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不安全、侵略和战争是国际体系中的永恒可能性，并且认为这一境况是一种“人”的境况，也就是说，它无法因特殊的人类社会形式和类型而得到改变，因为它深深植根于永恒不变的人性。为了支持这一主张，现实主义者指出，从《圣经》中记载的第一次流血斗争，到这个世纪的世界大战，人类历史充满了战争。
所有这些乍听起来都还算有理，但是，现实主义建立在两个极不可靠的基础上：一个是对人类社会的动机和行为不可容忍的简单化，一个是回避历史问题。
最纯粹的现实主义试图摒弃一切国内政治考量，而仅仅从国家体系的结构中推导出战争的可能性。根据一位现实主义者的说法，“国家之间常常存在冲突，是因为国际体系创造了强有力的侵略刺激……每一个国家都试图让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最大化，以便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 [1] 但是，这种纯粹的现实主义偷偷地再次引入了一个极其简单化的假设，它在性质上错误地把各人类社会归属于“体系”，而不是把它们看成是构成这一体系的单元。比如，绝对没有理由假定无政府国际秩序中的每一个国家都会感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除非人们有理由认为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侵略性的。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国际秩序与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极像，在那里，人处于一种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但是，霍布斯的战争状态并不是源自自我保存这种简单的欲望，而是因为自我保存与虚荣或寻求承认的欲望共存。要不是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宗教狂热分子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霍布斯本人也不会认为原始的战争状态自始就存在。仅仅自我保存是不足以解释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的。
和平的自然状态确切地来说是卢梭提出的假设。卢梭否认虚荣或自尊是人的本性，而认为自然人恐惧且孤独，基本上是热爱和平的，因为他那少得可怜的自私需要容易得到满足。恐惧和不安全感只会带来孤独和平静，而不会导向对权力的永恒追逐；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都是牛仔般的个体，他们安于各自生活，也满足于不依靠他人独自生活的体验。因此，原始的无政府状态产生和平。或者，换一种说法，在一个只寻求保存自己的自然存在的奴隶世界中，是没有冲突的，因为唯有主人才会去发动流血斗争。如果 人们假定人类社会像卢梭自然状态下的人或黑格尔笔下的奴隶那样行事，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唯一 的利益就是自我保存，那么完全可能想象无政府的国家体系也是和平的，至于这种体系是两极还是多极则全然不相关。因此，现实主义者主张国家之间彼此感到威胁并相应地武装自身，这一观点并非出于这一体系，而是源自一个隐藏的假设，即国际舞台上的人类社会更类似黑格尔笔下的寻求承认的主人，或者霍布斯笔下虚荣的最初之人，而不是卢梭笔下的胆小孤独的人。
历史上的国家体系难以获得和平，这一事实表明某些国家寻求的不只 是自我保存。就像充满激情的强大个体一样，它们出于王朝、宗教、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的原因，寻求自己的价值或尊严得到承认，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迫使其他国家要么与之斗争，要么向它屈服。因此，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基础是激情而不是自我保存。就像人类历史始于为了纯粹名誉的流血斗争，国际冲突始于国家间为了承认的斗争，它正是帝国主义的最初根源。因此，仅仅从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现实主义者推不出任何东西。只有他或她对构成这一体系的社会的性质做了某些假设，即至少其中一些社会寻求的不只是纯粹的自我保存，除此之外还寻求承认，这些信息才是有意义的。
摩根索、凯南、尼布尔和基辛格这一代早期的现实主义者，还容许在他们的分析中考虑国家的内部特征，因此他们对国际冲突的原因的解释，比“结构”现实主义这一学派作出的解释要好。 [2] 前者至少还承认冲突必定受到人类的支配欲望的推动，而不认为这是桌球的机械性相互作用。尽管如此，所有流派的现实主义者在谈及国内政治时，都倾向于对国家行为作出高度简化的解释。
