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现象，因为它用相互平等的承认取代了主奴关系。但它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它只把承认扩展到特定的民族或种族群体的成员身上。不过，它具有比世袭君主制更民主、更平等的合法性，其中全体人民都可以说是世袭遗产的部分。因此，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密切相连，这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但是，民族主义者寻求获得承认的尊严并不是普遍的人的尊严，而是他们群体的尊严。其他群体也会寻求对自身尊严的承认，于是这种承认的欲求就可能导致群体之间的冲突。因此，民族主义完全可以取代王朝野心和宗教野心成为帝国主义的基础，德国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因此，十八、十九世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和战争继续存在，就不仅仅要归因于幸存下来的返祖式武士精神，还因为主人的优越意识还未能完全升华为经济活动。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国家体系是自由社会与非自由社会的混合体。在非自由社会中，民族主义这种非理性的激情形式常常一发不可阻挡，所有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欧洲各民族之间盘根错节，尤其是在东欧和东南欧，而且分散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中，从而成为冲突的重要来源——这种冲突可以在许多领域持续。自由社会为了维护自身不受非自由国家的攻击，也会走上战争之路，而且会主动攻击和统治非欧洲社会。许多表面上的自由社会由于掺杂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变色，公民身份实际上建立在种族或民族起源上，因而权利概念未能普遍化。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自由的”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和亚洲夺得了广大的殖民地，其统治靠的是武力而不是人民共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印度人、阿尔及利亚人、越南人等的尊严要低于自己。用历史学家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的话说，帝国主义“也是一种超出欧洲边界的民族主义的投射，是欧洲大陆夺权量力的斗争在世界范围的投射，这种斗争历史悠久，数世纪以来一直存在”。 [1]
法国革命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带来了一系列重要后果，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性质。 [2] 君主率领不同民族的农民集团上战场，去征服一个城市或一个省份，这样的王朝战争不再可能。荷兰不再为西班牙“所有”，皮埃蒙特不再归属奥地利，这仅仅是因为联姻或征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民族主义的重压之下，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王朝的多民族帝国开始瓦解。像现代政治一样，现代的军事力量也日益变得民主化，从而为全民皆兵的防御策略所取代。随着大众对战争的参与，战争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必须满足整个民族的需要，而不只是满足个别统治者的野心。联盟和边界变得更加严格，因为民族和人民不再像棋子一样被摆来摆去。不仅形式上的民主国家如此，而且像俾斯麦时期的德国这样的民族国家甚至在缺乏人民主权的情形下，也必须对民族认同的要求作出回应。 [3] 此外，大众一旦被民族主义发动参与战争，他们充满激情的愤怒就会提升到此前王朝冲突罕有的高度，以至于领导人与敌人进行妥协或变通都因此受到限制。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主要例子。与维也纳会议形成对照的是，凡尔赛协定无法在欧洲重建一个可行的权力平衡，因为一方面在重新划定边界以取代旧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时，需要考虑民族主权原则，另一方面要满足法国公众提出的报复德意志的要求。
尽管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民族主义显示了极其巨大的力量，不过我们必须正确地描述这种现象。新闻记者、政治家甚至学者常常认为，民族主义反映了人性中一种深刻且基本的渴望，仿佛民族主义立基于其上的“民族”，是如同国家或家庭一样古老的永恒的社会实体。民族主义所具有的通常智慧一旦被唤醒，它就是历史上这样一种根本的力量，连宗教或意识形态这些其他的忠诚形式都无法阻挡，而且最终会压倒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这些脆弱的芦苇。 [4] 近来，这种观点似乎又得到了实证支撑，整个东欧和苏联的民族主义情感都在复活，以至于一些观察家预测，后冷战时代与十九世纪极其相似，将是一个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 [5] 苏联共产主义主张，民族问题只是更为基本的阶级问题的派生物，因而宣称通过走向无阶级社会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然而，随着民族主义者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把共产主义者逐出政府，这一主张愈发显得空疏，并且使许多想用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民族主义的主张丧失了可信性基础。
