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国家的涌现和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特征；君主政体依赖贵族，造成俄罗斯农民逐渐沦为农奴；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专制主义在俄罗斯取得更为彻底的胜利
尤其在弗拉基米尔·普京兴起的21世纪初，俄罗斯联邦成为政治学家所谓的“选举式威权”政权。 [1] 政府基本上是威权的，受控于政治家、官员和商业利益所组成的灰色网络，但仍然举行民主选举，使继续执政获得合法性。俄罗斯民主的质量很低。政权控制几乎所有的主要媒体，不允许对政府的批评，威胁反对派候选人，或使之丧失参选资格，还向自己的候选人和拥护者提供优惠。
它在法治上的表现，比民主质量问题更为糟糕。揭露官方腐败或批评政府的新闻记者突然死去，没有看到找出杀手的真正努力。私人企业遇上政权内线人士的敌对接管，便会遭到政府部门的诬陷指控，从而被迫放弃资产。不夸张地说，重要官员即使参与谋杀，也可逍遥法外，无须负责。专门调查世界上腐败水平的非政府机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将俄罗斯排在180个国家中的第147名，劣于孟加拉、利比里亚、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稍稍优于叙利亚、中非共和国。 [2]
很多人看到21世纪的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连贯性，又因俄罗斯人经常表达对斯大林和苏联岁月的怀旧，而得到放大。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七十年，共产主义扎根于俄罗斯，当然塑造了当代俄罗斯人的态度。
但在共产主义的下面藏有很多龟。如果仅把当代威权主义归罪于20世纪的政治，首先就要解说，共产主义为何在俄罗斯和中国获得彻底的成功。当然，发挥作用的还有更古老的专制传统。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俄罗斯已发展了强大的中央国家，其行政权力只受法治或负责制立法的软弱约束。布尔什维克之前的俄罗斯，其取得的专制主义的性质，不同于法国或西班牙的旧政权，更接近于前现代中国或奥斯曼。个中的原因与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对它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
俄罗斯专制主义的来源
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俄罗斯国家起源于乌克兰的基辅地区，基辅曾是主要的贸易站，连接北欧和拜占庭帝国等。它的持续存在中断于13世纪30年代末，其时，拔都可汗和速不台率领的蒙古军队侵占俄罗斯，基辅遭到彻底摧毁。身为教皇使节的大主教迦儿宾（Carpini）写道，经过基辅时，“我们看到现场有无数死人的头颅和骸骨，该城曾经很大，人口众多，现在却一片荒芜，只有两百栋房子还立在那里，俘虏在从事着最为恶劣的苦役”。 [3] 蒙古占领持续了将近二百五十年。很多当代俄罗斯人，被问到为何他们的国家和政治文化迥然不同于西欧时，立即把责任推到蒙古人身上。西方也有观察俄罗斯的悠久历史，如侯爵德·屈斯蒂那（de Custine）。他坚持俄罗斯应被视作“亚洲”强国，它与蒙古人、奥斯曼人、库曼人和其他亚洲人的互动，对它的成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4] 由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出现，见解已经转变。新一轮修正主义的历史评论，以更为肯定的语气解说蒙古人的作用。 [5]