例如，难以知道摩根索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如何从实证上证明权力斗争如他所说的那样“在时空上是普遍的”，因为无数的实例表明，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似乎受到其他不同于权力最大化的欲望的东西驱动。希腊军官在1974年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或者阿根廷军政府在1983年下台后面临追究当政时期所犯罪行的可能迫害，都无法合理地描述为在追求“权力最大化”。英国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把大部分国力用于夺取新的殖民地，尤其是在非洲，而在二战后却花同样的国力摆脱这一帝国。土耳其在一战前梦想建立一个从亚得里亚海绵延至俄罗斯中亚的泛突厥或泛土兰帝国，但是，后来在阿塔图克的领导下放弃了这一帝国主义目标，退回到安纳托利亚这个小小的民族国家边界内。这些国家寻求变小 的情形，与他们试图通过征服和扩军扩大势力范围这种追求权力的斗争，能够相提并论吗？
摩根索会认为，这些情形确实阐明了为权力而斗争，因为权力有不同的形式，且有不同的积聚方式。有些国家通过维持现状的策略寻求维持所拥有的权力；其他一些国家则通过帝国主义策略寻求增加其权力；还有一些国家通过宣扬国威以宣示权力。去殖民化的英国或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同样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它们是被迫整顿权力。通过缩小领土，它们的权力得到长期保证。 [3] 一个国家无需通过传统的军事和领土扩张的形式来寻求其权力最大化：它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或者带头为自由和民主斗争，做到这一点。
然而，通过进一步的考量，显然“权力”的定义过于宽泛，它既包括试图变小的国家的目标，也包括那些使用暴力和侵略扩张领土的国家的目标，因此它已经丧失了它的描述价值或分析价值。这样的定义不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为什么走向战争。因为很显然，宽泛意义上的“为权力而斗争”的表现，不仅不会威胁到其他国家，而且对于它们有正面的好处。比如，如果我们把韩国和日本对出口市场的寻求，解释为各自为权力而斗争的表现，那么，这两个国家无限追求的这种权力斗争就会使彼此受益，而且对整个地区也有好处，那里的人们可以买到更加便宜的产品。
显然，所有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哪怕只是为了继续生存下去，都必须寻求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对权力的寻求确实是普遍的，只是它的意义变得微不足道。可是，所有国家都寻求使其权力尤其是军事力量最大化，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何种意义上把加拿大、西班牙、荷兰或墨西哥这些当代国家理解为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才是有用的？每个国家当然都寻求变得更富，但寻求财富的目的是为了国内消费，而不只是提高本国相对于邻国的权力地位。事实上，这些国家会自己支持邻国的经济发展，因为它们自己的繁荣与之息息相关。 [4]
因此，国家不是简单地追求权力；它们追求合法性 概念规定下的种种目的。 [5] 这些概念犹如一套桎梏，强有力地束缚着国家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那些不顾合法性这样做的国家，无异于自取灭亡。英国在二战后放弃印度和帝国的其他地区，主要是因为胜利后国力疲惫。但也是因为许多英国人开始觉得殖民主义与《大西洋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不符，而且正是基于这两个文件，英国刚刚结束了针对德国的战争。如果使权力地位最大化是英国的主要目标，英国就会像法国那样在战后继续把持它的殖民地，或者在经济复苏后夺回这些殖民地。这后一种过程是不可设想的，因为英国接受了现代世界的如下判断：殖民主义是一种不合法的统治形式。
最能表明权力与合法性之间密切关系的，显然是东欧。1989年和1990年，东欧经历了历史上和平时期曾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权力平衡转换，华沙条约组织解体，一个统一的德国又出现在欧洲中心。但是，实质的权力平衡没有任何改变：战斗中欧洲没有任何一辆坦克被摧毁，或者因军控协议被移走。这一转变的发生完全是合法性标准发生变化的结果：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信誉，苏联人自己也不再有自信通过武力恢复他们的帝国，于是，华沙条约组织的凝聚力比处于最紧张的真正战争时期涣散得还快。若一个国家的士兵和飞行员不愿拿起武器抗击国家的假想敌，或者若他们不愿向公民抗议者开枪以保护他们表面上为之服务的政权，那么有多少坦克和飞机根本无关紧要。用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话说，合法性构成了“无权者的权力”。现实主义者只看到能力，而看不到意图，因此，意图一旦发生根本变化，他们就不知所措。
合法性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这一事实表明了现实主义的第二个主要缺陷：它回避了历史 。 [6] 与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截然不同的是，现实主义把国际关系描述成无时间的真空状态中的孤立现象，不受周围发生的革命进程影响。但是，从修昔底德时代到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中那些显然的连续性，实际上掩盖了不同社会在寻求、控制和关注权力方式上的重要差异。
