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亲戚关系来定位部落制（tribalism），但部落社会也在进化。分支世系制的严格系谱，慢慢变成父母双传的部落，甚至是接受无亲戚关系成员的部落。如果我们采用更广泛的定义，部落不但包括分享共同祖先的亲戚，还包括因互惠和私人关系而绑在一起的保护人和依附者，那么，部落制便成了政治发展的常数。
例如在罗马，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描述的父系亲族，叫作家族（gentes）。但到共和国初期，家族开始积累大量无亲戚关系的追随者，叫作依附者（clientes）。他们由自由民、佃户、家庭侍从所组成，到后来甚至包括愿意提供支持以换取金钱或其他好处的贫穷平民（plebeian）。从共和国晚期至帝国初期，罗马的政治离不开强悍领袖动员各自依附者来攫取国家机构，像恺撒、苏拉（Sulla）、庞培。富有的保护人，把他们的依附者编成私人军队。在考察共和国末期的罗马政治时，历史学家塞缪尔·芬纳（Samuel Finer）很小心地指出，“如果抛开具体人物……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尔虞我诈、大公无私、高贵庄严，并不比一个拉丁美洲的香蕉共和国多多少。如果把罗马共和国看成是弗里多尼亚共和国（Freedonian Republic），将时间设在19世纪中期，将苏拉、庞培和恺撒想象成加西亚·洛佩兹、佩德罗·波德里拉和海梅·比列加斯，你会发现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由依附者构成的派系、私人军队和对总统职位的武装争夺”。 [47]
宽泛意义中的部落制，仍是活生生的事实。例如，印度自1947年建国以来，一直是成功的民主政体，但印度政治家在议会竞选中，仍需依赖保护人和依附者之间的私人关系。严格讲，这些关系有时仍属部落的，因为部落制仍存在于印度较穷、较落后的地区。其他时候，政治支持以种姓制度或宗派主义为基础。但在每一件案例中，政治家与支持者的社会关系，与在亲戚团体中的一模一样。它仍建基于领袖和追随者的相互交换恩惠：领袖帮助促进团体利益，团体帮他获得竞选。异曲同工的是美国城市的赞助政治。其政治机器所依据的，仍是谁为谁搔了痒，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公共政策的“现代”动机。所以，以非人格化形式的政治关系取代“部落”政治的斗争，仍在21世纪继续。
[1]“财产权源于各自的能力。对利益一致来说，能力上的差异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保护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标。”詹姆斯·麦迪逊，《联邦论》第10篇。
[2]Douglass C. North和Robert P. Thomas，《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编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1—2页。
[3]Garrett Hardin，《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载《科学》第162期（1968年）：1243—1248页。另请参阅Richard Pipes，《财产和自由》（Property and Freedom ）（纽约：Knopf出版社，1999年），89页。
[4]例如Yorani Barzel，《产权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
[5]在1849—1850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这些权利据说得以自然涌现。矿工举行和平谈判，以分配他们所标出的开采地。参见Richard Pipes，《财产和自由》，91页。但这解释忽略了两条重要的上下文：第一，矿工都是英美文化的产物，对私人财产权的尊敬已深植人心；第二，这些权利以众多本土居民的习惯权利为代价，这些习惯权利没有得到矿工的尊重。
[6]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Land Law and Custom in the Colonies ），第2版（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1968年），26页。
[7]引自Elizabeth Colson，《殖民地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定义的影响》（The Impact of the Colonial Period on the Definition of Land Rights），载Victor Turner编，《非洲殖民主义1870—1960年》第3卷：《变化中的侧面：非洲社会与殖民统治》（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 —1960 . Vol.3: Profiles in Change: African Society and Colonial Rule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203页。
[8]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6页。
[9]Elizabeth Colson，《殖民地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定义的影响》，200页。
[10]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Historical Jurisprudence ）（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3年），327页。
[11]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17页。
[12]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22页。
[13]有关传统土地所有制的利弊，参见 Curtin，Holzknecht和Larmour，《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地注册》。
[14]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产权谈判的困难，参见Kathy Whimp，《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本土地主和代表权》。
[15]产权的现代经济理论并不指定，如要制度有效，产权应属何种社会单位。根据一般假设，单位是个人，但家庭和公司也经常充作产权所有人。它们的成员，在有效使用共有资源上，被认作分享共同的利益。参见Jennifer Roback，《交换、主权和印英关系》（Exchange, Sovereignty, and Indian-Anglo Relations），载Terry L. Anderson编，《产权和印度经济》（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 ）（马里兰州兰哈姆：Rowman and Littlefield 出版社，1991年）。
[16]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43页。
[17]Gregory Clark，《常识：共有财产权、效率与制度变革》（Commons Sense: Common Property Rights, Efficienc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载《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第58卷，第1期（1998年）：73—102页。另请参阅Jerome Blum，《评论：英国议会圈地》（Review: English Parliamentary Enclosure），载《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第53卷，第3期（1981年）：477—504页。
