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明白，国家为何没在非洲和大洋洲出现，部落社会又为何持续存在于阿富汗、印度、东南亚高地。政治学家杰弗里·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认为，非洲很多地区缺乏自生国家，原因在于各式因素的聚合：“非洲的建国者——不管是殖民地的国王和总督，还是独立后的总统——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人口稀少且不适居住的领土上行使统治权。” [15] 他指出，与大众的想象相悖，非洲大陆上仅8%的地区处于热带，50%的地区降雨不够，难以支撑农业。人类虽在非洲起家，却在世界其他地域繁荣昌盛。现代农业和医学到来之前，非洲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其在1975年的程度，刚刚达到欧洲在1500年的水平。也有例外，如非洲肥沃的大湖区和东非大裂谷（the Great Rift Valley），养活了高密度的居民，并出现集权国家的萌芽。
非洲的自然地理，使权力的行使变得艰巨。非洲只有很少适合长途航行的河流（这一规则的例外是尼罗河下游，它是世界上最早国家之一的摇篮）。萨赫勒地区（Sahel）的沙漠与欧亚的大草原迥然不同，成为贸易和征服的一大障碍。那些骑在马背上的穆斯林战士，虽然设法越过这道障碍，却发现自己的坐骑纷纷死于孑孓蝇传染的脑炎。这也解释了，西非的穆斯林区为何仅局限于尼日利亚北部、象牙海岸、加纳等。 [16] 在热带森林覆盖的非洲部分，建造和维修道路的艰难是建立国家的重要障碍。罗马帝国崩溃一千多年后，其在不列颠岛上建造的硬面道路仍在使用，而热带的道路能持续数年的寥寥无几。
非洲只有少数在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统治者因此而遇上极大的困难，将行政管理推入内地，以控制当地居民。因为人口稀少，通常都有荒地可开；遇上被征服的威胁，居民可轻易朝灌木丛做进一步的撤退。非洲的战后国家巩固，从没达到欧洲的程度，因为战争征服的动机和可能性实在有限。 [17] 根据赫伯斯特，这显示，自部落社会向欧洲式领土政体的过渡从来没有发生于非洲。 [18] 非洲的被环绕地区，如尼罗河峡谷，则看到国家的出现，这也符合相关规则。
澳洲本身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与非洲雷同。大体上说，澳洲非常贫瘠，而且甚少差别。尽管人类在那里已居住良久，但人口密度总是很低。没有农业，也没有被环绕地区，由此解释了超越部落和宗族的政治组织的缺乏。
美拉尼西亚的处境则不同。该地区全由岛屿组成，所以有自然环境的界限，此外，农业发明也在很久以前。考虑到多数岛屿都是山脉，这里的问题与规模大小和行政困难有关。岛屿中峡谷太小，仅能养活有限人口，很难在远距离行使权力。就像较早时指出的，具大片肥沃平原的大岛，如斐济和夏威夷，确有酋邦和国家出现。
山脉也解释了部落组织为何持续存在于世界上的高山地区，包括：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老挝和越南的高地，巴基斯坦的部落区域。对国家和军队来说，山脉使这些地区难以征服和占领。土耳其人、蒙古人、波斯人、英国人、俄国人，还有现在的美国人和北约，都试图降伏和安抚阿富汗部落，以建立集权国家，但仅有差强人意的成功。
弄清国家原生形成的条件是很有趣的，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国家出现的物质条件。但到最后，有太多互相影响的因素，以致无法发展出一条严密且可预测的理论，以解释国家怎样形成和何时形成。这些因素或存在，或缺席，以及为之所作的解释，听起来像是吉卜林的《原来如此》（Just So Stories）。例如，美拉尼西亚的部分地区，其环境条件与斐济或汤加非常相似——都是大岛，其农业能养活密集人口——却没有国家出现。原因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无法复原的历史意外。
找到这样的理论并不见得有多重要，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是原生形成的，而是竞争形成的。很多国家的形成是在我们有书面记录的年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开始得很早，比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与地中海和新世界（New World）的国家兴起几乎同时。早期中国历史，有详尽的书面和考古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细致入微的中国政治纹理。但最重要的是，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中国人发展出了明确反家庭的政治原则，其早期统治者刻意削弱豪门和亲戚团体的力量，提倡非人格化的行政机构。中国投入建国大业，建立了强大且统一的文化，足以承受两千年的政治动乱和外族入侵。中国政治和文化所控制的人口，远远超过罗马。罗马统治一个帝国，其公民权最初只限于意大利半岛上的少数人。最终，罗马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非，从不列颠到北非，从日耳曼到叙利亚。但它由各式民族所组成，并允许他们相当可观的自治权。相比之下，中国帝王把自己称作皇帝，不叫国王，但他统治的更像王国，甚至更像统一国家。
中国的国家是集权官僚制的，非常霸道。马克思和魏特夫认识到中国政治这一特点，所以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词语。我将要在后续章节论证，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政治上现代国家的早熟出世。在中国，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之前，后者可以是拥有领土的世袭贵族，组织起来的农民，以商人、教会和其他自治团体为基础的城市。不像罗马，中国军队一直处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从没对政治权力构成独立威胁。这种初期的权力倾斜却被长期锁定，因为强大的国家可采取行动，防止替代力量的出现，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要到20世纪，充满活力的现代经济才能出现，打破这种权力分配。强大的外敌曾不时占领部分或整个中国，但他们多是文化不够成熟的部落，反被中国臣民所吸收和同化。一直到19世纪，欧洲人带来的外国模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途径提出挑战，中国这才真正需要作出应对。
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主要表现在：其他建制化的力量，无法抵消这早熟现代国家的发展，也无法加以束缚，例如法治。在这一方面，它与印度截然不同。马克思最大错误之一是把中国和印度都归纳在“亚细亚”模式中。印度不像中国，但像欧洲，其建制化的社会抵抗力量——组织起来的祭司阶层和亲戚关系演变而成的种姓制度——在国家积累权力时发挥了制动器作用。所以，过去的二千二百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统一帝国，缀以内战、入侵、崩溃；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弱小政治体的分治，缀以短暂的统一和帝国。
