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家实力的重要性的讨论，到如今在发展政策界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至少自1997年以来，口头禅就是“制度很重要”（institutions matter）这一名言（World Bank 1997, World Bank 2001）。对于国家实力的关注会以各种标题出现，包括“治理”、“国家能力”或“制度质量”，一直围绕着发展经济学的不同问题。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1989）在《另一条路径》（The Other Path ）一书中，提醒发展研究界正式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运转良好的法律制度对于效率的作用。德索托（1989，134）派研究人员去调查在秘鲁首都利马获得小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需要多长时间，在花了10个月时间，跑了11个办事处，花去1231美元后，他们才把合法创业授权带回来。同样的过程在美国或加拿大花不了两天的时间。这个过程的低下效率是新业务形成的显著障碍。德索托指出，这迫使穷人企业家投身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是富有活力的，它们经常担任贫困社区内某些商品和服务的唯一来源，但缺乏正规的、可执行的财产权利制约了投资视野，阻碍了小企业的发展水平。
于是，发展政策界发现自己的位置极为尴尬。后冷战时代开始时，经济学家的思路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强烈鼓吹自由化和较小国家。十年后，许多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影响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变量根本不是经济，而是与制度和政治的关联。国家概念中有一整个维度需要我们去探索，即国家构建，因为我们只专注于国家范围，国家构建被忽视了。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自己要么在重复五十年前书本上公共管理的陈词滥调，要么在重新制定反腐败战略。
传统智慧认为，制度是发展中的关键变量，过去几年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证明确实如此（参阅 Robinson and Acemoglu 2000；Easterly 2001；van de Walle 2001）。此外，关于制度和制度发展，还有大量的不断深入的研究（参阅Klitgaard 1995；Grindle 1997, 2000；Tendler 1997；World Bank 1997，2000，2002）。
各种形式的“传统智慧”应该让我们学会谨慎。武考克和普里切特（Woolcock and Pritchett 2002）谈论了“向丹麦看齐”的问题，其中“丹麦”代表国家体制运营良好的发达国家，我们知道“丹麦”的模样，以及丹麦实际上如何发展的历史，但在多大程度上这些知识可以转移到索马里或摩尔多瓦这些在历史和文化上与丹麦相去甚远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有或者可以有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制度理论，作为为贫穷国家提供政策指导的基础？
我们还是先回到如何定义当前所谓“制度”这一术语的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发展研究的线性空间展开成多元的更高的维度，这一领域在许多方面已经出现混乱。民主、联邦制、权力下放、政治参与、社会资本、文化、性别、种族和种族冲突，等等，都作为原料添加到“发展”这锅菜中，炖出最终的味道（Einhorn 2001）。所有这些概念是否为制度构建的一方面，如果是，是以何种方式？是否在同一个优先级？它们是否彼此相关？它们又以何种方式促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