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国家都是掠夺性的吗？能否给明朝的中国贴上如此标签；中国历史后期的独断专行；没有对行政权力的制衡，能否维持清廉政府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提出政治发展的一个简单模式。 [1] 世界最初落在“流寇”（roving bandit）的手中，像20世纪早期中国的军阀混战，或21世纪初在阿富汗和索马里的军阀割据。这些强盗纯粹是掠夺性的，经常在短时间向居民榨取尽可能多的资源，以便移往他处，寻找其他受害者。到一定时刻，其中一员变得鹤立鸡群，掌控整个社会：“这些暴力企业家当然不会自称为强盗，恰恰相反，他们会给自己和后裔冠上高贵的名号，有时甚至宣称享有神授君权。”换言之，自称合法统治的国王只不过是“坐寇”（stationary bandit），其动机与他所取代的流寇，没有什么差异。坐寇知道，如果不做短期的掠夺，反而向社会提供稳定、秩序和其他公共服务，让它在长远时期变得更加富饶，更能承担税赋，自己也就得到更多的收获。对受统治者而言，与流寇相比，这是一大进步。“流寇定居下来，向百姓提供政府服务，这出自他的理性自私。这理性自私将使他从社会中榨取最大化的资源，以供自己的享用。他将使用垄断的强制权力，攫取最大化的税赋和其他勒索。”
奥尔森继续指出，坐寇的最大化税率可与微观经济中的垄断价格媲美。如果实际税率超过这个限制，将打消生产动机，从而导致总税收的下跌。奥尔森认为，专制统治者不可避免总是制订最大化税率，而民主政权总是制订比专制政权更低的税率，因为它们必须求助于承担主要税责的“中间选民”（median voter）。
统治者就是坐寇，从社会中榨取最大值的税赋，除非在政治上受到阻止。奥尔森解说政府如何运作的这一概念，虽然愤世嫉俗，却讨人喜欢。这符合经济学家的努力，他们试图将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行为模型推进政治领域，把政治看作经济的衍生物。这非常吻合美国政治文化的反中央集权的传统，后者对政府和征税始终保持怀疑态度。这还为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发展理论，提供了预言性的漂亮模式，近年来得到了其他社会学家的极大扩展。 [2]
但奥尔森理论是不正确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者，经常无法使用奥尔森的最大化税率向臣民征税。要回到一个不完全货币化的社会，凭借残缺不齐的历史税收数据，估算出当年的最大化税率，当然非常困难。但我们知道，前现代统治者经常增税，以满足像战争等的特定需求，待到紧急状态结束时再予以减税。仅在特定时期，统治者才会把社会逼上适得其反的绝境，这通常发生于朝代末期，以救燃眉之急。正常年代，他们向社会的征税一定远远低于最大值。
奥尔森模式的欠缺，最佳例证就是明朝中国。广泛的共识认为，当时的税率远远低于理论上的最大值，甚至低于最基本服务所必需的水平，譬如保障社会生存的国防。在明朝中国发生的，同样也会在其他农业社会发生，如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君主政体。这还可成为其他理论的组件，以解释传统政权为何很少采用最大化税率。 [3]
皇帝并没行使理论上的权力，不单表现在征税上。武则天式的专制只是偶见，并不是持续现象。很多中国统治者对治下的百姓，表露出可被称为仁慈或忍让的态度，或儒家所谓的“仁”。中国有悠久的抗税历史，儒家的传统更认为，重赋代表了国家的道德缺陷。《诗经》就有如下的诗歌：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4]
明朝皇帝在权力上受到的约束并不来自法律。如我们在武则天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中国统治者不像欧洲统治者，如要增税，无须征求高等法院或议会的同意。他们不但可以颁发行政命令，任意调整税率，甚至可以随意没收他人财产。早期现代的法国和西班牙“绝对”君主，遇上强大精英时必须小心翼翼（参看第23章和第24章）。相比之下，明朝开国皇帝太祖，一下子就没收了全国最大几个地主的地产。据说，他清算了“无数”富裕家庭，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因为他相信那里有特别顽固的反抗。 [5]
对中国权力的真正约束大体有三种。第一，缺乏诱因来设置庞大的行政机关以执行命令，尤其是征收较高的税赋。明初，中国已是大国，其人口在1368年超过六千万，到17世纪末更增至一亿三千八百万。 [6] 在这样辽阔的领土上征税并不容易。在14世纪，货币流通很少，每个居民要缴的基本农业税都是实物 [7] ，通常是谷物，也可能是丝、棉花、木材和其他货物。当时没有综合的货币制度，以记录这些税赋，或将之转换成共同的计量单位。很多税赋归当地消耗（纳入预算），其余的运到逐级而升的粮仓，最终抵达首都（先在南京，后在北京）。纳税人承担的运输费用，往往超过所运货物的价值。地方和中央的收入和预算不做分门别类。有学者将之比作老式的电话接线板，电线来自各方，再插入各方，复杂得像一团乱麻。 [8] 户部人手不足，根本无法控制或理解这个制度。作为土地税基础的土地清查，实施于朝代早期，但并不齐全，之后又没有更新。人口增长、所有权变更、地理变化（洪水淹没或开辟荒地），很快使人口登记册过时。像其他民族，中国人也非常擅长于隐藏资产，并策划掩饰收入的计谋。 [9]
皇帝征税和没收的无限权力常常是闲置的。它的使用多在朝代初期，皇帝正在巩固权力，与早先的对手一一算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宫廷经常需要那些精英的合作，便在早先没收财产的地区实施显著较低的税率。
