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把国家形成分成两种，“原生”和“竞争”。国家原生形成是指国家在部落社会（或酋邦）中的首次出现。国家竞争形成是指第一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与周边的部落社会相比，国家通常组织得更为紧密、更为强大。所以，不是国家占领和吸收邻里的部落社会，就是不甘被征服的部落社会起而仿效。历史上有很多国家竞争形成的案例，但从没观察到国家原生形成的版本。政治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只能猜测第一个或第一批国家的出现，有众多解释，包括社会契约、灌溉、人口压力、暴力战争以及地理界限。
国家源于自愿的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洛克、卢梭，一开始并不想提供国家如何出现的实证。相反，他们只是试图弄清政府的合法性。但最先的国家是否通过部落成员的明确协议而建立集中权力，弄清这一点还是很值得的。
托马斯·霍布斯如此解说有关国家的“交易”：国家（即利维坦）通过权力的垄断，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安全，公民放弃各行其是的自由以作交换。国家还可向公民提供无法独自取得的公共服务，如产权、道路、货币、统一度量衡、对外防卫。作为回报，公民认可国家的征税和征兵等。部落社会也可提供一定的安全，但因缺乏集中的权力，其公共服务非常有限。假如国家确实源于社会契约，我们必须假设，在历史上的某一天，部落群体自愿决定将独裁的统治权委托给个人。这种委托不是临时的，如部落酋长的选举，而是永久的，交到了国王和其后裔手中。这必须是部落中所有支系的共识，因为如有不喜欢，每一支系仍可出走。
若说主要动机是经济，即产权的保护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国家源于社会契约似乎是不可能的。部落社会是很平等的，在密切相处的亲戚团体中，又很自由自在。相比之下，国家是强制、专横、等级分明的。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把国家称作“最冷酷的怪物”。我们想象，自由的部落社会只会在极端逼迫之下才出此下策。譬如面对即将来临的异族入侵和灭绝，委托一名独裁者；或面对即将摧毁整个社团的瘟疫，委托一名宗教领袖。实际上在共和国期间，罗马独裁者就是这样选出的，如公元前216年坎尼会战后，汉尼拔（Hannibal）对罗马造成了切实的威胁。这表明，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暴力，或暴力的威胁。社会契约只是有效途径，并非终极原因。
国家源于水利工程
社会契约论的变种是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工程”论，前人为此花费了很多不必要的笔墨。魏特夫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蜕变成反共产主义者。他发展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专政出现于非西方社会提供了经济解释。他认为，大规模的灌溉需求，只有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方能满足，从而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墨西哥的国家兴起。 [3]
水利工程的假设要解答很多疑问。新生国家的地区，其早期灌溉工程多数都是小型的，地方上自己就能应付。像中国大运河这种大工程，是在建立强大国家之后，只能算是结果，不应该是原因。 [4] 魏特夫的假设若要成真，我们必须假设，部落成员聚集起来说：“我们将心爱的自由交给一名独裁者，让他来管理举世无双的大型水利工程，我们将变得更加富有。我们放弃自由，不仅在工程期间，而是永远，因为我们的后代也需要卓越的工程主管。”此种情形如有说服力，欧洲联盟早已变成一个国家了。
密集人口
人口统计学家埃斯特·博塞鲁普主张，人口的增加和密集是技术革新的主要动力。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江河流域的密集人口，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业。它涉及大规模灌溉、高产作物、各式农业工具。人口密集允许专业化，允许精英和百姓的分工，从而促进国家的形成。低密度人口的族团和部落社会，为减少冲突可分道扬镳；如发现不能共存，便自立门户。但新兴城市的密集人口并无如此的选择，土地匮乏，如何取得重要公共资源，这一切都可触发冲突，从而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
即使人口密集是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仍有两个未获答案的疑问：一开始是什么造就了密集人口？密集人口与国家又是怎样互动的？