帝国主义——一个社会通过武力对另一个社会的支配——直接源自于贵族主人的优越意识，即寻求他人承认其优越的欲望。主人要让奴隶屈服，这种充满激情的动力不可避免地使他寻求所有人的承认，从而导致他的社会与其他社会陷入流血斗争之中。除非主人建成了世界帝国或者死去，否则这一过程没有逻辑终点。战争的最初原因是主人寻求承认的欲望，而不是国家体系的结构。因此，帝国主义和战争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级有关，即主人阶级，也被称作贵族，他们之所以有当前这样的社会地位，皆因往日甘愿冒死。在贵族社会（它可以支撑两百年以前所有的人类社会），君主对普遍但不平等的 承认的争取，广泛地被认为具有合法性。为了不断扩大统治范围而进行的领土争夺战争，被认为是人的一种正常热望，尽管战争的破坏性可能会受到某些道德家和作家的谴责。
主人充满激情地对承认的争取还有其他形式，比如宗教。寻求宗教支配的欲望——即寻求他人对自己所信奉的神和偶像的承认——可以伴随着寻求个人支配的欲望，比如科尔特斯（Cortés）或皮萨罗（Pizarro）的征服，也可以完全取代世俗的动机，比如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各种宗教战争。它不是一种无差别的寻求权力的斗争，像现实主义者所以为的那样，王朝扩张和宗教扩张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而是一种寻求承认的斗争。
但是，激情的这些表现在早期现代很大程度上为日益理性的承认形式所取代，其最终的表达就是现代自由国家。霍布斯和洛克所预言的资产阶级革命，试图从道德上把奴隶对死亡的恐惧置于主人的贵族德性之上，从而使君主的野心和宗教狂热这些激情的非理性表现，升华为无止尽的财富积累。那些曾因王朝和宗教问题发生冲突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了由现代自由的欧洲民族国家构成的和平新地带。英国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宗教战争在十七世纪几乎令整个国家毁灭，正是政治自由主义使之终结：随着政治自由主义的到来，宗教因变得宽容而不再嗜血。
自由主义带来国内和平，从逻辑上说，在国家间关系上也必会如此。从历史来看，帝国主义和战争是贵族社会的产物。如果自由民主通过使奴隶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取消了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阶级区分，那么它最终也应当会废除帝国主义。这一论点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表述稍微有些不同，他认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显然是反战、反帝国主义的社会，是因为这些社会为以前发动战争的能量提供了其他出路：
经济层面的竞争体制吸收了绝大多数人的全部能量。在这一竞争体制中，它需要精力的不断运用、注意和集中，这主要体现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但也体现在以之为模型组织起来的其他活动中。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用于战争和征服的过剩精力大大减少。所谓的过剩精力很大程度上都流向了实业本身，此之所以实业界人才济济——实业巨头频出，其余的过剩精力则被用于艺术、科学和社会斗争……因此，一个纯正的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培育帝国主义冲动的沃土……总之，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本质上是持反战立场的。 [7]
熊彼特把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国家无止尽的武力扩张的无目的倾向” [8] 。这种对征服的无限欲求，并不是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也不是由奴隶社会对安全的抽象追求造成的。相反，它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发生，比如希克索斯王朝（公元前十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统治埃及的闪族王朝）被驱逐之后或阿拉伯人改信伊斯兰教之后的埃及，因为此时的埃及出现了贵族秩序，其道德基础具有战争倾向。 [9]
现代自由社会的谱系存在于奴隶意识而非主人意识中，最后的伟大的奴隶意识形态即基督教，如今体现在同情的广泛传布以及对暴力、死亡和苦难的日益无法容忍之中。这一点日益明朗，比如，发达国家逐步废除死刑，或者越来越难以容忍战争伤亡。 [10] 在美国内战期间，枪杀逃兵习以为常；而在二战时，只有一名战士因逃跑被处死，而且他的妻子后来为此代夫控告美国政府。英国皇家海军过去习惯于强制社会下层人员服役当水兵，这等于过一种非自愿的服役生活；而如今，则必须用相当于文官部门的报酬来招募他们，还得为他们提供海上家庭的舒适生活。十七或十八世纪的君主为了自己的个人荣誉，想都不想就让数万农民士兵去送死。今天，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除非出于严重的国家理由，绝不会把他们的国家引向战争，而且在采取这种重大决策前会再三考虑，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政体是不允许他们鲁莽行事的。