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重印后记
没想到，《重新发现社会》出版不到半年时间，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先是在半个月内紧急加印了一次，接下来很快又销售一空，需要第三次印刷了。同样没想到的是，本书在“新浪中国好书榜”中一直高居单月排行榜，并获季度总榜亚军。我写书自然不是为参加什么竞赛，但看到本书的价值能够得到这么多读者的认可，亦备感欣慰。
仔细想来，本书受此礼遇，一切也在情理之中。伴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一个公民阅读的时代，一个“深阅读”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几十年来，中国的国情在很多方面虽然旧颜未改，但是民情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封闭社会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而一旦走向开放，则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在接下来的年月里，我料想所能看到的，恐怕也将是民情改变国情，改变中国，使之终于走上一个宽阔的前途。而且，你也绝不要去悲观，因为“悲观是卧底”，因为悲观会和不如意的环境一起，里应外合，掀翻原本属于你的斗志。
我的写作计划也被彻底打乱。半年来，接受不少媒体的采访，不时在各地做一些演讲。所谓辛苦，忙的其实也都是份内之事。一方面，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作者的观点，增进自由交流；另一方面，通过准备这些讲稿，我也有机会不断补充初版书里未详解却又不可或缺的内容。
比如“国家”这一概念。有时候，你不得不感叹中国人在译介外来词汇时的手忙脚乱。且不说“革命”一词有点“拿命来”的意思，由于谐音的缘故，每次我在课堂上讲权力与权利时都要借助英文 "Power" 和" Right"。现在，为了把中文“国家”这个概念说清楚，我也找了一些英文单词，包括 "Nation" "State" "Country" 和 "Land"。这四个词在中文里都有国家之意，区别也很明显：
Nation侧重于国民、民族。State指“政权意义上的国家”，我们在英文里经常看到的 "RogueState", 实指“流氓政权”，并不涉及全体国民。Country用得较多，主要指国土，当然也包括国民；至于Land一词，则多用于诗歌，指土地。就像 "Motherland" 一词，即包含了对故国、故土的抒情。
如果你细心，就不难发现，同样是讲国家，Nation和State这两个词的属性也不一样。Nation所具有的是主体属性、人的属性，它强调的是“我们”“我民族”；而State则具有工具属性，它是“我们”“我民族”建立起来的用于保护我们的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简单说，State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为Nation服务。由此可见，同样涉及“国家”概念，二者差别之大，并不亚于人与自行车。一个族群，若不能在政治属性上看到这种差别，闹出“自行车骑人”的笑话，也是在所难免。
“国家”词义纠结，有时好区别，有时难解难分。前者，杜甫的“国破山河在”里的“国”，指的是 "State" 的概念；后者，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里的“土地”，实际上也是国家。
再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是抗战时期蒋介石为动员青年学生参加中国远征军而写下的诗句。在这里，“山河”包括了 "Country" "Land"；“十万青年十万军”则有 "Nation" 之意；考虑到发出动员令的是蒋介石治下的国民政府，就会发现 "State" 也在其中。简单说，这句诗暗含上述四个有关“国家”的词汇。
如果注意到该紧急动员是发生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一个革命的年代，今日“国家”被混用、滥用就变得非常耐人寻味。当我们将国家、政权、国土、国民等概念捆绑在一起使用时，是否意味着这个国家——至少在观念上——仍然处于某种紧急状态？
同样需要特别介绍的是《重新发现社会》的分析框架。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国家与社会 (State-Society) 之间的关系，这组模型也可以扩展为“国家—社会—个人”(State-Society-Individual)。之所以没有用“公民 (Citizen)”代替“个人 (Individual)”，是因为后者优先于前者。谢天谢地，忘了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人类将我们变成公民之前，伟大的自然首先将我们变成了人类”。同样，梭罗也说“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公民”这个词只有放到本国才有意义，但是个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意义。你可以与国家解约，抛弃自己的公民身份，却无法抛弃自己作为人的身份。即使是一个流亡者，在异国他乡也有不被当政者杀害的自由。
更准确地说，人权是区别于公民权的，因为人权是先于公民权的。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人权在国家成立之前就有，而公民权则出现在国家缔结之后。公民权和主权一样，是一种商量出来的权利，一种世俗权利，而人权天赋，神圣不可剥夺，具有自然法的性质。
除此之外，我在书中提到重新发现传统、发现人的价值，显然并不限于胡适与墨子。读者若已翻阅《吕氏春秋》，想必会有和我一样的惊叹——中国古人对于个体价值竟有如此精辟的论述！这也是不久前我在腾讯“燕山大讲堂”主讲《国界与自由》时着重探讨的问题。回顾历史，中国诚然不缺少埋没人的传统，但也不缺少“重已贵生”的人的传统；不缺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也不缺少以己任为天下的传统。墨子与杨朱之学，不失为公共精神与民权的两极。
回到出版的话题上来。本书出版后，刘苏里、徐小平、吴稼祥、吴祚来、汪中求、何力、苏小和、孟波、十年砍柴、潘采夫等先生立即做了积极推荐：同样，包括《青年时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南都周刊》、《凤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私家画报》、中国之声、阳光卫视、新浪网、凤凰网、网易、奥一网、天津网、人民网等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站进行了重点推介。我要特别感谢为此付出辛苦的朋友。从《思想国》到《重新发现社会》，我记住了每位读者朋友的深情厚谊，以及批评与鞭策。聚散。路迢迢，海角遥遥，校园是天涯。眼看暑期将至，又到离别时。二次重印之际，还要感谢帮助过我的我的学生们，并祝愿天底下所有的学子与游子，能在这个社会中找到梦想中的宽阔前途：祝愿年轻一代若当年之我，找回属于自己的时间，终于拥有罗曼·罗兰写在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结尾的坚卓与澄明，自信“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2010年6月7日，作者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