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并非自由民主的国家之间，强权政治仍十分盛行。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和民族主义出现得相对滞后，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行为与工业化的民主国家有着显著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将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后历史的部分，一个是仍处于历史中的部分。 [1] 在后历史的世界范围中，国家间相互作用的主轴是经济，过去的强权政治规则日益变得不重要。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民主的欧洲，它是多极的，并且由德国的经济力量所主导，但是，德国的邻国并不因此感受到多大军事威胁，也不会因此采取特别措施提高自己的军备水平。那里会有大量的经济竞争，但不会有多少军备竞赛。后历史世界仍会分成不同的民族国家，但是各自的民族主义会与自由主义和平共处，并且越来越只在私人生活领域表达自身。同时，随着经济合理性对市场和生产的统一，它也会侵蚀许多传统的主权特征。
另一方面，历史的世界仍因各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陷于各种不同的宗教、民族和意识形态冲突之中，在那里，强权政治的旧规则依然适用。像伊拉克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仍会侵犯邻国，发动流血战争。在历史的世界中，民族国家仍继续是政治认同的核心所在。
后历史世界与历史世界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速变化之中，因而很难划定。苏联正在从一个阵营向另一个阵营过渡；它的解体将使一些后继国家成功地向自由民主过渡，而另一些后继国家则不会成功。中国自经济改革之后，外交政策可以说日益布尔乔亚化 。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似乎明白，经济改革没法走回头路，中国仍必须向国际经济开放。因此，尽管毛泽东主义的诸多方面在国内得到复兴，但任何试图回到毛泽东式的外交政策的做法都受到阻碍。拉丁美洲较大的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在过去的一个世代已经从历史世界进入了后历史世界，尽管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倒退回去，但是它们现在通过经济的相互依存与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在许多方面，历史世界与后历史世界将并行不悖，各自独立存在，彼此相互影响较小。不过，这两个世界会围绕一些轴心形成冲突。第一个轴心是石油，它正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造成的危机的背景原因。石油生产仍集中于历史世界，而它对于后历史世界的经济稳定至为关键。尽管19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之际，许多商品的全球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大，但唯独石油生产仍集中于一方，因而其市场会受到政治原因的操纵或干扰，而石油市场的破坏会直接对后历史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
相互发生影响的第二个轴心，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如石油那么明显，但长期来看可能更加麻烦，那就是移民。目前，每天都有人从贫困和政局不稳的国家涌入富裕稳定的国家，这实际上对发达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有影响。这种移民潮近来在不断扩大，如果遇到历史世界中的政治动荡，还会突然加剧。苏联瓦解，东欧爆发的严重的种族暴力等等，这些事件都会成为从历史世界向后历史世界大规模移民的契机。由于人口的这种涌入，后历史世界的国家或是为了阻止这一潮流，或是因为这些新移民已经进入了政治体系，并且现在正推动新接纳的移民更广泛地参与其中，都将继续关注历史世界。
事实证明，后历史世界的国家很难阻止移民，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任何排斥外国人的所谓正义原则都难免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之嫌，从而有悖于它们作为自由民主国家所承认的普遍权利原则。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在某个时候对移民有所限制，但是它们这么做时通常会受到良心谴责。
移民日增的第二个原因与经济有关，因为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缺少那些不熟练或半熟练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在第三世界多的是。当然，并非所有低工资劳动力都可以输出。在单一的全球市场中，经济竞争会促进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整合，就像早期资本主义通过国内劳动力的高度流动促进统一的民族国家发展一样。
这两个世界之间相互影响的最后一个轴心，是某种与“世界秩序”有关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某些历史世界的国家会对邻国造成具体威胁之外，许多后历史世界的国家，会在理论上关注阻止某些技术向历史世界的国家扩散，理由就是那个世界的国家特别容易发生冲突和暴力。当前，这些技术包括核武器、弹道导弹、生化武器等等。但是将来，世界秩序问题会扩展到某些类型的环境利益，因为它们受到不加限制的技术扩散的威胁。如果后历史的世界不像这里所假定的历史的世界那样行事，那么，后历史世界的民主国家不仅在保护自己免受外部威胁方面，而且在推动目前尚不民主的国家的民主事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