第二，缺乏行政能力所限制的只是供应方面，而不同的皇帝也有自己不同的税收需求。奥尔森假定，任何统治者都想获得税收最大化。这反映了现代经济学的普通假设：最大化是人类行为的共同特征。但这是时代倒错，将现代价值向历史投射，当时社会并不一定同享这种价值。明朝开国的太祖皇帝是一名非常节俭的独裁者，他削减中央政府，避免涉外战争，粮仓实际上常有盈余。他的继承者明成祖朱棣（1360—1424）则截然不同，启动了雄心勃勃的营造运河和宫殿的大工程。明成祖也资助宦官将领郑和（1371—1435）下西洋，其巨型舰队抵达非洲，甚至可能更远。其政府开支是太祖时的两至三倍，额外税赋和徭役都有相应提高，引发了抗税起义和普遍不满。结果，第三任皇帝和后续继承者只好降低税率，向太祖时的水平靠拢，还向受触犯的士绅阶层作出其他政治让步。 [10] 明朝的大部分时期，土地税定在总产量的5%，远远低于其他农业社会。 [11]
中国君主一点也不逊于其他前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却往往展示出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中文名司马贺）所谓的“适可而止”（satisficing）行为，而不是最大化行为。 [12]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如战争所引起的急需，他们经常满足于让睡着的狗继续躺着，仅仅征收应付正常需要的税赋。 [13] 下定决心的皇帝可能追求最大化税收，如明成祖，但所有专制政治领袖都会自动追求最大化的想法，显然不是真实的。
对皇帝权力的第三种限制不在征税和财政，而是权威的转授（delegation）。所有大型机构，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公司，都必须转授权威。这样做时，位居行政等级顶端的“领袖”，便会对机构失去相当程度的控制。转授的权威可以给功能专家，如预算官员或军队后勤，也可以给省、州、市和地方当局。这种权威转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统治者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知识作出国内所有的重要决定。
权威转授的背后是权力转授。代理人以专门知识向委托人行使反制的权威。它可能是管理特殊部门的技术知识，也可能是某地区特别情形的本地知识。因此，像赫伯特·西蒙那样的组织专家认为，大型官僚机构中的权威不是一味从高到低，有时竟往往是反方向的。 [14]
像现代的总统和首相，中国皇帝也遇上这类难题，官僚机构要么反应迟钝，要么蓄意违抗。尚书们或者反对皇帝的提议，或者悄悄地阳奉阴违。当然，中国统治者享有现代主管所没有的手段：他可以廷杖各级官员的赤裸屁股，或随便判以监禁和处决。 [15] 但这种强制方案，并没解决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潜在的信息问题。官僚经常不执行领袖的意愿，因为他们比较了解帝国的实际情形——并可欺上瞒下。
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其治理必须转授权力，必须依赖地方政府。不过，地方政府会滥用职权，腐化堕落，甚至共谋以反中央。正规的行政机构不足以对付此类问题。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传达，但信息不一定回馈上去。如果他根本不知道滥权的发生，最独裁的皇帝也不会去惩治恣意妄为的官员。
君主权力的局限，曾在“封建制”和“郡县制”孰是孰非的标题下，在前现代中国受到讨论。这里的封建与欧洲封建主义的复杂内涵毫不相干，只表示权力的分散，而郡县制的地方官员都是中央指派的。根据明朝学者顾炎武（1613—1682）：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 [16]
为了应付反应迟钝的行政机构，中国统治者的典型对策是设置间谍和告密者的平行网络，完全脱离正式政府，只是重叠在其上。这显示宦官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不像普通官僚，宦官可以直访皇帝居所，通常获得比政府官员更大的信任。皇宫因此派他们外出，或刺探情报，或惩罚正式官僚。到明末，皇宫估计有十万宦官。 [17] 从1420年开始，他们组织成奥威尔式（Orwellian）的秘密警察，全名叫东缉事厂，受东厂掌印宦官的管辖，在朝代晚期演变成“极权恐怖主义的机关”。 [18] 但皇帝又发现，他也控制不了宦官。尽管有内正司（编按：明代负责惩处违纪太监的专门机构 ），他们还是自订政策，上演政变，共谋反对皇帝。 [19] 中国政治制度没有任何政治负责制的机制——没有地方选举或独立媒体，以保证官员的诚信。因此，皇帝不得不将一套自上而下的中央控制系统，叠放在另一套之上。虽然如此，他仍然无法取得对国家的严密控制。
明朝不愿和不能征收它所需要的税赋，最终导致它的倒塌。明朝统治的头两个世纪，中国基本上没有外患威胁。到16世纪末，安全情形急剧恶化。日本海盗开始突袭富庶的东南海岸，幕府将军丰臣秀吉在1592年侵犯朝鲜。同年，内蒙古发生战争，南方的土著也纷纷起义。最为严峻的是北方的后金，它变得更加强悍，组织得更加严密，已在东北边境频作骚扰。
政府对危机的回应完全无力。面临攀升的开支，它耗尽银子储备，但仍然拒绝向士绅阶层增税，最终坐失良机。虽然军事威胁变得愈益明显，累计欠税在17世纪最初几十年仍持续上升。皇帝甚至几次颁布税赋大赦，在征收欠税上显然认输。戍边军队早先组织成自给自足的军事屯垦区，现再也无法支撑，必须仰赖中央政府长途运来的给养。政府没能组织妥善的押运制度，因此做不到准时支付军饷。朝廷步履蹒跚，勉强维持到1644年。其时，北京政府因李自成的汉族起义军的打击而愈益衰弱，最终毁于获得明军降将帮助的满洲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