尽管在后冷战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力量不可否认，但是，认为民族主义是永恒的、无敌的观点不仅狭隘而且虚幻。首先，这种观点没有弄清楚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其偶然的近代现象。用欧内斯特·盖尔纳的话说，民族主义并没有“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的精神之中”。 [6] 对于那些更大的社会群体，只要它们存在，人们就有一种爱国式的忠诚，但是，一直到工业革命，这些群体才在语言和文化上被确定为同质性实体。在前工业社会中，具有共同民族性的人们之间的阶级差异无所不在，是相互交流不可跨越的障碍。一个俄国贵族与一个法国贵族之间的共同之处，要比他们各自与生活在其领地的农民之间的共同之处多得多。俄国贵族不仅在社会境况上与法国贵族相似，他们还说着类似的语言，通常不会直接与自己的农民交流。 [7] 政治实体并不考虑民族性：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可以同时统治德国、西班牙和荷兰，而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则统治着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欧洲的基督教徒。
然而，也正是本书第二部分论述的现代自然科学的经济逻辑，迫使一切经历这一情形的社会在根本上变得更平等、更同质化和更有教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必须说同样的语言，因为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相互交织在一起；来自乡村的农民必须用那种语言读写，以及受到足够的教育，才能在现代工厂以至办公室工作。在迫切需要劳动力不断流动的压力下，阶级、血缘、部族和教派这些旧有的划分变得衰微，留给人们的只是共同的语言和基于语言的共同的文化，作为他们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因此，民族主义完全是工业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民主、平等等意识形态的产物。 [8]
民族作为现代民族主义创造的一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已然存在的“自然”语言区分。但是，它们同样是民族主义者的精心虚构，因为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去确定谁或什么构成了一种语言或一个民族。 [9] 比如，目前在苏联中亚“再度觉醒的”民族，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并没有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语言实体存在；乌兹别克和哈萨克的民族主义者如今正回到图书馆，去“重新发现”所谓的历史语言和历史文化，这些语言和文化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其实是全新的。欧内斯特·盖尔纳指出，目前地球上有八千多种“自然”语言，其中七百种是主要语言，但世界上的民族还不到两百个。许多较早的民族国家都涵括两种或更多种语言的群体，比如西班牙就有巴斯克这样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国家如今都承受着要承认这些新群体的独立身份的压力。这就表明，民族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所有时代人们忠诚的“自然”根源。同化或民族的再确定是可能的，实际上也是司空见惯之事。 [10]
似乎，民族主义有某种生命史。在历史的某些发展阶段，比如在农业社会，人们全然没有民族主义意识。它们是在向工业社会过渡之时或之后迅速成长起来的，而且，若一个民族经过经济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后，仍没有获得民族身份和政治自由，民族主义就会愈显激烈。因此，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发明了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的西欧国家，是工业化和政治统一最晚的国家，或者，二战后不久民族主义最强有力的，是第三世界那些以前是欧洲殖民地的国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根据以往的先例，我们今天在苏联或东欧看到最强烈的民族主义，也不令人奇怪，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而民族身份又长期受到共产主义的压制。
但是，对于那些其身份较为稳定，且历史较为悠久的民族群体而言，民族作为充满激情的认同的根源似乎在衰竭。在受民族主义情感伤害最深的地区，即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狂热时代消逝得最早。在这片大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极大地推动了人们以较为宽容的方式重新界定民族主义。在经历了民族主义承认形式中潜藏着的可怕的非理性之后，欧洲人逐渐开始接受把普遍平等的承认作为替代方案。结果是，那些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都尽力拆除民族边界，尽力把人们的热情从民族的自我肯定转向经济活动。当然，应运而生的是欧共体，这是近年来在北美和亚洲的经济竞争压力下获得动力而形成的一个规划。显然，欧共体并没有消除民族差异，虽然创建人希望它具有超主权的属性，却很难通过这一组织确立起来。但是，在农业政策和货币联盟问题上，欧共体所展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已然极其温和，与促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相去甚远。
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是极其根本和强有力的一种力量，无法通过自由主义和经济自利加以克服，我想这些人应该想想组织化宗教的命运，后者可是在民族主义之前达成承认的手段。曾有一段时期，宗教在欧洲政治中扮演着无所不能的角色，新教和天主教各自组织了自己的政治派别，并且通过发动教派战争浪费欧洲的财富。我们知道，英国的自由主义正是针对英国内战的宗教狂热主义的产物。当时有人认为宗教是政治舞台上一个必要且永恒的角色，可事实与之相反，自由主义在欧洲战胜了宗教 。在与自由主义进行了长达数世纪的对抗之后，宗教终于学会了宽容。在十六世纪，若不使用政治力量强迫人们去信仰他们的特定教派，在绝大多数欧洲人看来都是很奇怪的。而如今，如果有谁还认为其他宗教信仰实践会伤害到他自己的信仰，即便最虔诚的牧师也会觉得这种想法匪夷所思。因此，宗教已经被归入了私人生活领域——除了堕胎这样的特定问题，宗教似乎被永久地逐出了欧洲的政治生活。 [11]
