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在印度和中东的发展，但在中国缺席；中东世俗和宗教的当局有效分享权力；前现代中东政权遵守产权；穆斯林乌里玛不能以基督教会的方式制衡国家权力；当代阿拉伯世界没有法治；现代法治的比较
在中国，宗教并不反映社会和文化的共识，毋宁说是社会抗议的手段。这体现在汉朝的道教、唐朝的佛教、19世纪受基督教影响的太平天国等。中国的国家轻易掌控各式祭司团体，从不承认比国家本身更高的宗教权威。
所以，中国没有基于宗教的法治的历史基础。中国的传统以法家思想为基石，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律主要是制定法（positive law），也就是皇帝所颁布的王法。秦、汉、隋、唐、明等朝都出版了重要法典，很多篇幅只是各式违法的处罚表。7至8世纪陆续颁布的《唐律》，不提法律的神圣来源，只说法律是世俗统治者所制作的，以控制百姓的行止和避免自然和社会的失衡。 [1]
印度则完全不同，与印度国家形成同期或稍早的婆罗门教，规定政治/武士阶层——刹帝利——必须从属于祭司阶层的婆罗门。印度宗教以四大社会阶层的瓦尔纳为基础，印度统治者必须向身处顶端的祭司取得合法性和社会支持。所以，法律深深植根于宗教，而非政治。最早的法律文本《法论》（Dharmasastras），不是像中国那样的皇帝法令，而是宗教权威所写下的文本。 [2] 印度后来的法律发展有点像英国的普通法，没有严格遵循这些法律文本，反而依据判例，并把班智达（panditas，精通宗教典籍的学者）所创造的先例前后连接。 [3] 执行裁决的经常是婆罗门，而不是政治当局，不允许分开的世俗领域来制订规则。法律有很多哈耶克提及的特征，通常是不可更改的，除非能找到与当前法律有关的更古老先例。 [4] 独立后，印度议会试图修改婚姻和离婚的法律，据称有名保守印度人这样说：“议会的权力不可推翻经典（Shastras）的命令，那是上帝说的话，由圣人（Rishis）为我们抄录下的。印度人不可接受经典之外的任何权威。” [5]
然而，婆罗门阶层没有组织成单一的等级制度，不能对国王和皇帝发号施令，没有印度教皇，也没有印度教会。婆罗门阶层仅代表一个网络，其成员居住在无数的村庄和城市，彼此联络而已。婆罗门内部又分出不同的迦提，由此而充满等级差别。主持国王授权仪式的婆罗门，可能不愿与主持葬礼仪式的交往。宗教权威在地方上享有极大影响，几乎每一项社会事务都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从不臣服于国家，或成为国家的雇员，但也无法凭借建制化的等级制度来采取集体行动。迦提所造成的权威碎片化，不单影响政治权力，也影响宗教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