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类学家追溯从灵长目先驱到“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进化。人口遗传学家所作的贡献，则是追踪人类朝地球不同地区的迁移。普遍认为，类人猿至人类的进化在非洲发生。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世界各地，经历了两次大迁徙。所谓的古人类——直立人（homo Erectus）和巨人（Homo ergaster）——早在一百六十万至二百万年前就离开非洲，迁往亚洲北部。三十至四十万年前，巨人的后裔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自非洲抵达欧洲。他们的后裔就是欧洲后来的人类，如赫赫有名、散居多处的尼安德特人。 [37]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其尺寸和体格特征，大致等同于现代人类——出现于约二十万年前。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约在五万年前。他们能用语言进行交流，并开始开发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
依据时下的理论，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约在五万年前，这个其成员可能仅150人的群体离开非洲，穿越阿拉伯半岛的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缺乏书面材料，但人口遗传学的最新进展，使古人类学家得以跟踪此一进程。人类的遗传，包括Y染色体和含历史线索的线粒体DNA。Y染色体归男性独有，余下的DNA则由母亲和父亲的染色体重组，代代有别。Y染色体由父亲单传给儿子，基本上完好无损。相比之下，线粒体DNA是陷入人类细胞的细菌痕迹。数百万年前，它就为细胞活动提供能源。线粒体有它自己的DNA，可与Y染色体媲美，由母亲单传给女儿，也基本上完好无损。Y染色体和线粒体都会积累基因的突变，然后由后代儿子或女儿所继承。计算这些基因突变，弄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人口遗传学家便可重建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血统。
于是有下列的假定：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因为在中国、新几内亚、欧洲、南美洲，当地人口都可回溯至同一的父母血统。（非洲本身有较多血统，因为现居非洲外的人口，只是当时非洲数个群体之一的后裔。）该群体在阿拉伯半岛分道扬镳，一个族团沿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的海岸线，进入现已不存的巽他大陆（Sunda，连接现今的东南亚诸岛）和萨浩尔大陆（Sahul，包括新几内亚和澳洲）。他们的迁移得益于当时出现的冰川期，地球的大部分水源已冻成冰帽和冰川。与今日相比，当时海平面足足低了数百英尺。依据遗传定时法（genetic dating），我们知道，目前居住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的美拉尼西亚人和澳洲土著，已在那里定居了将近四万六千年。这表示，他们的祖先离开非洲后，仅花费不长时间便抵达这一偏远角落。
其他族团离开阿拉伯半岛后，朝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迁移。前者经过近东和中亚，最终抵达欧洲。在那里，他们遇上早先脱离非洲的古人类后裔，如尼安德特人。后者则在中国和亚洲东北部定居繁衍，再穿越其时连接西伯利亚和北美洲的陆地桥梁，最终南下至中南美洲。约在公元前一万二千年，已有人抵达智利南部。 [38]
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圣经故事称，上帝把统一联合的人类驱散到各地，令他们讲不同语言。在比喻意义上，这确是真相。人类迁移到不同环境，随遇而安，发明新的社会制度，开始退出自然状态。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看到，起初的复杂社会组织，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其出现全靠宗教思想的协助。
[1]该论点由托马斯·霍布斯提出，其有关自然状态的第二条定律是：“先有一人愿意，他人也附和，为了和平和自我保护，有必要放弃随心所欲。他满足于自己享有反对他人的自由，也允许他人享有同等自由来反对自己。”《利维坦》第1部和第2部（印第安纳波利斯：Bobbs-Merrill出版社，1958年），第13和14章。
[2]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印第安纳波利斯：Bobbs-Merrill出版社，1952年），第2章，第6节。
[3]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10年），第1部分。
[4] 亨利·梅因（Henry Maine），《古代法》（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3年），第5章。Karl Polanyi也有类似见解，参见《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纽约：Rinehart出版社，1944年），48页。
[5]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社会行为的遗传进化》（The Genetic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载《理论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第7期（1964年）：17—52页。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也有详细描述，参见《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
[6]P. W. Sherman，《裙带关系和警告的演变》（Nepot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Alarm Calls），载《科学》第197期（1977年）：1246—1253页。
[7] 有关博弈论作为社会合作的基础，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纽约：自由出版社，1999年），第10章；Mart Ridley，《美德的起源：人的本能和合作的进化》（The Origins of Virtue: Human Instin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纽约：维京人出版社，1987年）。
[8]Robert Axelrod，《合作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84年）。
[9]Robert Trivers，《互惠利他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载《生物学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第46期（1971年）：35—56页。
[10]Jerome H. Barkow，Leda Cosmides和John Tooby编，《适应的头脑：进化心理学和文化世代》（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167—169页。
[11]Robert Trivers，《互惠利他的进化》，47—48页。
[12]Nicholas Wade，《黎明之前：找回我们已遗失的祖宗历史》（Before the Dawn: Recovering the Lost History of Our Ancestors ）（纽约：企鹅出版社，2006年），7页，13—21页。
[13]Richard Wrangham和Dale Peterson，《雄性恶魔：类人猿和人类暴力的起源》（Demonic Males: Apes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 Violence ）（波士顿：Houghton Mufflin出版社，1996年），24页。最初创造“男性结盟”一词的是人类学家Lionel Tiger，参见《群体男性》（Men in Groups ）（纽约：兰登书屋，1969）。
[14]Steven LeBlanc和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Constant Battles: The Myth of the Noble Savage ）（纽约：圣马丁出版社，2003年），83页。