如果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也像宗教那样，不再富有攻击性并且向现代化转变，各个民族主义都接受同伴间相互独立且平等的地位，那么民族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和战争之基础的作用就会变弱。 [12] 许多人认为，当前欧洲的一体化趋向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失常，是二战和冷战的产物，而现代欧洲历史的总趋向是民族主义。不过，历史将表明，两次世界大战会起到类似于十六、十七世纪宗教战争对宗教所起的作用，它不仅对下一代，还会对所有后代的意识产生影响。
如果要想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逐渐淡出，那必须使它像之前的宗教那样变得宽容。民族群体可以保留各自的语言和身份感，但这种身份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法国人可以继续喝他们的法国酒，德国人可以继续吃他们的德国腊肠，但这一切都只限于私人生活领域。在过去的两代人中，这种演进一直在欧洲最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发生。尽管当代欧洲社会的民族主义仍旧很热闹，但与上个世纪“民族”和国民身份观念方兴未艾之时相比，民族主义在特征上已然十分不同。自希特勒垮台以来，西欧不再有哪种民族主义会把支配其他民族作为确立自己的民族身份的关键。恰恰相反，绝大多数现代民族主义走上了阿塔图克的道路，即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在传统家园内巩固和纯化民族身份。事实上，人们可以说，所有成熟的民族主义都在经历一个“土耳其化”的过程。这种民族主义似乎无法创建新帝国，充其量只能打碎现存的帝国。今天，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如德国舍恩胡贝尔（Schoenhuber）领导的共和党或法国勒庞（Le Pen）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所关注的也不是统治外国人，而是驱逐外国人，就像寓言中所说的贪婪的市民那样，独自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之物。最令人惊讶且富有启示的是如下事实：俄国的民族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欧洲最落后的，如今也迅速地走上了土耳其化的过程，放弃此前的扩张主义，主张“小俄罗斯”概念。 [13] 现代欧洲一直在迅速地让渡主权，从而在私人生活的舒适中满足于民族身份。像宗教一样，民族主义不会有消失的危险，但是它似乎丧失了一种能力，不再能促使欧洲人为帝国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放弃舒适的生活。 [1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将来不会再有民族主义冲突。这一点对于东欧和苏联新近解放出来的民族主义尤为真实，因为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这些民族主义处于休眠状态，从未有机会实现。事实上，我们可以预测，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的民族主义冲突将会加剧。在这些情形中，民族群体和种族群体为了主权和独立，长期压抑表达自己，因此，在普及民主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是一个必然的伴生物。比如，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在1990年进行自由选举后，前两个共和国掌权的是支持独立的非共产党政府，从而为南斯拉夫内战搭起了舞台。长期存在多民族的国家一旦瓦解，必定带来暴力流血事件，而且，民族群体越是相互交织，情况就越严重。例如，在苏联，大约有6000万人（其中一半是俄罗斯人）生活在自己的民族共和国之外，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八分之一人口是塞尔维亚人。早在苏联时期就已经有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随着不同共和国走向独立，这种情形还会加剧。许多现在正形成的新民族主义，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可能十分原始——也就是，不宽容、沙文主义且对外富有侵略性。 [15]
此外，已然存在很久的民族国家，可能受到要求承认其独立的小语言群体自下而上的抨击。斯洛伐克人现在想要获得独立于捷克人的身份承认。加拿大的自由、和平与繁荣，并没有让魁北克的许多讲法语的加拿大人感到满足，他们还想要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新的民族国家出现的可能性是无止境的，比如库尔德人、爱沙尼亚人、南奥塞梯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都在争取自己的民族身份。
但是，须以正确的视角看待民族主义的这些新表现。首先，最激烈的民族主义出现在欧洲最不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半岛或其周边地区，以及前俄罗斯帝国的南部地区。这些地方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兴起，但它不会影响欧洲古老的民族主义的长期演进，如上文所说它正渐趋更加宽容。尽管苏联外高加索的人们曾犯下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野蛮罪行，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东欧北半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的民族主义会朝着与自由主义相矛盾的方向发展。这不是说现存的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不会分裂，也不是说波兰和立陶宛不会有边界争端。而是说，这样的情形即使发生，也不一定会导致其他地区那样的政治暴力大灾难，而且，它会受到经济一体化压力的制约。
