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早期的发展因婆罗门教的兴起而不同于中国；瓦尔纳和迦提；印度早期的部落社会；印度亲戚关系的特征；印度在建国大道上的弯路
印度早期的政治发展明显与中国形成分流。一开始，它们都是分支式的部落社会组织。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中期，第一批酋邦和国家从印度北部的部落社会中脱颖而出，比中国晚不了太多。在这两个文明中，酋邦和国家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而是由等级分明的政府，开始在领土范围内行使强制权力。
就战争而言，它们的轨迹却截然不同。印度从没经历像中国的春秋和战国时期持续数世纪的暴力。原因不很明确，可能是由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人口密度大大低于中国，受地理局限较少；与其顺从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倒不如迁移他处。 [1] 无论如何，早期印度国家无须像中国所经历的那样，应对社会动员的极端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出现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对印度政治造成巨大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大约在国家刚刚形成之际，便涌现出界限分明的四大社会阶层，被称为瓦尔纳（varnas，阶层）：它们是祭司的婆罗门（Brahmins）、武士的刹帝利（Kshatriyas）、商人的吠舍（Vaishyas）、包罗其余的首陀罗（Sudras，主要是农民）。从政治观点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它把世俗和宗教的权力一分为二。中国也有祭司和宗教官员，像主持宫廷礼仪和皇帝祖陵的礼部尚书，但只是国家雇员，严格屈从于皇家权力。中国祭司从没作为独立集团而存在，中国也就发展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另一方面，印度的婆罗门与刹帝利判然分开，甚至比武士享有更高权威。虽然它没有组成像天主教一样的严密集团，但仍享有类似的道德权威，不受国家干涉。此外，婆罗门阶层被当作神圣法律的监护人，而这法律不但独立于政治统治，且具更长历史。所以，国王必须遵从他人所编纂的法律，自己不是一言九鼎的法律制定者，如中国皇帝。跟欧洲类似，印度也有可称作法治的萌芽，以限制世俗的政治权力。
第二项重要社会发展是迦提（jatis）的涌现，最终演变成种姓制度（caste）。它把所有的瓦尔纳，再细分为数百种分支式、对内通婚的职业群体，从各式祭司、商人、鞋匠到农民，达成评论家所谓的职业秩序的神圣化。 [2] 迦提重叠在现有血统结构之上，为氏族的异族通婚设定界限。也就是说，异族通婚的父系家族的血统，必须在迦提范围内谈婚论嫁，鞋匠女儿必须嫁给不同氏族的鞋匠儿子。成员相互合作，共同生活于自给自足的社区，在这一点上，迦提保留了其他部落社会的分支式特征。但他们又是相互依靠的，是更广泛分工的一部分。与工业社会相比，这种分工非常有限；尽管如此，它又远比单纯的部落社会复杂。依照涂尔干的标准，迦提显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双重特征——这是指，个人既是自我复制相同单位的成员，又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互助。
在中国，出现于周朝的国家在社会顶端取代了分支式或部落的组织。宗族仍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国家和亲戚团体之间出现了权力的此起彼落，一方强大了，另一方就变弱。到最后，塑造中国文明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在印度，瓦尔纳和迦提所创造的社会分类成为社会基石，大大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掌控。以瓦尔纳和迦提为定义的印度文明，获得广泛扩散，从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到东南亚，统一了语言和种族的众多群体。不像中国，这块辽阔领土从没受到独家政治权力的统治，也没发展出独家文学语言。20世纪晚期之前，印度历史只是持久的政治分裂和政治软弱，最为成功的统一政治体中不少是外国入侵者，其政治力量依赖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