[15]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章。另请参阅他的《好心：人类和其他动物中的是非起源》（Good Natured: The Origins of Right and Wrong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87页。
[17]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56页。
[18]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66页。
[19]Frans de Waal，《黑猩猩的政治：黑猩猩中的权力和性》，42页。
[20]Nicolas Humphrey，《智力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tellect），载P. P. G. Bateson和R. A. Hinde编，《动物行为学的萌芽》（Growing Points in Ethology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303—317页；Richard Alexander，《人类怎样进化：反思绝无仅有的种类》（How Did Humans Evolve?: Reflections on the Uniquely Unique Species ）（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0年），4—7页；Richard Alexander，《社会行为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载《生态学和生物分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第5期（1974年）：325—385页。
[21] Geoffrey Miller，《求偶思维：异性选择造就人性的演变》（The Mating Mind: How Sexual Choice Shap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纽约：双日出版社，2000年）；Geoffrey Miller和Glenn Geher，《求偶的智慧：性、关系和思维中的繁殖系统》（Mating Intelligence: Sex, Relationships, and the Mind ’s Reproductive System ）（纽约：Lawrence Eribaum出版社，2008年）。
[22]Steven Pinker和Paul Bloom，《自然语言和自然选择》（Natural Language and Natural Selection），载《行为和大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第13期（1990年）：707—784页。
[23]George E. Pugh，《人类价值的生物起源》（The Biological Origin of Human Values ）（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77年），140—143页。
[24]有关宗教的普世性，参见Nicholas Wade，《信仰本能：宗教的演变与持续》（The Faith Instinct: How Religion Evolved and Why It Endures ）（纽约：企鹅出版社，2009年），18—37页。
[25]例如Christopher Hitchens，《上帝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害一切》（God Is Not Great: 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 ）（纽约：特威尔出版社，2007年）；理查德·道金斯，《上帝的幻觉》（The God Delusion ）（波士顿：Houghton Mufflin出版社，2006年）。
[26]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马塞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
[27]参见Nicholas Wade，《信仰本能：宗教的演变与持续》，第5章。
[28]这个见解特别与埃米尔·涂尔干有关。参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纽约：自由出版社，1965年）。批评文章，参见埃文斯—普理查德的《人类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nthropological Thought ）介绍涂尔干的章节（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81年）。
[29]例如Steven Pinker，《头脑怎样工作》（How the Mind Works ）（纽约：诺顿出版社，1997年），554—558页。
[30]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称：“我们观察到，如果好处超过成本，人们会违反社会规则。我们也看到，人们仍在服从规则，尽管个人小算盘会让他们反其道而行。人们为何不在农村乱丢废物？他们为何不骗不偷，尽管处罚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与好处相比……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社会学知识，我们的能力还不足以解释当前的资源分配和历史上的变更。我们无法解决搭便车的根本困境，也无法解释各社会在合法性上作出的巨额投资。”参见《经济史的结构和变化》（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纽约：诺顿出版社，1981年），46—47页。
[31]Robert Trivers，《互惠利他的进化》。
[32]关于这个主题，参见《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年），第13—17章。
[33] Robert H. Frank，《选择正确的池塘：人的行为和对地位的追求》（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
[34]Robert H. Frank，《选择正确的池塘：人的行为和对地位的追求》（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21—25页。相反，地位低下的人经常患上慢性抑郁症，如得到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的药物治疗，像百忧解（Prozac）和乐复得（Zoloft，或称舍曲林，左洛复）等，效果不错。这些药物帮助增加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参见Roger D. Masters和Michael T. McGuire，《神经递质的革命：血清素、社会行为和法律》（The Neurotransmitter Revolution： Serotonin,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Law ）（伊利诺伊州卡本代尔：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4年），10页。
[35]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弗朗西斯·福山，《身份、移民与自由民主制》（Identity, Immigr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载《民主杂志》第17卷，第2期（2006年）：5—20页。
[36]参见 Charles Taylor，《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
[37]Nicholas Wade，《黎明之前：找回我们已遗失的祖宗历史》，16—17页。
[38]参见R. Spencer Wells等，《欧亚心脏地区：以大陆角度看待Y染色体的差异》（The Eurasian Heartland: A Continental Perspective on Y Chromosome Diversity），载《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第98卷，第18期（2001年）：10244—102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