其次，新民族主义的冲突对欧洲和世界更为广泛的和平和安全的影响，要比1914年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奥匈帝国王储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小得多。当南斯拉夫瓦解、新解放的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为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地位争论不休之际，欧洲竟没有一个强国有意利用这一冲突来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相反，绝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都避免卷入争端的泥淖，只是在它们过度侵犯人权或威胁到自己的民族时才出手干预。一战发源地的南斯拉夫已陷入了内战，它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正处于分裂之中。但欧洲的其余地区对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一致认为必须把南斯拉夫与更大的欧洲安全问题分开来。 [16]
再次，要认识到目前在东欧和苏联出现的新民族主义斗争的过渡性质，这一点很重要。随着前共产主义帝国的崩溃，这些斗争是因这一地区新出现的一般而言（尽管不是普遍地来说）较为民主的秩序而产生的阵痛。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一过程中将出现的许多新兴民族国家会是自由民主国家，而它们的民族主义尽管在眼下因独立斗争而激烈，也将趋于成熟，最终像西欧一样经历同样的“土耳其化”过程。
二战之后，基于民族身份的合法性原则在第三世界完全立住了脚。第三世界的这一过程要晚于欧洲，原因在于工业化和民族独立晚于欧洲，但是一旦实现了这一过程，其影响则与欧洲相同。尽管1945年之后第三世界形式上采用民主的国家相对较少，但是，那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放弃了王朝或宗教的合法性，而赞同民族自决原则。这些民族主义的新颖性意味着，它们比旧式既存的民族主义有更强烈的自我主张，比欧洲的民族主义更加自信。例如，泛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就像上个世纪意大利和德国一样，建立在对民族统一的向往之上，但是，这种民族主义绝不会通过创建一个单一的、政治上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而实现。
但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冲突。民族自决原则得到了广泛认可，这种自决不必非得通过自由选举的正式形式，而是保障民族群体在传统的乡土上独立生活的权利即可，这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挥舞军事干预或领土扩张的大棒。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的力量几乎获得了普遍的胜利，而且看上去与技术和发展相对落后的水平没什么关系：法国人被逐出了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美国人被逐出了越南，苏联人被逐出了阿富汗，利比亚人被逐出了乍得，越南人被逐出了柬埔寨，等等。 [17] 自1945年以来，国家间边界发生的主要变化，几乎都是国家按民族分裂而不是通过帝国主义扩张的情形——比如，1971年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分裂。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许多因素使得领土征服无利可图——激增的战争成本，包括统治一群充满敌意的人的成本，作为可利用的财富资源的国内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等等，这些因素也对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冲突有效。 [18]
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东欧和苏联继续变得更激烈，而且在那儿会比在欧洲或美国持续更长时间。这些新民族主义的活力，似乎让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的许多人认为，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特征，而没有注意到民族主义在自身国家的逐渐衰落。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民族主义这种近代的历史现象从此以后会是人类社会场景的永恒特征。经济力量使民族主义用民族藩篱取代了阶级，并在这一过程中创建了中央集权化、语言同质化的实体。如今，那些同样的经济力量正通过创建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摧毁这些民族藩篱。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最终脱敏，这一代或下一代或许不会发生，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它最终会发生。
[1]William L. Langer,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in Harrison M. Wright, ed., The New Imperialism: Analysis of Late Nineteenth-Century Expansion , second edition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76), p. 98.