不管怎样，蒙古入侵对俄罗斯后续的政治发展施加了重大影响，且多半是消极的。 [6] 首先，它切断了俄罗斯与拜占庭和中东的贸易和思想交流，后者曾是俄罗斯宗教和文化的来源。也阻碍了它与欧洲的联系，这意味俄罗斯没像西欧那样，深入参与相关的历史进程，比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其次，蒙古占领大大延误了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基辅遭到彻底摧毁后，基本上需要重头开始，当代乌克兰的基辅地区曾是俄罗斯老祖宗的定居点。蒙古人抵达之前，俄罗斯国家已经开始分裂。政治权力向无数自称为王的小封地流散，又因蒙古占领而获得确认。俄罗斯的重心从黑海北部的欧洲本都地区（pontic）转向东北部，当地的莫斯科大公国崛起，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不像持续八百年的欧洲封建主义，俄罗斯的封地仅生存两个多世纪——从1240年开始套上鞑靼轭（Tatar yoke）到伊凡三世当政的16世纪中期——很快，小封地的领主必须面对日益强盛的中央君主政体。
最后，蒙古人破坏了继承于拜占庭的法律传统，使政治生活变得更为恶劣、更为残忍。与欧洲的基督徒君主相比，蒙古统治者把自己看作纯粹的掠夺者，其目的就是从所控制的居民身上榨取资源。他们仍处在部落层次，从未发展出政治制度或正义理论，可以带给所征服的居民。他们不像传统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并不矫饰自己是为被统治者而存在的。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表，愿意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大规模榨取资源。他们严惩任何抵抗力量，为了杀鸡儆猴，甚至愿意处死整座城镇的居民。他们招募俄罗斯的领主成为自己的征税官，包括将来创建俄罗斯国家的莫斯科大公。他们以自己的掠夺策略，训练数代的俄罗斯领袖。事实上，他们通过联姻而融入俄罗斯人口的基因。
俄罗斯的兴起
像我们所讨论的几乎所有政治体，发动战争的需要促动了俄罗斯的国家建设。像基于法兰西岛的卡佩家族，莫斯科的留里克王朝（Rurik）从自己的中心位置向外扩展，征服和吸收其他封地公国、蒙古和立陶宛等的外国军队。伊凡三世（1440—1505）治下的国家成为重要力量，兼并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Tver）。他给自己冠上全俄罗斯大公的称号，莫斯科公国从伊凡一世（1288—1340）的六百平方英里，到瓦西里二世（1415—1462）的一万两千平方英里，再到他自己统治结束时的五万五千平方英里。 [7]
封地期间的俄罗斯国家，其形成非常类似于中国和奥斯曼的国家形成过程。像中国西周的创始朝代，基辅贵族家庭的后裔分布于俄罗斯各地，尤其是在蒙古入侵之后。他们组建一系列小公国，相当于俄罗斯版本的封建主义。每位领主控制自己的领地、经济资源和军队，并与自由贵族（boyar）签订契约以获服务。
莫斯科国家的权力基于服役贵族（middle service class），由骑兵组成，报酬不是现金而是封地（pomest’ia），每块封地上约有五或六户农家。由于地多人少，控制人口比控制土地更为重要。骑兵不是常备军，受领主召集而提供服务，军事季节结束后，再回到自己封地。俄罗斯和奥斯曼的封地非常相像，这可能不是意外。其时，俄罗斯与土耳其的接触愈益增多。像奥斯曼的骑士，俄罗斯部队的核心成员，如果身处欧洲其他地区，便被称作低层士绅，其土地和资源全部来自国家。俄罗斯骑兵配置相对轻便的装备，主要倚靠迂回战术。这很像奥斯曼骑兵，而迥然不同于西欧的重甲骑士。莫斯科政权组建此种部队的动机，也与奥斯曼相似。这个军事组织的地位全靠国家，不会要求现金军饷。它可被用来抵消领主和贵族的势力，后者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资源。 [8]
这是俄罗斯和匈牙利的重大差异。在俄罗斯，服役贵族接受招募，直接为莫斯科国家服务。在匈牙利，它变成贵族阶层的一部分。这不同选择也许足以决定后来的分道扬镳，一个社会走上中央集权，另一个趋于权力下放。与西欧社会相比，俄罗斯社会对莫斯科的国家建设设置了较少障碍，原因之一就是：服役贵族直接从属于国家，没有接受领土贵族的再次分封。