作为一种处方性 （prescriptive ）学说，现实主义对于国际关系的观点仍十分重要，尽管民主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获得很大突破。处于历史世界的那一半仍按照现实主义原则运行，而后历史世界的那一半在与历史世界的那一半打交道时，也必须运用现实主义方法。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是互不信任、互相惧怕，尽管彼此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日增，但是，实力依然是它们相互关系的ultima ratio（最后手段）。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如何运行的一种诊断性 （descriptive ）模式，现实主义留下了太多缺陷。现实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都有不安全感和权力最大化的行为，这种判断经不起仔细推敲。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一系列合法性概念——王朝、宗教、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等等，从而使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可能基础日益增多。现代自由主义之前出现的这些合法性形式，都奠基于某种形式的主奴关系，因此，帝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社会体制决定的。就像合法性概念在历史中发生着变化一样，国际关系也发生着变化；虽然战争和帝国主义看起来似乎在历史中贯穿始终，但是，不同时代的战争和帝国主义有着不同的目的。并不存在“客观的”国家利益，能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行为提供共同思路，只存在多种多样的国家利益，由实践中的合法性原则以及对其加以解释的个人所定义。
在自由民主国家，废除了主人与奴隶的区分，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然应该有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在后历史的世界中，和平的产生并非基于主要国家有一种共同的合法性原则。这种情状在过去也曾存在，比如，欧洲所有国家都是君主国或帝国。和平产生于民主合法性的特定性质，以及其满足人类获得承认的渴望的能力。
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使自由民主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一更广阔的历史进程的可能性，表明美国外交政策中传统的道德主义及其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关注，并非完全错误。 [2] 亨利·基辛格在1970年代认为，对苏联和中国这些共产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性挑战，道德上是充分的，但在实践上则是轻率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军控或解决地区争端这些问题上都不接受“现实主义的”调节方式。1987年，美国前总统里根要求苏联拆除柏林墙，由此在德国遭到最为严厉的尖锐批评，因为那里的人们已经长期适应了苏联霸权的“现实”。但在一个向民主演进的世界中，这种对苏联合法性的革命性挑战，不仅道德上充分，而且 政治上明智，因为这些挑战与当时生活在共产主义下的人民想要表达的欲望一致。
当然，没有人主张向拥有强力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的非民主国家实施军事挑战政策。1989年东欧发生的这种革命是罕见的事件，甚至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事件，民主国家无法根据所面对的专制政权即将崩溃来制定外交政策。但在计算实力时，民主国家必须牢记合法性也是一种实力，而且强权国家常常隐藏着严重的内部缺陷。这就意味着，民主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即是不是民主国家——来区分自己的朋友和敌人，长期来看 可能会有更强大更持久的盟友。在与敌国打交道时，它们不应忘记这些社会之间持续存在的道德差异，也不应在追求权力之时不顾人权问题。 [3]
民主国家的和平行为进一步表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在维护世界的民主范围，以及在可能且可行的条件下使之扩展上，有着长远的利益。也就是说，如果民主国家不会彼此争斗，那么一个稳步扩展的后历史世界就会更加和平、更加繁荣。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已经崩溃，来自华沙条约组织的直接军事威胁已经烟消云散，这一事实并不能让我们对今后的情形漠不关心。因为长远来看，要保证西方世界不受来自另一部分世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具有经济支配优势的日本的威胁，主要仰赖自由民主制度在那些国家的盛行。
民主国家之间需要相互合作促进民主和国际和平，这个观念几乎与自由主义本身一样古老。康德在其著名的文章《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 ）和《普世历史观念》（An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中提出了一种由法的规则管理的国际民主联盟。康德认为，人从自然状态走向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所赢得的一切，大部分被国家间盛行的战争状态抵消了：“由于各共同体把所有力量都浪费在相互对抗的军备上，由于战争造成的严重破坏，但更多的是由于持久为战争做好准备的必要性，［国家］阻碍了人性的充分发展。” [4] 康德关于国际关系的著作，随后成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思想基础。康德所提出的联盟给了美国人灵感，他们首先尝试创建国际联盟，后来又组建联合国。恰如此前指出的那样，战后的现实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解毒剂 呈现出来的，它认为，国际安全的真正解决方案不是国际法，而是权力平衡。
面对墨索里尼、日本、希特勒和苏联的扩张主义提出的挑战，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在提供集体安全方面明显失败了，已经让人们对康德的国际主义和一般的国际法产生了普遍的不信任。但是，许多人没弄明白的是，因为背离了康德的规则，致使康德概念的实践从一开始就含有严重的缺陷。 [5] 康德为永久和平设定的“第一条正式条款”是，他的这个国家体系中每一个国家的体制都是共和制，也就是说，它们应当是自由民主国家。 [6] 其“第二条正式条款”是，“国际法应建立在自由 国家的联盟之上” [7] ，也就是说，各国共同遵守共和体制。康德给出的理由直截了当：基于共和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相互斗争的可能性小，因为自治的人民比专制下的人民更不愿承受战争的代价，而国际联盟要有效运行，就必须共享一样的自由权利原则。国际法不过是国内法的放大。