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不是为了建立壮观的灌溉工程，也不在魅力型宗教领袖，而是无情的战争。战争和战争的需求，在一千八百年内，把成千上万的弱小政治体凝聚成大一统的国家。它创立了永久且训练有素的官僚和行政阶层，使政治组织脱离亲戚关系成为可行。就像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评论后期欧洲时所说的，“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就是中国。
[1]有些人类学家，如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和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在部落和国家中间再分出一个层次，即酋邦。酋邦很像国家，它也等级分明和中央集权，并从建制化的宗教那里获得合法性。它与国家的不同处在于，通常不维持强大的常备军，也无权防止属下部落或地区的出走。埃尔曼·塞维斯，《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第5章；罗伯特·卡内罗，《酋邦：国家的先驱》（The Chiefdom: Precursor of the State），载Grant D. Jones和Robert R. Kautz编，《新大陆向国家的过渡》（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he New World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
[2]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 和埃文斯—普理查德编，《非洲政治制度》（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0年），5—6页。
[3]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参见Henri Claessen，Pieter van de Velde和M. Estelle Smith编，《发展和衰落：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变》，130—131页。参见Henri Claessen和Peter Skalnik编，《早期国家》（The Early State ）（海牙：Mouton出版社，1978年），11页。
[4]参见Michael Mann的讨论，《社会力量的来源》第1卷：《从开始到公元1760年的权力历史》（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1760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94—98页。另请参阅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古代中国通向政治权威之路》（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127—129页。
[5]参见Kent V. Flannery的讨论，《文明的文化演变》（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载《生态学和生物分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 ）第3期（1972年）：399—426页。
[6]这是斯蒂芬·勒布朗的建议，出自私人对话。
[7]参见Winifred Creamer，《中央集权的起源：格兰德古典时期地方控制的变化特征，1325—1540年》（The Origins of Centralization: Changing Features of Local and Regional Control During the Rio Grande Classic Period, A.D.1325-1540），载Jonathan Haas，《从领袖到统治者》。
[8]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国家起源的理论》（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载《科学》第169期（1970年）：733—738页。另请参阅罗伯特·卡内罗，《人口密度和社会组织复杂性的关系》（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ze of Population and Complexity of Social Organization），载《人类学研究杂志》（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第42卷，第3期（1986年）：355—364页。
[9]这一点由Kent V. Flannery在《文明的文化演变》中提出。
[10]这三种权力为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经济与社会》第1卷（Economy and Society , Vol. I）（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212—254页。
[11]如需背景资料，参见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章。
[12]如需背景资料，参见Fred M. Donner，《早期伊斯兰教的征服》（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章；Joseph Schacht编，《伊斯兰教的遗产》（The Legacy of Islam ）第2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187页。
[13]引自F. Max Muller 编，《东方圣典》第3卷（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 Vol. Ⅲ）（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879年），202页。
[14]Robert C. Allen，《古埃及的农业和国家起源》（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tate in Ancient Egypt），载《经济史研究》（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第34卷（1997年）：135—154页。
[15]Jeffrey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11页。
[16]Jack Goody，《非洲的技术、传统和国家》（Technology, Tradition,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37页。
[17]Jeffrey Herbst，《非洲的战争和国家》（War and the State in Africa），载《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第14卷，第4期（1990年），117—139页。
[18]Jeffrey Herbst，《非洲的国家和权力》，第2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