（1956年）：507—516页。
[22]Paul Chao，《中国的亲戚关系》，25页。
[23]裴达礼，《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55—59页。
[24]Paul Chao，《中国亲戚关系》，19页；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172—173页。
[25]有关背景资料，参见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 ）（纽约：Harcourt出版社，1972），36—37页。有关周的起源和对商的征服，参见顾立雅，《中国的诞生：中国文明形成期研究》，219—236页。
[26]有关此类的对比，参见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古代中国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
[27]有关封建主义概念的主要评论，参见Elizabeth A. R. Brown，《建构的暴政：封建主义与欧洲中世纪历史学家》（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 Feudalism and Historians of Medieval Europe），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79卷，第4期（1974年）：1063—1088页。另请参阅 J?rgen M?ller，《重返封建主义：历史学家的技艺，以及对概念工具和概括的需要》（Bringing Feudalism Back In: The Historian’s Craft and the Need for Conceptual Tools and Generalization），未刊稿。
[28]有关讨论文章，参见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和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Chin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Fall of Han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年），34—40页。
[29]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8年），161页。
[30]Joseph R. Strayer，《西欧的封建主义》（Feudalism in Western Europe），载Fredric L. Cheyette编，《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和社区：选读》（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urope: Selected Readings ）（纽约：霍尔特出版社，1968年），13页。
[31]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90页之后。
[32]有关周朝和欧洲封建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李峰，《封建主义和中国西周：评论》（“Feudalism” and Western Zhou China: A Criticism），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63卷，第1期（2003年）：115—144页。李峰认为，西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已超过“封建主义”这一术语所能指称的。
[33]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37—41页；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5年），53页；列文森和弗朗茨·舒曼，《中国历史解说：从开始到汉朝的衰落》，30—32页。
[34]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78页。
[35]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33页。
[36]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35页。
[37]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17页。
[38]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28页。
[39]陆威仪（Mark E. Lewis），《早期中国认可的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22、37—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