第一个问题似乎有简单的马尔萨斯式答案：如农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大大提高了土地产量，导致父母生育更多孩子，从而造成密集人口。问题是，有些狩猎采集社会的利用率，远远低于当地环境的富饶能力。新几内亚高地居民和亚马孙印第安人开发了农业，尽管在技术上做得到，却不愿生产余粮。有了提高效率和产量的技术，可以增加人口，但并不保证这一切确实发生。 [5] 人类学家表明，在某些狩猎采集社会，粮食供给的上升反而导致工作量的降低，因为其成员更在乎休闲。按平均来说，农业社会的居民比较富庶，但必须工作得更加努力，这样的交换可能并不诱人。或者说，狩猎采集者只是陷入了经济学家所谓的低平衡。那是指，他们掌握了转移至农业的技术，因为面对他人分享盈余的前景，旋又打消了转移念头。 [6]
这里的因果关系，可能被颠倒了。早期社会的人们不愿生产盈余，除非挥鞭的统治者强迫他们这样做。主人自己不愿辛苦工作，却很乐意压迫他人。等级制度的出现，不在经济因素，而在政治因素，如军事征服或强迫。埃及金字塔的建造，顿时浮现在眼前。因此，密集人口可能不是国家形成的终极原因，只是中间的变数，其本身又是尚未确定原因的产物。
国家源于暴力和强迫
经济解释的弱点和空缺，把国家形成的来源指向暴力。部落到国家的过渡，涉及了自由和平等的巨大损失。很难想象，为了灌溉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部落社会愿意这么做。所以，牵涉的利害关系必须更大，威胁生命的有组织暴力比较可信。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实际上一直参与暴力，尤其是在部落层次。一个部落战胜另外一个时，可能出现等级和国家。为了在政治上控制战败部落，战胜者建立了集中的强迫机构，渐渐演变成原生国家的官僚系统。如果两个部落在语言或种族上是不同的，战胜者可能建立主仆关系，等级制度慢慢变得根深蒂固。异族部落前来征服的威胁，也会鼓励部落群体建立起更永久、更集中的指挥中心，如夏安和普韦布洛的印第安人。 [7]
部落征服定居社会的案例，在历史记载中屡有发生，如党项、契丹、匈奴、女真、雅利安（Aryans）、蒙古、维京人（Vikings）、日耳曼人，他们都是以此建国的。唯一的问题是，最早国家也是这样起家的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苏丹南部的部落战争，历时数世纪，却一直没能建起国家层次的社会。人类学家认为，部落社会自有平衡的机制，冲突之后会重新分配权力。努尔人只收纳敌人，并不统治他们。于是，解释国家的兴起似乎还要寻找其他原因。彪悍的部落群体，从亚洲内陆草原、阿拉伯沙漠、阿富汗山脉向外出征时，才会建立更为集中的政治组织。
地理界限和其他环境因素
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注意到，就国家形成而言，战争虽然是普遍和必要的，但还不够。他认为，生产力增长，如发生于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或发生在敌对部落的有效包围中，才能解释等级制国家的出现。在非环绕地区或人口稀少地区，衰弱的部落或个人可随时跑掉。夹在沙漠和海洋中间的尼罗河峡谷，以沙漠、丛林、高山为界的秘鲁峡谷，都不存在逃跑的选择。 [8] 地理界限也能解释，由于没人搬走，生产力的增长只会导致人口密度的增加。
新几内亚高地的部落也有农业，也住在被环绕的峡谷。所以单凭这些因素，也是无法解说国家兴起的。绝对规模可能很重要，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峡谷、墨西哥峡谷，都是相当规模的农业区，又有山脉、沙漠、海洋的环绕。他们可以组成较大、较集中的军队，尤其是在马或骆驼已获驯养的情况下，可在广阔地区施展威力。所以，不仅是地理界限，还有被环绕地区的大小和交通，决定国家的形成与否。地理界限尚可提供额外的帮助，暂时保护他们免遭峡谷或岛屿外敌人的攻击，让他们有时间扩军备战。大洋洲的酋邦和雏形国家，只在斐济、汤加、夏威夷那样的大岛上出现，而不在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Vanuatu）、特洛布里恩群岛（Trobriands）那样的小岛。新几内亚虽是大岛，但多山，被分割成无数个微型的生态环境。
国家源于魅力型权威
推测政治起源的考古学家，偏爱唯物主义的解释，如环境和技术；不大喜欢文化因素，如宗教。这是因为，我们对早期社会的物质环境，已有较多了解。 [9] 但宗教思想对早期国家的形成，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部落社会丧失自由，过渡到等级制度，都可从宗教那里获得合法性。在传统和现代理性的权威中，马克斯·韦伯挑出了他所谓的魅力型（charisma）权威。 [10] 这是希腊文，意思是“上帝碰过的”。魅力型领袖行使权力，不是因为部落伙伴推崇能力而选他，而是因为他是“上帝选中的”。
宗教权威和军事威武携手并进，让部落领袖得以调度自治部落之间的大规模集体行动。它也让自由的部落成员，将永久权力委托给领袖和其亲戚，这比经济利益更有说服力。之后，领袖可使用该权力建立集中的军事机器，战胜反抗部落，确保境内的和平和安全，在良性循环中再一次加强宗教权威。祖先崇拜等宗教受到其固有规模的限制，因此需要一个有的放矢的新宗教。
