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1989学年期间，芝加哥大学约翰·M.奥林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the John M. Olin Center for Inquiry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mocrac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内森·塔科夫（Nathan Tarcov）和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教授邀我以“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为题做一次讲座，若没有这次机会，就没有“历史的终结”这篇文章，也不会有眼下这本书。这两位教授是我多年的师友，从他们那里我获益良多——首先是政治哲学，但绝不限于政治哲学。最初的演讲稿得以成为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则要归功于《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杂志的编辑欧文·哈里斯（Owen Harries）的努力以及这一杂志相关人员的工作。在这篇文章变成眼下这本书以及编辑最终手稿的过程中，自由出版社的欧文·格里克斯（Erwin Glikes）和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的安德鲁·富兰克林（Andrew Franklin）给予了鼓励和至关紧要的建议。
这本书的写作大大得益于许多朋友和同事的谈话和文章。最为重要者当属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Shulsky），我在书中引用了他的许多观念和识见。我要特别感谢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大卫·爱泼斯坦（David Epstein）、阿尔文·伯恩斯坦（Alvin Bernstein）、亨利·伊盖拉（Henry Higuera）、古森义久（Yoshihisa Komori）、福山喜雄（Yoshio Fukuyama）和乔治·霍姆格伦（George Holmgren），他们全都花时间阅读和评论了这本书的初稿。此外，这一主题在国内外各种研讨会和演讲中发表时，许多人——既有我认识也有我不认识的——对它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有益的评论，对此，我也要表示感谢。
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总裁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热情大方，为我撰写此书提供办公处所。阿姆斯特朗夫妇（Gary and Linda Armstrong）用他们自己撰写论文的时间帮我收集研究资料，并且在我写作过程中为好些主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罗莎莉·丰诺洛夫（Rosalie Fonoroff）帮我校对。通常在感谢的名单上会有一个帮助整理原稿的打字员的名字，在这里，或许我应该要感谢英特尔80386（the Intel 80386）微处理器的设计者。
最后但也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我的妻子劳拉（Laura），是她鼓励我撰写最初的文章和眼下这本书，并且在随之而来的批评和争议声中一直支持我。她仔细阅读了原稿，并以各种方式为本书的最终形式和内容提供了帮助。我的女儿朱莉和我的儿子大卫也给了我帮助，尽管只是跟我待在一起，而我的儿子正好是在我撰写本书之时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