[18]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引用很多资源合用的案例（即互不排斥，但仍有竞争）。尽管没有私人产权，社区仍能给予持续发展的管理。参见Elinor Ostrom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19]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13—14页。
[20]Elizabeth Colson，《殖民地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定义的影响》，202页。
[21]Thomas J. Bassett和Donald E. Crummey，《非洲农业体系中的土地》（Land in African Agrarian Systems ）（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3年），9—10页。
[22]Elizabeth Colson，《殖民地时期对土地所有权定义的影响》，196—197页；Charles K. Meek,《土地法和殖民地的习俗》，12页。
[23]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非洲抢夺中，欧洲强权在建立行政制度时因陋就简，利用本地领袖的网络来执行规定、征募劳役、收集人头税。参见Mahmood Mamdani，《公民和百姓：当代非洲和殖民主义晚期的遗产》（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
[24]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51页。
[25]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50—151页。
[26]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50—169页。
[27]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Customary Indian Law: Two Case Studies），载Terry L. Anderson编，《产权和印度经济》（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 ），29—30页。
[28]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Customary Indian Law: Two Case Studies），载Terry L. Anderson编，《产权和印度经济》（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 ），31页。
[29]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53—355页。
[30]亨利·梅因，《早期法律和习俗》，170—171页。
[31]Paul Vinogradoff，《历史法学》，345页。
[32]Marshall D. Sahlins，《分支世系制：掠夺扩展的组织》（The Segmentary Lineage: An Organization of Predatory Expansion），载《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 ）第63卷，第2期（1961年）：322—345页。
[33]Lawrence H. Keeley，《文明之前的战争》（War Before Civilization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Steven LeBlanc和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
[34]Lawrence H. Keeley，《文明之前的战争》，30—32页。
[35]Lawrence H. Keeley，《文明之前的战争》，29页。
[36]Lionel Tiger，《群体男性》，这是男性结盟一词的起源。参见Steven LeBlanc和 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90页。
[37]Jerome Blum，《俄罗斯的领主和农民，从9世纪到19世纪》（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38—39页。
[38]像罗伯特·贝茨那样的政治学家，以经济眼光看待政治，有时将武士列为“暴力专家”，好像其所作所为只是在从事一项经济职业，像鞋匠或房地产中介人。他们这样做掩饰了武士社会团结的非经济来源，不管是彼此之间，还是与领袖的。参见罗伯特·贝茨的《繁荣与暴力》（Prosperity and Violence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
[39]塔西佗，《阿格里寇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对话集I》（Agricola Germania Dialogus I ），翻译者 M. Hutt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13.3—4，14.1。
[40]塔西佗，《阿格里寇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对话集I》（Agricola Germania Dialogus I ），翻译者 M. Hutt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14.2—3。
[41] 有关替代的思想历程，参见Albert O. Hirschman，《激情和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观点》（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年）。
[42]James Chambers，《魔鬼的骑士：蒙古入侵欧洲》（The Devil ’s Horsemen: The Mongol Invasion of Europe ）（纽约：Atheneum出版社，1979年），6页。
[43]Tatiana Zerjal等，《蒙古人的基因遗产》（The Genetic Legacy of the Mongols），载《美国人类遗传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第72卷（2003年）：717—721页。
[44]塔西佗，《阿格里寇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对话集I》，7.1。
[45]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33页。
[46]Bruce L. Benson，《印度习惯法：两个案例的研究》，36页。
[47]S. E. Finer，《政府史》第1卷：《古代君主政体和帝国》（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Vol. I: Ancient Monarchies and Empires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440—4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