[2]关于这一点，见Kaysen (1990), p. 52.
[3]正是这种严格性而不是多极化的内在缺陷，解释了十九世纪欧洲联盟的崩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爆发。要是国家继续根据十九世纪王朝的合法性原则来组织，那么欧洲联盟可以更容易通过一系列联盟转换来适应日益强大的德国力量。事实上，若没有民族原则，德国本身永远不会统一。
[4]其中许多类似的观点，见Ernest Gallner, Nationa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5]例见John Gray, “The End of History—or of Liberalism?” The National Review (October 27, 1989): 33—35.
[6]Gellner (1983), p. 34.
[7]俄国贵族的亲法性可能是一个极端例子，但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贵族与农民所用的语言之间显然存在着差异。
[8]人们应该小心谨慎，不应过于机械地把这种经济解释应用于民族主义。尽管民族主义宽泛地说可以被看作是工业化的副产品，但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可以有自己的生命，它独立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否则的话，人们如何解释二战后柬埔寨或老挝这些基本上属于前工业社会的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呢？
[9]比如，因此阿塔图克在其事业生涯结束之际，花了大量时间去进行历史和语言“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实际上发明了他想要的那种奠定现代土耳其民族意识的基础。
[10]Gellener (1983), pp. 44—45.
[11]我当然意识到基督教民主党在整个欧洲的存在，但它们首先是民主的，然后才是基督教的，以及它们的基督教解释的世俗性质，种种事实表明它仅仅是自由主义战胜宗教的一项标志。随着佛朗哥的去世，不宽容、反民主的宗教已经在欧洲政治中消失。
[12]民族主义演进的这一未来方向得到盖尔纳的支持，Gellner (1983), p. 113.
[13]当然，俄国民族主义运动中仍存在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派，前苏联的最高司令部是其代表。恰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主要的旧式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在欧亚大陆欠发达地区仍可以找到。比如，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领导的沙文主义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14]米尔斯海默认为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与和平或战争相关的国内政治的唯一方面。他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是冲突的一个根源，并且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外部环境造成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是由学校中不恰当的民族历史课造成的。米尔斯海默似乎并不认为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产生自一种特殊的历史、社会和经济背景，像一切历史现象一样，从属于演进的内在规律。Mearsheimer (1990), pp. 20—21, 25, 55—56.
[15]当兹维亚德·加姆萨胡尔季阿（Zviad Gamsakhurdia）领导的支持独立的圆桌会议在1991年格鲁吉亚大选中获得胜利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少数民族开战，不承认后者具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的任何权利。这与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的做法形成强烈反差。1990年，叶利钦向俄罗斯的所有民族保证，他们完全可以自愿选择是否与俄罗斯人一起生活。
[16]有趣的是，许多新的民族群体尽管其规模和地理位置使它们在军事上无法成为一个独立实体，至少根据现实主义者的前提来说是如此，但它们仍在寻求主权。这就意味着，国家体系并不像过去那样具有威慑力，而关于传统大国的看法——国防——也不是那么显著。
[17]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比如以色列占领着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印度吞并了果阿。
[18]有人常常注意到，尽管非洲现存根据部落和种族划分的国家边界不合理，但是独立之后，没有哪个国家的边界成功得到改变。见Yehoshafat Harkabi, “Directions of Change in the World Strategic Order: Comments on the Address by Professor Kaiser,” in The Changing Strategic Landscape: IISS Conference Papers, 1988, Part II, Adelphi Paper No. 237 (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89), pp. 2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