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起源；古代中国的部落社会组织；中国家庭和宗族的特征；周朝的封建扩张和政治权威的性质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有部落制，分支世系制迄今仍残留于中国南部和台湾。历史学家谈起中国“家庭”时，不是指夫妇带小孩的小家庭，而是指成员达数百乃至数千的父系家族。中国早期历史有相当齐全的记载，提供了观察国家自部落社会脱颖而出的罕见良机。
人类长居中国。早在80万年前，像古直立人的古人类已现踪迹。智人离开非洲数千年后，也抵达中国。稷（北方）和稻（南方）很早获得人工培植，冶金和定居社区的首次出现，则在中国朝代之前的仰韶时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到龙山时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可见城郭和社会等级分化的明显遗迹。在这之前，宗教基于祖先崇拜或鬼神崇拜，由巫师主持。他不是专家，像在大多数其他族团层次社会，只是社区的普通一员。随着等级社会的逐渐成形，统治者开始垄断巫术，借此来提升自己的合法性。 [1]
开发农业后，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恐怕是马匹驯养，公元前四千年在乌克兰率先发生，又在公元前二千年早期传至中西亚。过渡到草原游牧业则完成于公元前一千年初，也是马背部落向中国挺进的开始。 [2] 这种挺进主宰了中国后续历史的大部分。
古代中国的分期有点让人困惑。 [3] 仰韶和龙山不是朝代，而是考古学的范畴，以中国北部黄河中下游的定居点而命名。中国王朝始于三代，即夏、商、周，公元前770年，周朝又发生分裂，从陕西的镐京迁都至现代河南的洛阳，前为西周，后为东周。东周本身又分春秋和战国前后两段。
表1. 古代中国
从远古到统一中国的秦是古代中国所涵盖的历史。我们的有关知识来自浩淼的考古资料，包括用于占卜的甲骨文（通常是羊肩骨）、青铜器彝文、官员用来记录政务的竹简。 [4] 另一来源是问世于东周最后数世纪的伟大经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嗣后成为中国官员的教育之本。据称，这五部经典是孔子编纂和传播的，再加上卷帙浩繁的注释，构成了塑造千年中国文化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经典的形成背景是东周时期，其时内战方兴未艾，政治分崩离析；《春秋》就是鲁国十二名国君的编年史，在孔子眼中，显示了这段时期的退化和堕落。这些经典和孔子、孟子、墨子、孙子等人的著作，虽然蕴含大量历史信息，但大体上仍属文学作品，其精确性尚不明确。
但有确凿证据显示，中国政治体数量经历了极大的收缩，从夏初的大约一万，到西周开国时的一千二百，到战国时只剩下七个。 [5] 中国西部的秦孝公和谋臣商鞅，奠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秦王征服所有对手，建立统一国家，并将秦首创的制度推向中国北方的大部，国家巩固由此告成。
部落的中国
从部落到国家层次的过渡在中国慢慢发生，新的国家制度重叠在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之上。夏商时期被称作“国”的，虽然有日益明显的等级和集中领导，实际上只是酋邦或部落。一直到商末，亲戚团体仍是中国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到了周朝才有变更，涌现了拥有常备军队和行政机构的真正国家。
中国历史的早期社会由宗族组成，即同一祖先的父系家族。基本军事单位由宗族内大约百家男子组成，以宗族领袖为首，聚集在同一旗号下。宗族又可灵活组合，凝聚而成氏族（clan）或更高层次的宗族，而国王只是特定地区所有宗族的最高领袖。 [6]
三代时期，宗族中的仪式被编纂成一系列法律。这些仪式涉及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在祭有祖先神位的庙堂举行。庙堂内分划不同的祭殿，对应不同层次的宗族，宗族领袖掌控仪式以加强自身权力。未能正确遵守仪式或军事命令，会引来国王或宗族领袖的严苛处罚。依此类推，如要彻底摧毁敌人，一定要毁其祖庙，劫其珍宝，杀其子孙，绝其香火。 [7]
像其他部落社会，中国社会组织的层次也时高时低。一方面，村庄范围的宗族为战争、自卫、商业而团结起来，有时出于自愿和共同利益，有时出于对个别领袖的尊敬，但更多时候是迫于强制。战争变得愈益频繁，夯土围墙的城镇在龙山时期变得星罗棋布。 [8]
另一方面，宗族社会又在分化瓦解。年轻人开发荒野，自立门户。其时，中国仍属地广人稀，只要搬到他地就能逃避现存宗族的管辖。 [9] 因此，正如国家形成理论所预测的，人口稀少和缺乏界限阻碍了国家和等级制度的形成。
尽管如此，在黄河峡谷的古老地段，人口密度与农业生产力一起上升。商朝的等级制度愈加分明，这可见证于领袖对追随者施加的惩罚，以及其时流行的奴役和人祭。甲骨文提及五种处罚：墨（面部刺字涂墨）、劓（割鼻）、剕（断足）、宫（阉割）、大辟（处死）。 [10] 很多当时的葬地，挖掘出八至十具作揖的无首骨骼，许是奴隶，又许是战俘。高级领袖的陪葬人数竟高达五百。在殷墟出土的陪葬人总共一万，还有大量马匹、战车、三足鼎和其他珍贵工艺品。为平息死去祖先的灵魂，活人竟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包括人、动物、器物。 [11] 很明显，自部落到等级分明政体的过渡正在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