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的宗旨，与其说是介绍政治发展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分析主要政治制度出现的原因。被称作“一连串混账事件”的众多历史著作，不愿意尽量提炼普遍规律和适用于其他场合的因果理论。人类学家所写的民族志，也没跳出这个窠臼，虽然细致详尽，但仍然故意避开广泛的概括。这肯定不是我的方法，我的比较和概括，将跨越众多的文明社会和历史时期。
本卷有关政治发展的整体构架，与生物进化有很多相似之处。达尔文进化论建筑在差异和选择这两条原则上：有机体发生随意的遗传变化，最适应环境的，得以存活和繁殖。政治发展也是如此，政治制度也会产生变异，最适合当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也得以存活和扩散。但生物进化和政治进化之间，又有很多重大差别。人类的制度不像基因，可得到精心的设计和选择；它们的代代传播凭借文化，而不是遗传；它们因各种心理和社会的机制，而被注入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变得不易变革。政治发展因政治衰败而经常逆转，其原因就在人类制度固有的保守性。触发制度变革的外界变化，往往远远超前于社会接受改革的实际意愿。
然而，该整体构架不是预测政治发展的理论。依我看，要找到政治变化的精简理论，就像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增长理论，根本是不可能的。 [26] 促使政治制度发展的因素既繁多又复杂，经常依赖于偶然或伴生事件。即使引证出某种发展的原因，却发现其本身仍有先决条件，这样的溯源回归是永无止尽的。
让我们举例说明。有一条政治发展的著名理论认为，欧洲因需要发动战争而建立国家。 [27] 在现代欧洲的早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将看到，它也同样适用于古代中国。但在宣布这是国家形成的通理之前，必须回答下列难题：为什么某些地区，尽管历经长期战争，却一直没能发展国家制度（美拉尼西亚）？为什么在另外地区，战争似乎反而削弱了国家制度（拉丁美洲）？为什么某些地区，其冲突水平低于其他地区（印度与中国相比）？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把原因推向其他因素，例如人口密度、自然地理、技术、宗教。战争发生于人口密集、交通方便（平原或大草原）、拥有相应技术（马匹）的地区，与发生于人口稀少、深山老林、全是沙漠的地区相比，会发挥截然不同的政治影响。战争促使国家形成的理论，涉及更多更深的问题，譬如，为何某种战争仅爆发于某种地区。
我想在本卷推介一种中间理论，既避免高度抽象（经济学家的恶习），又躲开巨细无遗（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问题）。我希望重新拾起已被遗忘的19世纪历史社会学或比较人类学的传统。我不想一开始就向普通读者推介庞大的理论构架。在介绍历史的章节中，我会触及各种理论，但对政治发展的抽象讨论（包括基本概念的定义），我会保留至最后三章（第28—30章）。这包括政治发展之所以产生的通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
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后，我认为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应从事实推论出理论，而不是相反。当然，没有预先的理论构思，完全坦白面对事实，这也是没有的事。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客观实证，那是在自欺欺人。社会科学往往以高雅理论出发，再搜寻可确认该理论的实例，我希望这不是我的态度。
有个可能不真实的故事，由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转述。一位著名科学家在作有关宇宙论的演讲，房间后面有位老妇人打断他，说他是废话连天，而宇宙只是驮在龟背上的一只圆盘。该科学家反问，那龟又驮在何物之上？以为就此便可让她闭嘴。她却回答：“你很聪明，年轻人，但底下是无数的龟。”
这是任何发展理论的难题：作为故事开头你所挑选的龟，究竟是站在另一只龟的背上，还是站在一头大象、一只老虎或一条鲸鱼背上。大多数所谓的发展概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发展史中独立的多维性。他们只是化繁为简，试图从复杂的历史真实提取出单独的诱因。他们没能将故事推至足够原始的历史时期，以解说它的起点和前提。
我把故事推得很远。讲中国发明了国家制度之前，我们必须了解战争的起源，甚至人类社会的起源。令人惊讶的是，它们不是外在的。自有人类起，就有社会和冲突，因为人类天生是群居和竞争的动物。人类的老祖宗灵长目，就在实践一种缩了水的政治。要弄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自然状态和人类生物学，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的政治行为设定框架。生物学为支撑龟们提供一定的稳固基础，但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即便是生物学，也不是完全固定的起点。
[1]参见自由之家的网站（freedomhouse.org），先找“世界上的自由”（“Freedom in the World”），再找“国家现状和等级的概述”（“Country Status and Ratings Overview”）。拉里·戴蒙（Larry Diamond）估计为40个，到第三波顶峰时增至117个。参见《民主精神：在全世界建设自由社会的斗争》（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纽约：时代出版社，2008年）：41、50页。
[2]拉里·戴蒙，《民主衰退：金融危机前后》（The Democratic Recess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载Nancy Birdsall和弗朗西斯·福山编，《金融危机之后发展的新思路》（New Ideas in Development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1年）。
[3]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俄克拉荷马城：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1年）。
[4]拉里·戴蒙，《民主衰退：金融危机前后》：240—259页。
[5] 自由之家，《2010年世界上的自由：对自由的侵蚀愈益加强》（Freedom in the World 2010: Erosion of Freedom Intensifies ）（华盛顿特区：自由之家，2010年）。
[6]托马斯·凯罗塞斯（Thomas Carothers），《过渡范式的终结》（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第13卷，第1期（2002年）：5—21页。
[7]以2008年美元为计算单位，从1970年到2008年，世界经济总值从15.93万亿涨至61.1万亿。来源：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美国劳工统计局。
[8]弗朗西斯·福山和 Seth Colby，《他们在想什么？经济学家在财政崩溃中的作用》（What Were They Thinking? The Role of Economists in the Financial Debacle），载《美国利益》（American Interest ）第5卷，第1期（2009年）：18—25页。
[9]Fareed Zakaria，《后美国的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 ）（纽约：诺顿出版社，2008年）；有关批评文章，参见Aaron L. Friedberg，《老调重弹：唱衰派和凯旋派所错过的》（Same Old Songs: What the Declinists and Triumphalists Miss），载《美国利益》第5卷，第2期（2009年）。
[10]William A. Galston，《极化的美国政党制度“健康”吗？》（Can a Polarized American Party System Be“Healthy”? ）（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治理问题研究第34号，2010年4月）。
