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进化的事实和性质，以及相关的争议；家庭或族团层次的社会向部落的过渡；介绍血统、宗族和其他人类学基本概念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年）发表之后，涌现出大量涉及人类早期制度起源的理论。首先在19世纪末，新兴人类学的首创者，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收集积累了尚存原始社会的实证资料。 [1] 摩尔根对日益减少的北美洲土著进行实地勘察，发明了解释其亲戚关系的详尽分类，并将此推及欧洲的史前。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阶段——野性、野蛮、文明，他认为，所有人类社会都须一一经历这三个阶段。
卡尔·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读了摩尔根的书，运用该美国人类学家的民族学研究，发展出私人财产和家庭的起源理论，之后变成共产世界的福音。 [2] 马克思和恩格斯携手推出现代最著名的发展理论：他们设置一系列的进化阶段——原始共产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全部由社会阶级的基本矛盾所驱动。马克思主义这一错误和从简的发展模型，误导了后来数代的学者，或寻找“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试图在印度找到“封建主义”。
早期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第二动力，来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于1859年的《物种起源》，以及其自然淘汰理论的进一步阐述。将生物进化原理应用到社会进化上，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在20世纪初所作的，在逻辑上讲得通。 [3] 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都要参与生存竞争，优秀的得以支配低劣的。欧洲之外社会的发展，或受到阻妨，或停滞不前。达尔文之后，进化理论在辩护当时的殖民秩序上确实取得成功。全球等级制度的顶端是北欧人，通过黄色和棕色皮肤的深浅不同，一直降至身处底部的黑色非洲人。 [4]
进化理论中褒贬和种族的特色，酿成20世纪20年代的逆反回潮，至今仍在影响世界上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部门。优秀的人类学家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主张，人类行为受到社会彻头彻尾的改造，并不植根于生物学。他在一项著名研究中，以移民头颅大小的实证资料证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归因于种族的东西，实际上却是环境和文化的产物。博厄斯还认为，早期社会的研究需摒弃对各式社会组织的高低评估。在方法论上，民族学家应放弃自己文化背景的偏见，全身心投入他们所研究的社会，评估其内在逻辑。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倡“深描”（thick description）；他认为，不同社会只可解说，不可互比，不分轩轾。 [5] 博厄斯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则把文化人类学科继续引向非评判性的、相对的、绝无进化的方向。
早期的进化理论，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还存有其他问题。它们的社会形式，往往是相对直线的，有严谨的等级，前阶段必须早于后阶段，某元素（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决定整个阶段的特征。随着对尚存原始社会的知识积累，大家愈益清楚，政治复杂性的进化不是直线的。任何指定的历史阶段，往往包含前阶段的特征。将社会推至下一阶段，又凭借多重的动态机制。事实上，我们可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前阶段并不被后阶段完全替代。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便由基于亲戚关系的组织过渡至国家层次。但时至今日，复杂的亲戚关系组织，仍是一部分中国社会的特征。
人类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由文化的比较研究总结出真正的普遍规律。发现了违反所谓社会发展规律的冷僻社会，人类学家常常感到兴奋。但这并不表示，不同社会中没有进化形式中的规则性和同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