一旦这样做，如美国的越战，他们就会受到严重惩罚。 [11] 托克维尔在撰写《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一书时就已注意到同情的兴起，其中引用了1675年德·塞维涅夫人（Mme. de Sévigné）写给女儿的信，在信中，她平静地描述了一位小提琴手因偷了几张纸而被处以车裂，死后撕裂成四块的“四肢被挂在城市的四个角落示众”。 [12] 托克维尔感到震惊的是，这位夫人谈起这件事就像谈论天气那样轻松，因而认为后来刑罚的宽松要归功于平等的兴起。民主摧毁了此前区分社会阶级的高墙，正是这堵高墙，使像德·塞维涅夫人那样有教养且敏感的人不把小提琴手当作同胞看待。今天，我们的同情不仅延伸到底层社会的人，而且还及于高等动物。 [13]
随着社会平等的普及，战争经济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是农业社会，国家财富只能从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广大农民的少量剩余中汲取。一位有野心的君主要想增加自己的财富，就只能掠夺其他君主的土地和农民，或者占领有价值的资源，比如新世界的金银矿。然而，工业革命之后，土地、人口和自然资源，与技术、教育和合理的劳动组织相比，作为财富之源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后一类因素所产生的巨大的劳动生产力，比通过土地占领获得经济实惠更有意义、更稳定。比如日本、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土地有限，人口不多，自然资源缺乏，但在经济上处于令人羡慕的位置，因而无需通过帝国主义来增加财富。当然，恰如伊拉克企图吞并科威特所表明的那样，控制某些自然资源，比如石油，也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这种入侵所带来的后果，似乎不可能使这种寻找资源的方法在未来具有吸引力。倘若通过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可以和平地获得同样的资源，那么战争的经济意义在今天就比两三百年前小得多。 [14]
与此同时，战争的经济成本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成指数级增加，这曾让康德为之哀叹。早在一战之时，常规技术就已经使战争代价不菲，即使国家是战胜的一方，整个社会也因参与战争而受到破坏。更不用说核战争了，它使战争的潜在社会成本比以前高出许多倍。冷战期间，核武器对维护和平所发挥的作用为人们广泛认同。 [15] 对于1945年后欧洲没有发生战争这一现象，我们很难区分出核武器的效应与两极相互牵制的因素。然而，回过头来看，如果两个超级大国没有意识到冲突惊人可怕的潜在费用，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接一个的冷战危机——柏林危机、古巴危机或中东危机——可能已经升级为实际的战争了。 [16]
自由社会本质上的反战特性，明显地体现在它们彼此间维系的特别和平的关系之中。迄今为止，有许多文献注意到这一事实，即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形，即使有，也很少。 [17] 比如，政治学家米歇尔·多伊尔（Micheal Doyle）认为，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的大约两百年里，这样的战争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18] 当然，自由民主国家能够攻打非自由民主国家，比如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发动与朝鲜、越南的战争，以及最近的海湾战争。它们发动这些战争的热忱可能甚至超过了传统的君主国家或专制国家。但是，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显得互不信任或对相互支配感兴趣。它们彼此共享普遍的平等和权利原则，因此没有相互质疑合法性的基础。在这些国家，优越意识已经找到了战争之外的其他渠道，或者已经消耗殆尽，已经无力发动现代版的流血斗争。因此，与其说自由民主限制了人的侵略和暴力这种自然本能，不如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自然本能，从而消除了发动帝国主义的动机。
在苏联和东欧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了自由观念对外交政策的和平效果。根据现实主义理论，苏联的民主化对其战略地位没有任何影响；现实主义学派的许多观察家曾明确地预测戈尔巴乔夫不会允许拆除柏林墙，或不允许苏联在东欧失去缓冲地带 。然而，苏联外交政策在1985至1989年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们不是苏联国际地位的实质性变化带来的，而是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带来的。苏联的“国家利益”不是既定的，而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前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以最低限度的条件作了重新解释。 [19] “新思维”首先重新确定了苏联面临的外部威胁。苏联的民主化直接导致把以前苏联的主要外交政策边缘化，比如对“资本主义包围”的恐惧，以及视北约组织为一个“侵略性的、报复性的”组织。相反，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Kommunist ）在1988年初解释说，“西欧或美国都没有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力量”策划“针对社会主义的军事入侵”，而且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发动这类战争的一个明确障碍”。 [20] 由此可见，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并不是由一个国家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客观地”决定，而是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威胁感知的变化为苏联单方面大规模销毁传统武器铺平了道路。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瓦解，同样使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以及其他民主化国家发表了单方面裁军的声明。所有这些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苏联和东欧的新兴民主力量比西方的现实主义者更明白，民主国家之间很少相互威胁。 [21]
一些现实主义者曾试图用自由民主国家互不接壤（因而无法相互开战），或被迫合作对抗非自由民主国家，来说明自由民主国家之间显然没有发生过战争这个令人瞩目的经验现实。也就是说，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传统上相互对抗的国家，自1945年来和平共处，并不是因为它们共同遵循自由民主原则，而是因为它们对苏联的共同恐惧，促使它们结合在一起成为北约组织和欧共体。 [22]
这一结论若要成立，则只有把国家视为桌球并且无视其国内发生的一切才有可能。事实上，确实有些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可以看成主要是一种共有的更大威胁的结果，一旦这一威胁解除，彼此就会反目成仇。比如，叙利亚和伊拉克在与以色列的冲突期间曾站在同一立场，但事实上，它们在这一时期之外却常常兵戎相见。然而，甚至在“和平”时期，这些联盟的相互敌意也是人人皆知的。但是，冷战期间联合起来对抗苏联的民主国家，它们之间却没有这种敌意。在当代的法国和德国，还有谁在伺机跨过莱茵河夺取新领地或算旧账呢？用约翰·马勒的话说，在荷兰或丹麦这些民主国家发生战争，简直“不可思议。” [23] 美国和加拿大近一个世纪维持着一个相当于整个大陆范围的无设防边界，尽管这是加拿大的权力真空地带。依据现实主义者的一贯主张，就应怂恿美国占领加拿大，因为冷战的结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当然，前提是如果这个现实主义者是美国人的话。认为冷战条件下形成的欧洲秩序会回到十九世纪的列强纷争状态，那是没有意识到当前欧洲生活彻底的布尔乔亚 特征。自由欧洲的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并不会孳生不信任和不安全，因为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彼此太了解了。它们知道自己的邻国过于耽于逸乐、过于消费至上，以至于不愿冒生命危险，这些国家到处是企业家和公司经理，但缺乏有足够野心发动战争的君主或政客。
然而，这个资产阶级的欧洲也曾卷入过战争，许多如今仍健在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帝国主义和战争并没有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而消失；事实上，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 发生的。我们如何来说明这一情形？熊彼特的解释是，帝国主义是一种返祖现象，是人类社会演进早期阶段的遗留：“这是一个源自过去的生活境况而不是现在的生活境况的因素——或者用历史的经济解释的术语来说，这一个因素源自过去的而不是现在的生产关系。” [24] 尽管欧洲经历了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但其统治阶级直到一战结束时仍是出身贵族阶级，对他们来说，国家的伟大和荣耀不能为商业所取代。贵族社会的好战精神能够传给他们的民主后代，它们在危机时代或热情高涨之时仍会迸发出来。
熊彼特认为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持续存在是来自贵族社会遗传的返祖现象，对此，我们应该补充另一个直接来自激情历史的解释。在王朝和宗教野心所代表的古老的承认形式，与在普遍同质国家中发现的完全现代的解决方案之间，激情可以呈现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显然与这个世纪的战争有关，它在东欧和苏联的复活威胁着后共产主义欧洲的和平。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正是这一问题。
[1]Mearsheimer (1990), p. 12.