展示此一过程的具体案例是正统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Patriarchal ＆ Umayyad caliphates）时期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兴起。数世纪以来，部落群体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属埃及、波斯、罗马、拜占庭等国家层次社会的边缘地域。他们的环境恶劣，不适合农耕，所以没有遭遇他人的侵占，也没遇上仿效建国的军事压力。他们只在附近定居社会之间充任中介和商人，自己不能生产相当的粮食盈余。
公元570年，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于阿拉伯城镇的麦加，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根据穆斯林传统，穆罕默德40岁那年获得上帝的首次启示，随即开始向麦加部落布道。他和追随者由于受到迫害，在622年搬至麦地那。麦地那部落的争执需要他的调解，他便草拟所谓的麦地那宪法，为超越部落忠诚的信徒团体（umma）定位。穆罕默德创立的政体，尚无真正国家的所有特征。但它脱离了亲戚关系，不靠征服，而靠社会契约，这全凭他作为先知的魅力型权威。新成立的穆斯林政治体经过数年征战，赢得信徒，占领麦加，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中部，一举成为国家层次的社会。
在征战国家中，创始部落的领袖血统通常开创新朝代。但在穆罕默德的案例中，这没有发生，因为他只有女儿法蒂玛（Fatima），没有儿子。新兴国家的领导权因此传给穆罕默德的同伴，他属倭马亚氏族，也是穆罕默德的古莱什部落（Quraysh）中的支系。之后，倭马亚氏族确实开创了新王朝。倭马亚国家在奥斯曼（Uthman）和穆阿维叶（Mu‘awiya）的领导下，迅速战胜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在这些现存的国家层次社会中实施阿拉伯统治。 [11]
就政治思想的重要性而言，先知穆罕默德促使阿拉伯国家兴起是最好的证明。之前，阿拉伯部落只在世界历史中扮演边缘角色。多亏穆罕默德的魅力型权威，他们获得统一，并把势力扩展到整个中东和北非。阿拉伯部落自己没有经济基础，但通过宗教思想和军队组织的互动，不但获得经济实力，还接管了产生盈余的农业社会。 [12] 这不是纯粹国家原生形成的案例，因为阿拉伯部落已有周边如波斯和拜占庭等现成国家，先作为仿效榜样，后予以征服。不过，其部落制的力量非常强大，后来的阿拉伯国家不能完全予以控制，也建不成无部落影响的官僚机构（参看第13章）。这迫使后来的阿拉伯和土耳其朝代采取特别措施，如军事奴隶制和招聘外国人充当行政官，以摆脱亲戚关系和部落的影响。
第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创立，昭示了宗教思想的政治力量。这是非常突出的案例，但几乎所有国家，都倚靠宗教使自己获得合法地位。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创始传说，都把统治者的祖先追溯到神灵，或至少一名半神半人的英雄。如弄不清统治者如何控制宗教礼仪以取得合法地位，就不能理解早期国家的政治力量。请看中国《诗经》中，献给商朝创始者的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天帝任命燕子降，入世生下我商王，居衍殷地广且强。古时帝命神武汤，整顿边界安四方。）
另一首颂诗《长发》称：
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睿智的商君，早现朝代的祯祥。洪水滔滔，禹来治理大地四方。） [13]
我们似乎在接近国家原生形成的齐全解释，它需要若干因素的汇合。首先，那里必须资源丰富，除维持生活，还有盈余。这类丰裕可以是纯粹自然的，太平洋西北地区充满猎物和鱼，其狩猎采集社会得以发展成酋邦，虽然还不是国家。但更多时候，创造丰裕的是技术进步，比如农业的兴起。其次，社会的绝对规模必须够大，允许初级分工和执政精英的出现。再次，居民必须受到环境的束缚，技术机遇来到时，其密度会增高；受到逼迫时，会无处可逃。最后，部落群体必须有强烈动机，愿意放弃自由来服从国家权力。这可通过组织日益良好的团体的武力威胁，也可通过宗教领袖的魅力型权威。上述因素加在一起，国家出现于像尼罗河峡谷那样的地方，这似乎是可信的。 [14]
霍布斯主张，国家或“利维坦”的产生，起源于个人之间理性的社会契约，以终止暴力不断和战争状态。在第2章的开头，我曾表明，全部自由社会契约论都有一个基本谬误：因为它假设在史前自然状态时期，人类生活于隔离状态。但这种最早的个人主义从没存在过。人类天生是社会的，自己组成群体，不需要出于私心。在高层次阶段，社会组织的特别形式往往是理性协议的结果；但在低层次阶段，它由人类生物本能所决定，全是自发的。
霍布斯式谬误，还有其另外一面。从蛮荒的自然状态到井然有序的文明社会，从来未见干净利落的过渡；而人类的暴力，也从未找到彻底的解决办法。人类合作是为了竞争；他们竞争，也是为了合作。利维坦的降临，没能永久解决暴力问题，只是将之移至更高层次。以前是部落支系之间的战斗，现在是愈益扩大的战争，主要角色换成了国家。第一个国家问世，可建立胜利者的和平。但假以时日，借用同样政治技术的新兴国家将奋起提出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