联合国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这些条件。为了申明“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这一较弱的原则，联合国宪章只字未提“自由国家”联盟。 [8] 也就是说，联合国的成员国资格，向任何拥有哪怕最低形式标准的主权国家开放，无论这些国家是不是基于人民主权。因此，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从一开始就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并且在安理会占有一席，有权否决安理会的决议。去殖民化之后，联合国大会挤满了来自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它们几乎不遵循康德的自由原则，却发现联合国是推行非自由的政治议程的有用工具。由于在政治秩序的正义原则或权利性质上此前没有共识，联合国自创建以来未能在集体安全这一关键领域发挥真正的重要作用，也就不奇怪了。同样不足为奇的是，美国人在打量联合国时总是充满疑虑。而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其成员国更具同质性，尽管1933年后苏联加入了进来。但是，它巩固集体安全原则的能力却极其脆弱，原因在于：这一国家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日本和德国——不是民主国家，它们不愿遵守国际联盟的规则。
随着冷战日渐远去以及改革运动在苏联和中国兴起，联合国摆脱了过去的一些软弱。安理会通过对伊拉克采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以及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授权使用武力，这些情形显示了未来国际行动的可能模式。不过，对于俄罗斯和中国这些还未完全改革的大国，安理会仍然毫无办法，同时，联合国大会的成员国仍是非自由国家占多数。因此，联合国能否在下一个世代成为“新世界秩序”的基础，大可怀疑。
如果有人想根据康德自己的原则创建一个国际联盟，它没有此前那些国际组织的致命缺陷，那么很显然，它看起来更像北约（NATO）而不是联合国——即，一个由真正自由的国家根据它们对自由原则的共同遵守建立的联盟。这样一个国际联盟应该更有能力采取强制行动保护其集体安全，免遭来自非民主世界的威胁。组成这一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能够根据它们相互协议确定的国际规则行事。事实上，这种康德式的自由的国际秩序，在北约、欧共体、经合组织（OECD）、七国集团、关贸总协定 [9] 这些组织，以及其他以自由主义为成员资格前提条件的组织的保护下，在冷战期间已经悄然形成。今天，工业化民主国家通过一个具有束缚力的法律协议网络有效地联系在一起，由此调整它们彼此的经济关系。尽管这些国家会为牛肉配额和欧洲货币联盟的性质，或者为如何处理利比亚和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问题，展开政治斗争，但是，民主国家之间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些争端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将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它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旧有的地缘政治世界，而且，历史世界的规则和方法也不再适合于后历史世界的生活。对于后一个世界而言，主要的问题将是经济问题，比如促进竞争和推进创新、管理对内对外赤字、保持充分就业、协同处理严重的环境问题，等等。换句话说，它们必须承认如下事实：它们是始于四百多年前的那场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人。在后历史的世界中，人们对舒适的自我保存的欲望，已经提升到了高于为了纯粹名誉而甘冒生命危险决斗的欲望的位置，而且，普遍的、理性的承认已经取代了追求支配的斗争。
当代人对于他们是否进入了后历史世界——国际生活是否还会出现帝国、独裁者、渴望得到承认的仍未实现的民族主义，或者像沙漠风暴一样刮来的新宗教，都可以无限地 争论下去。但是，在某个意义上，他们还必须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他们为了躲避二十世纪令人绝望的风暴而为自己构造的后历史家园，是否能满足他们的长期生活。实际上，对于今天发达国家的每一个人而言，自由民主显然要比它的竞争者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更受欢迎。但是，自由民主本身就值得选择吗？抑或自由民主仍基本上让我们感到不满意？在法西斯主义的最后独裁者、蛮横的军人或共产党党魁被压制下去之后，我们的自由秩序内部还存在着矛盾吗？我们将在本书最后部分处理这一问题。
[1]这一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与旧有的北南区分，或者说，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分相应。然而，这种相应并不完全，因为像哥斯达黎加或印度这样的欠发达国家也在实行民主制度，而纳粹德国那样的发达国家却是专制政体。
[2]关于非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描述，见Stanley Kober, “Idealpolitik,” Foreign Policy no. 79 (Summer, 1990): 3—24.
[3]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是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这些组织，它们在整个冷战时期从未停止过对苏联阵营广播。那些认为冷战完全是坦克和核弹头数量问题的现实主义者常常轻视或忽视这种力量，但美国主办的电台在向东欧和苏联传播民主观念上扮演了主要角色。
[4]见An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中的第七个命题，Kant (1963), p. 20。康德特别注意到，在国际关系问题解决之前，人类的道德不会改善，因为道德的改善需要“一个共同体长期的内在努力去塑造其公民”(ibid., p. 21) 。
[5]有人认为，康德自己并没有把永久和平当作一个现实方案，这一观点见Kenneth Waltz, “Kant, Liberalism,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June 1962): 331—340.
[6]康德确定一个国家是不是共和体制，其依据“首先是社会成员（作为人）的自由原则；其次是所有成员（作为臣民）对唯一一个共同立法的依附原则；第三是他们（作为公民）的平等法则”。见Perpetual Peace , in Kant (1963), p. 94.
[7]Ibid., p. 98.
[8]见Carl J. Friedrich, Inevitable Pea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45.
[9]关贸总协定当然并不要求其成员必须是民主国家，但是它有与经济政策的自由主义相关的严格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