俄罗斯版本的封建主义历史太短，尚没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这是俄罗斯贵族无法限制中央国家权力的另一原因。俄罗斯是否经历过封建主义？俄国史学界对此有长期争论，因为俄罗斯的封地从没获得西欧对应物所享受的自治权。 [9] 俄罗斯的领主和较低层次的贵族没有时间建造城堡，俄罗斯的平原和大草原，将优势赋予快速移动的进攻军队，而不是防御军队。
莫斯科国家颁布门第选官制（mestnichestvo，编按[下同]：俄语为 Местничество），故意在贵族中播种不和。它将贵族家庭以及家庭内的个人划出等级。像法国和西班牙的爵位和特权的出售，门第选官制也让贵族互相竞争，从而破坏了贵族内部的凝聚力。 [10] 所以，俄罗斯贵族作为一个阶层，其内部团结很差，几乎没有发展出联合抵抗中央国家的机构。他们以内部的小争执而著称，经常自我损耗。
在俄罗斯，法治一开始就比西欧薄弱。天主教会在领土主权国家之外建立教会法规，但俄罗斯东正教从没扮演过类似角色。被俄罗斯当作模型的拜占庭帝国，其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是政教合一。东罗马皇帝委任君士坦丁堡的牧首（Patriarch，最高主教），裁决教会中的教条争议。格里高利改革和叙任权斗争的相似情形，从没在拜占庭的世界发生。东正教没有发展出可颁布法律的国家般的中央机构，也没像天主教会一样，将牧首法令编纂成统一的教会法规。当蒙古入侵切断了俄罗斯教会与拜占庭的交往时，它在莫斯科国家身上找到新监护人。教会和国家的利益相互吻合，后者提供赞助和权力，前者鼓吹后者作为“第三罗马”的合法性。大牧首尼康（Nikon）在1666年遭到开除，之后的俄罗斯教会彻底变成政教合一。到1721年，彼得大帝颁布《宗教事务管理章程》，干脆取消牧首职位，取而代之的是沙皇指定的神圣宗教会议（Holy Synod）。 [11]
如果怀疑法治保护西欧精英的重要性，我们只要想想所谓的沙皇特辖制（oprichnina，俄语 опричнина）。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黑暗年代，时值伊凡四世（1530—1584）统治的后半期，在西欧历史中找不到对应物。他被后人称作伊凡雷帝（Ivan Grozny，俄语 Иван Грозный），既可译作恐怖伊凡，也可译作伊凡大帝。他心爱的年轻妻子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俄语 Анастасия）死于1560年，使他对周遭的宫廷官员疑鬼疑神。他突然离开莫斯科，至1565年方才返回，要求贵族让他建立所谓的非常行政区，并让他享有处理恶人和叛徒的唯一大权。一旦获得同意，他就发起恐怖统治，反过来攻击贵族。愈来愈多的贵族与家人一起遭到逮捕、折磨、处决。伊凡创建了所谓的特辖军（oprichniki，俄语 опричники），身穿黑衣，骑黑马，成为他法外统治的特殊工具。特辖区内的私人财产遭到国家没收。之后，它又得到扩张，最后面积相当于全国的一半。估计有四千至一万的贵族被杀，古老领主家庭中存活的仅得九家，大部分土地都被充公。 [12] 伊凡四世好像完全失去情绪平衡，一度致命地伤害了自己的儿子兼继承人。他死后，俄罗斯只能说仍然心有余悸。 [13] 很难说，它不是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实施党内清洗的先例。其时，苏共总书记怀疑身边处处有阴谋诡计，杀光了当年与其携手闹革命的老共产党员。 [14] 它也使人不得不忆起清洗贵族精英的中国统治者，像武则天。
从俄罗斯政治发展来看，使人迷惑的是贵族为何授予伊凡这些特权，祸及自身。有人认为，他们不敢想象自己可以独自当政，也害怕君主不掌大权的后果。在伊凡四世奇怪消失于莫斯科的时候，有人提出如此可能。俄罗斯人对软弱国家会造成的混乱和崩溃心怀恐惧，这并不荒谬。他儿子费奥多（Feodor，俄语 Фёдор）去世于1598年，没有留下子女，留里克王朝因此而告终，开始了所谓的混乱时期。莫斯科国家饱受饥荒和外国侵略的困扰，因一系列“伪德米特里”（false Dmitri，俄语 Лжедмитрий）竞争君位而分崩离析。莫斯科君主创造的国家机器不够强大，承受不了漫长的继承权斗争。即使君主权力崩溃，也不能回归到分权的封建统治。结果只是失序的暴力和外国的霸权，直到罗曼诺夫王朝在1613年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