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国家
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国际层面合法性的来源有着不同看法。美国人相信，国际合法性植根于宪政民族国家的民主多数意志，欧洲人倾向于相信国际合法性是基于高于特定民族国家的法律或意愿的正义原则。双方的意见都深深扎根于本国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欧洲人的看法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做法是错误的。许多欧洲人声称他们才是普遍自由价值观的真正倡导者，而不是美国人，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价值独立于具体实行民主的民族国家。拥有主权的自由民主国家所做的决定在程序上或许是正确的，但不能保证公正或符合这些更高的原则。民主多数可以决定对其他国家做可怕的事情，可以违反自身民主秩序所基于的人权和道德规范。的确，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就是在讨论这一个问题。道格拉斯说，他关心的并不是人们对奴隶制投支持票还是反对票，只要决定反映了人们的意愿。相比之下，林肯认为奴隶制本身违反了人类平等的更高原则，而这一原则是美国政权的基础。一个民主的行为合法性最终不是基于民主程序的正确性，而是来自比法律秩序更高的道德范畴的在先权利和规范。
欧洲立场的问题是，虽然这样更高境界的自由民主价值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但它在任何国际机构中都没法极其完美地体现。合法性由无实体的国际层面向下传递，而不是从民族国家层面具体的合法的民主公众向上传递，这个想法无异于将合法性交给一部分精英滥用，他们随意解释国际社会的意愿，以适应自己的偏好。
欧洲立场的第二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执法。即使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执行法律的权力也唯独由主权民族国家拥有。即使现有国际法律和组织准确地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意愿（无论这一意愿到底意味着什么），执法在大体上仍然是民族国家的事务。许多源自欧洲的国际法和国家法都是一些完全无法执行的社会政策愿望清单。欧洲人说这些类型的法律是社会目标的表达，以此为其正名；美国人回答，此类不可执行的愿望会损害法治本身，这一观点在我看来是正确的。
同样的执行问题也存在于国际层面上。只要任何执法能力完全取决于各个民族国家，那么“国际社会”就只是一个虚构。的确，自主的联合国根本不存在，更不要说欧洲军队。所有应对严重的未决安全的国际组织（而不是冲突后的维和特派团）都面临集体行动不一致的问题。在冷战期间，这些问题使得联合国安理会无法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执法行动。即使是在比联合国更少意识形态差别的组织，譬如欧盟和北约，果断的集体行动也极其难以实现。仅有的例外是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没有美国牵头且有大量不情愿的盟友加入，这两次战争也绝无可能。
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历史揭示出欧洲对于国际行动的看法的弱点所在。所有欧盟国家都认为，米洛舍维奇（Milosevic）领导下的塞尔维亚是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根源，且认为冲突造成了欧洲的极度不稳定，那给这一区域带来秩序和正义的主要责任就落在欧洲头上。欧洲人的确进行了干涉，它们对该地区实行禁运（这一措施实际上使塞尔维亚人受益多过波斯尼亚人）并且派遣维和部队入驻。但是，他们无法做到的是，集体决定部署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以推翻米洛舍维奇，将塞尔维亚民主化，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事实上，欧洲维和部队因为不愿意开战而帮了倒忙；在譬如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这样的地方，他们还被挟持，需要营救。只有通过果断使用传统形式的军事行动，像克罗地亚在波斯尼亚，美国在科索沃，才解决了问题，巴尔干地区获得和平。
罗伯特·卡根通过下述方式看待这一问题。欧洲人真心相信他们生活在历史的终结处——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在一个大体和平的世界，且愈发可以通过法律、规范和国际协定进行统治。在这样的世界里，强权政治和古典现实政治已经落伍了。相反，美国人认为他们仍然生活在历史中，且需要使用传统的地缘政治手段对付伊拉克、基地组织和其他恶性势力的威胁。按照卡根的说法，欧洲人对了一半：他们在欧盟范围内确实创造了一个历史终点，主权已经让给超国家机构。然而，他们不明白的是，欧洲范围的和平与安全最终是由美国的军事力量保障的。
政府也在另一边受到侵蚀。各种多边和国际组织已经出现，意图接管民族国家的某些治理功能。它们有效行事的能力参差不齐。有些机构，譬如五花八门的标准制定和技术组织，确实创建了为人遵守的国际规则，大大提高了全球效率。其他政治性更强的组织往往侵蚀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又未能创建高效的国际机构取而代之。美国对伊拉克的策略是否正确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我们不应该让这一案例的具体情况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真正的问题是，虚弱或失败国家的安全需求和国际机构提供安全的能力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不匹配。
关于伊拉克大多数讨论都围绕着一个实证性的问题，即世界是否如布什政府所说的那么危险，抑或诸如伊拉克所造成的威胁可以用其他方式得到更好的处理（这之所以是一个实证问题，是因为事实性的答案是存在的；然而，基于我们掌握的信息，它也可能是不可知的）。没有人可以说，如果一个国家制造了核武器，且决定交给恐怖分子到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去引爆，而后者不应该依靠国际机构来保护自己。在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威胁被严重夸大了，那么美国的预防反应本身就可能成为全球不稳定的主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