[11]参见Thomas E. Mann和Gary Jacobson的章节，载Pietro S. Nivola和David W. Brady所编的《红色和蓝色的国家？》（Red and Blue Nation? ）第1卷（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2006年）；亦参见James A. Thomson的《分裂的家庭：极化及其对兰德公司的影响》（A House Divided: Polarization and Its Effect on Rand ）（加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2010年）。美国公众的极化程度已引起不少争论。在很多文化问题上，如堕胎和私人拥有枪支，广大中间派并没有强烈信念，两端的少数派却异常坚定。参见Morris P. Fiorina等编，《文化战争？极化美国的神话》（Culture War? The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 ），第3版（波士顿：朗文出版社，2010年）。
[12]相互交往的繁多选择造就政治交流的愈加类聚。多年前，Ithiel de Sola Pool已作出类似预测，参见《自由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Freedom ）（马萨诸塞剑桥：Belknap出版社，1983年）。
[13]例如Isabel V. Sawhill和Ron Haskins，《进取或败退：美国的经济流动性》（Getting Ahead or Losing Ground: 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 ）（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社，2008年）。
[1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家庭私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隔代社会流动性》（A Family Affair: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cross OECD Countries），载《争取增长》（Going for Growth ）（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年）；Emily Beller和Michael Hout，《隔代社会流动性：比较视角下的美国》（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载《孩子的未来》（Future of Children ）第16卷，第2期（2006年）：19—36页；Chul-In Lee和Gary Solon，《隔代流动性的趋势》（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经济和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第91卷，第4期（2009年）：766—772页。
[15]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静悄悄的政变》（The Quiet Coup），载《大西洋》杂志（Atlantic ），2009年5月。
[16]阿马蒂亚·森，《民主乃普世价值》（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载《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 ）第10期（1999年）：3—17页。
[17]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群众：帝国时代的战争和民主》（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纽约：企鹅出版社，2004年）。左派中的重要派别在20世纪下半部趋于成熟，接受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观点：在进步议程上取得成就，还得倚靠“透过制度的长征”（long march through institutions）。德国绿党（German Greens）采纳同一口号，以参与德国的民主政治过程。
[18]参见Bronislaw Geremek，《公民社会：过去和现在》（Civil Society: Then and Now），载拉里·戴蒙和Marc E. Plattner编，《全球民主的中兴》（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第2版（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6年）。
[19]参见Charles Gati的《退色的浪漫》（Faded Romance），载《美国利益》第4卷，第2期（2008年）：35—43页。
[20]Walter B. Wriston，《主权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Sovereignty ）（纽约：Scribner出版社，1992年）。
[21]参见http://w2.eff.org/Censorship/Internet-censorship_bills/barlow 0296.declaration。
[22]参见Thomas L. Friedman的章节《金色紧身衣》（The Golden Straitjacket），载《凌志轿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纽约：Farrar, Straus和Giroux出版社，1999年），99—108页。
[23]例如 Ron Paul，《终止联邦储备局》（End the Fed ）（纽约：大中央出版社，2009年）；Charles Murray，《成为自由至上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一项个人解释》（What It Means to Be a Libertarian: A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纽约：百老汇出版社，1997年）。
[24]参见弗朗西斯·福山编，《国家建设：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外》（Nation-Building: 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 ）（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
[25]“达到丹麦”实际上是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伍考克（Michael Woolcock）的原始标题，后改为《解决方案本身成为问题时的应对：重整发展中的紊乱》（Solutions When the Solution Is the Problem: Arraying the Disarray in Development ）（华盛顿特区：全球发展中心工作论文，第10期，2002）。
[26]经济增长理论，如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索洛模型（Solow）、内生模型（endogenous growth theory），都是纯粹推理式的，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实际增长时，究竟有多少价值很难说。
[27]提出此论点的评论家，始于19世纪的赫伯特·斯宾塞，继以Werner Sombart、John Ulric Nef、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参见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纽约：D. Appleton出版社，1896年）；John Ulric Nef，《战争与人类进步：论工业文明的兴起》（War and Human Progress: An Essay on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2年）；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990—1990年》（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马萨诸塞剑桥：Blackwell出版社，1990年）；Bruce D. Porter，《战争与国家的兴起：现代政治的军事基础》（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s ）（纽约：自由出版社，199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