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政府的特征未见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现代的西班牙发展出与法国类似的家族专制主义；西班牙制度和其移植至新大陆殖民地
拉丁美洲大陆在地理、种族、文化和经济上具有极大的多样性，但各国又显示出共同特征，使拉丁美洲的政府模式，与东南亚、中东和非洲迥然不同。
到21世纪早期，拉丁美洲人口的大多数居住在世界银行标为“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他们的年度人均收入在4 000到12 000美元之间，不但超过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甚至超过快速增长的新兴国家，如印度和中国。 [1] 然而，经济增长趋于跳跃式，平均来看，仍远远低于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东亚国家。 [2] 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它在总体上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地区之一。随着民粹政府的兴起，例如在委内瑞拉，也出现了民主倒退。 [3]
拉丁美洲在两个方面表现平平。第一是平等。该地区在收入和财富的不均上名列世界前茅。21世纪的头十年，某些国家的不均水平略有下降，但仍相当顽固。 [4] 第二是法治。举行选举，使用民主负责制来摆脱不得人心的领袖，拉丁美洲国家做得都不错，但司法的日常工作却比较落后。这体现在治安不良、犯罪率居高不下、法庭程序堵塞、脆弱或无保障的产权、很多富人和强人的胡作非为。
这两个现象——不平等和脆弱的法治——互有关联。法治的保护在拉丁美洲通常只适用于极少数人，如大企业主管或工会成员。在秘鲁、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多达60%到70%的人口生存于所谓的非正式领域（informal sector）。这些人经常没有自己住家的房契，从事无照的商业，如果受雇，也不是工会成员，得不到正式的劳工保护。很多贫困的巴西人住在蔓延的贫民窟（favelas），政府当局袖手旁观，正义经常私下解决，有时还得靠犯罪集团。执法不公平更促进了经济不公平，穷人居住的世界基本上得不到法律保护。他们不愿投资于自己的家，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文件。他们身受犯罪之害时，也不愿信任警察。 [5]
要发现不平等的来源很容易，其大部分都是承继下来的。很多古老精英的富有家庭是大地主，其祖先建立大庄园，又将之顺利传给后裔。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制度，又使不平等得到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富裕国家，其财政制度主要用于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它的实施可通过累进税制度（如美国），也可通过再分配政策，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资助和社会服务（如欧洲）。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的财政制度只做很少的再分配，在某种情况下，再分配却给了相对优越的团体，像参加工会的公务员或大学生。正式领域的工人和各式精英，得以保住自己的福利和补助金。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逃税方面相当成功。不像美国的累进个人所得税，拉丁美洲国家的税收很少来自个人。其富人擅长于隐藏自己的真正收入，或转移财产到海外，远离税务官的控制。这意味着，征税主要来自消费税、关税和增值税，落在穷人头上的便高得不成比例。
21世纪初，拉丁美洲政府在管理宏观经济政策上大有长进，但这只是近况。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拉丁美洲政府因预算赤字、公共部门大量举债、通货膨胀和国债违约而声名狼藉。 [6] 全洲范围的最后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和其他国家都宣告延期还债，通货膨胀随之猛升。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历了真正的恶性通货膨胀，年增长率超过1 000%。它在2001年又一次面临财政崩溃和国债违约。
在政治上，拉丁美洲的统治也与众不同。如上所述，该地区近来有很好的民主记录。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即古巴革命之后，该洲所有大国都屈服于军事独裁。虽然民主根源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第一个独立国家，但拉丁美洲没有一个政权其民主政府的历史始终不断。除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该地区的独裁政府没能建成可被称为极权主义的强国，也没能掌控足够的强制力，实施真正的社会革命，如剥夺富有精英的资产和收入。该地区的威权政府从没能采取极端措施（很幸运），像苏联或中国共产党政权下那样的集体化，或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规模死亡。做不到的还有“选举式威权”（electoral authoritarian）政权，如查韦斯的委内瑞拉，它们甚至无法控制政权本身的犯罪或腐败。 [7] 国家权力的伤害，大多落在非精英身上。如20世纪80年代，危地马拉政府发动可怕的剿反，以反对原住民族的游击队运动。富有的精英学会与非民主政府和平共处，避开国家权力的锋芒，经常获益于制度化的腐败。
如果这听起来亲切，那是因为这使人忆起法兰西王国的统治模式。在拉丁美洲，这些先例来自非常相似的家族政权，即早期现代的西班牙。跟法国相似，西班牙专制国家在1492年之后勉强拼凑而成。由于无止境的战争，西班牙君主政体永远处于破产之中。它试图通过借贷来弥补预算赤字，但很快在债权人面前丧失信用，最终诉诸像法国一样的各式伎俩来筹集资金，包括债务一再重整、货币贬值和出售公职。事实上，这个外强中干的国家为了搜寻现金，将愈来愈多的公职，包括大部分军队，都售给私人企业家。其结果是如出一辙的内部财政，私人成功地获取了国家创造的寻租权。贪污现象比比皆是，卖官鬻爵完全腐蚀了公私之分。
同时，托克维尔所叙述的法国因素，也在西班牙削弱对专制主义的抵抗。贵族、士绅和第三等级，本来应该团结起来抵抗王室权力，但却由于国家向个人提供参与分享租金的机会，而陷入四分五裂。中世纪时，西班牙议会（Cortes，像法国高等法院和英国议会）必须批准新税。但到后来，它中止了其制衡国家权力的功能。对公职和级别差异的耿耿于怀，又阻碍了西班牙社会采取集体行动。
这就是移植到新世界的政治制度，借助于新西班牙（墨西哥）总督辖区（viceroyalty）和秘鲁总督辖区。此外，它治下的社会制度比欧洲的更为不平等。就像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之后的西班牙，新大陆也是军事征服得来的。但不像前摩尔人领土，新大陆有大量原住民。16世纪40年代，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Potosí）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发现重要银矿，由此开创了庞大的采矿帝国。欧洲统治者享用开矿租金，做工的都是沦为奴隶的原住民劳力。编年史家注意到，奔赴新大陆的西班牙人，不是去做工，而是去当主人：他们“全靠印第安人的劳动、手工和汗水”。 [8] 从一开始，西班牙美洲的经济道德就不同于定居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农民小地主。如果美国政治制度都以黑奴历史悠久的南方各州为基础，其结果就是拉丁美洲的殖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