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部落社会远比族团层次社会强大。一获通知，他们可动员数百乃至数千名的亲戚。第一个以祖先崇拜来动员大量亲戚的社会，很可能享有对付敌人的巨大优势。一经发明，它就会刺激他人的模仿。因此，战争不仅造就了国家，也造就了部落。
宗教在促进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很自然，人们要问：部落组织是既存宗教信仰的结果呢？抑或，宗教信仰是后添的，以加强既存的社会组织？很多19世纪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涂尔干，都相信后者。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它是精英们发明出来以巩固其阶级特权的神话。据我所知，他没有对部落社会的祖先崇拜发表过任何意见。但也可推而广之，说家长在操纵死去祖先的愤怒，以加强自己在活人中的权威。另一解释是，需要帮助以对抗共同敌人的族团领袖，为赢得邻人支持，而求援于传奇或神话中死去多年的共同祖先。虽是他的首倡，但这想法蔓延滋长后自成一体。
很不幸，我们只能推测思想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无人目睹从族团层次到部落社会的过渡。考虑到宗教观念在后来历史中的重要性，假如因果关系不是双向交流的，人们反而会感到惊讶。宗教创意影响社会组织，物质利益也影响宗教观念。但要记住，部落社会不是“自然”的，不是其他更高社会崩溃时回归的首选。它出现于家庭和族团层次社会之后，只在特殊环境中繁荣昌盛。它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靠某种宗教信仰获得维持。如若新宗教引入，原有信仰发生变化，部落社会就会分崩离析。我们将在第19章看到，这就是基督教挺进野蛮欧洲后所发生的。随时间流逝，部落社会被更有弹性、更易扩张的社会所取代，但其缩了水的变种从未消失。
[1]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或《人类进步研究：从野性、野蛮到文明》（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纽约：Henry Holt出版社，1877年）；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Language, Art, and Custom ）（纽约：G. P. Putnam出版社，1920年）。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Light of the Researches of Lewis H. Morgan ）（纽约：国际出版社，1942年）。
[3]赫伯特·斯宾塞，《生物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Biology ）（纽约：D. Appleton出版社，1898年）和《社会学原理》。
[4]例如参见Madison Grant，《伟大种族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或《欧洲历史的种族基础》（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 ）修订第4版（纽约： Scribner出版社，1921年）。
[5]这一经典之句出自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73年）。
[6] Leslie A. White，《文化的演变：罗马崩溃前的文明发展》（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 ）（纽约：麦克劳希尔出版社，1959年）。
[7]Julian H. Steward，《文化变迁的理论：多线性演化的方法学》（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伊利诺伊州乌尔班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3年）。
[8]Elman R.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第2版（纽约：兰登书屋，1971年）。更早尝试进化思路的是V. Gordon Childe，《人类自己创造自己》（Man Makes Himself ）（伦敦：Watts出版社，1936年）。
[9] 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纽约：兰登书屋，1967年）。
[10]Marshall D. Sahlins和Elman R. Service，《进化与文化》（Evolution and Culture ）（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0年）。
[11]有关进化理论的背景，参见Henri Claessen和Pieter van de Velde，《社会进化概论》（Social Evolution in General），载Henri Claessen，Pieter van de Velde和M.Estelle Smith编，《发展和衰落：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变》（Development and Decline: The Evolution of 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马萨诸塞州南哈德利：Bergin and Garvey出版社，1985年）。
[12]Marshall D. Sahlins和Elman R. Service，《进化与文化》，第1章。
[13]Jonathan Haas,《从领袖到统治者》（From Leaders to Rulers ）（纽约：Kiuwer Academic/Plenum出版社，2001年）。
[14]Elman R.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
[15]甫斯特尔·德·库朗日（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古代城市》（The Ancient City ）（纽约州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65年）；亨利·梅因，《古代法》（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3年）。
[16]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47—54页。此类社会的知识来自对本土美国群体的研究，像Algonkian或 Shoshone的印第安人，但他们现都已消失。
[17]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94—98页。
[18]参见Ernest Gellner，《民族主义与复杂社会的两种凝聚形式》（Nationalism and the Two Forms of Cohesion in Complex Societies），载Ernest Gellner，《文化、身份与政治》（Culture, Identity, and Politics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6—28页。
[19]Adam Kuper，《中选的灵长目：人性与文化差异》（The Chosen Primate: Human Natur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227—228页。
[20]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83页。
[21]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90—94页。
[22]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69页。
[23]C. D. Forde，引自Elman R.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61页。
[24]Ester Boserup，《人口与技术变化》（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年），40—42页。
[25]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 ）（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7年），27页。
[26]埃米尔·涂尔干，《社会的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3年），特别参见第6章。涂尔干所用的分支式比我的更为广泛，事实上，也许太广泛了，以至不能通用。他将之用于已有高级政治发展水平的国家层次社会。有关批评，参见Ernest Gellner，《民族主义与复杂社会的两种凝聚形式》。
[27]在这样的社会中，兄弟姐妹之间和母亲女儿之间的纽带，强于丈夫妻子之间和父子之间。Elman R. Service，《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115页。
[28]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居民是父系的，沿海群体中很多却是母系的。两个制度都培植强烈的部落身份感。《原始社会组织：进化的视角》，110—111页。
[29] 爱德华·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40年）；《努尔人的亲戚关系和婚姻》（Kinship and Marriage Among The Nuer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1年）。
[30]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39页。
[31]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42—143页。
[32]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173页。
[33]有关部落标识的松弛，参见Morton H. Fried，《政治社会的演变：政治人类学论文》，157页。有些父系家族的部落以双传规则来接纳成员，尤其在政治上于己有利的时候。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遇上需要，也有类似的情形。流行于欧洲大部的萨利克法律，严格规定父系家族的遗产继承。如果君主没有男性继承人，只有意志坚强的女儿，也会想方设法扭曲规则，让女儿继位。
[34]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古代城市》，17页。
[35] 亨利·梅因，《早期法律和习俗》（Early Law and Custom: Chiefly Selected From 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 ）（德里：B. R. Pub. Corp出版社，1985年），56页。
[36] 张光直等，《中国文明的形成：考古学的视角》（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年），165页。
[37]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古代城市》，29页。
[38]亨利·梅因，《早期法律和习俗》，53—54页。
[39]裴达礼（Hugh Baker），《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