[2]华尔兹力图把国内政治的考虑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清除出去，为的是使他的理论变得严谨和科学——用他的话说，就是使分析的“单元”和“结构”层面清楚明白。他通过对国际政治中人类行为的周期规律和普遍规律的发现，构建宏伟思想大厦，最终得出一系列关于国家行为的陈词滥调，其实都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说法，“权力平衡的重要性”。
[3]见雅典人在科林斯人向斯巴达人求助后的反应，见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 I 76，在那里，他们要求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平等，而后者主张保持现状；以及他们在米洛斯的论辩，III 105（见本书第23章篇首题记）。
[4]当然，邻国发展过快也会产生问题，常常会引起愤恨。然而，面对这种状况，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不是竭尽全力去破坏其成功，而是尽力去模仿其成功。
[5]关于权力与合法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简单化“权力政治”观念的批评，见Max Weber (1946), “Politics as a Vocation,” pp. 78—79; and “The Prestige and Power of the ‘Great Powers,’” pp. 159—160.
[6]对肯尼思·华尔兹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非历史观点的一个类似反驳，出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见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13—216. 也见George Modelski, “Is World Politics Evolutionary Learn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 no. 1 (Winter 1990): 1—24.
[7]Joseph A. Schumpeter,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5), p. 69.
[8]Ibid., p. 5.
[9]熊彼特没有使用激情这个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对这种无止尽的征服欲求给出了一个功能性的或经济的说明，即为了拖延时间以获得维持生存所需的技能。
[10]这一点甚至在苏联也是真的，阿富汗战争中的人员伤亡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所引起的政治敏感性，也比外界观察家想象得要强烈得多。
[11]这些倾向与当代美国城市中的高犯罪率或大众文化中日益常见的暴力描述并不矛盾。对北美、欧洲和亚洲的主流中产阶级社会来说，个人的暴力或死亡经验大大低于两三个世纪以前，其原因在于卫生医疗的改善减少了婴幼儿的死亡、提升了人的寿命。电影中大量的暴力描写，可能是观看电影的人们在生活中很难见到暴力的一种反映。
[12]Tocqueville (1945), vol. 2, pp. 174—175.
[13]其中一些观点出自如下著作，John Mu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马勒（Muller）提到了奴隶制和决斗的消失，把它们看作长期存在的社会惯例在现代世界被废除的例子，并且由此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主要战争也有这样的趋势。马勒正确地指出了这些变化，但是，正如卡尔·凯森（Carl Kaysen）（1990）注意到的那样，它们是作为发生在过去数百年里人类社会演进的背景之外的孤立现象呈现出来的。奴隶制和决斗的废除，其共同的根源是法国大革命对主奴关系的废除，以及主人寻求承认的欲望向普遍同质国家的理性承认的转变。在现代世界中，决斗是主人道德的人为现象，表明自己甘愿冒生命危险进行流血斗争。奴隶制、决斗和战争的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即理性承认的到来。
[14]其中许多观点出自卡尔·凯森对约翰·马勒的一篇杰出的评论性文章，“Is War Obsole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4, no. 4 (Spring 1990): 42—64.
[15]例见John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0, no. 4 (Spring 1986): 99—142.
[16]当然，核武器本身对最严重的美苏冷战对峙即古巴导弹危机负有责任，但即使如此，核战争的前景也防止冲突演变为实际武装冲突。
[17]例见Dean V. Babast, “A Force for Peace,” Industrial Research 14 (April 1972): 55—58; Ze’ev Maoz and Narism Abdolali, “Regime Typ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6—1976,”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3 (March 1989): 3—35; and R. J. Rummel, “Libertarianism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7 (March 1983): 27—71.
[18]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论取决于多伊尔对于自由民主政体的定义。1812年英国与美国之间发生战争，当时的英国宪法已经有许多自由主义特征。多伊尔认为英国通过1831年的改革法案完成向自由民主政体的转型，由此避开了这个问题。这个日期选得有点随意——因为直到二十世纪，英国的公民权仍有限制，可以肯定的是，英国在1831年没有把其自由权利扩展到它的殖民地。尽管如此，多伊尔的结论仍既正确又鲜明。Doyle (1983d), pp. 205—235; and Doyle (1983b), pp. 323—353. 也见他的“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no. 4 (December 1986): 1151—1169.
[19]关于苏联“国家利益”定义的变化的阐明，见Stephen Sestanovich, “Inventing the Soviet National Interes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20 (Summer 1990): 3—16.
[20]V. Khurkin, S. Karaganov, and A. Kortunov, “The Challenge of Security: Old and New,” Kommunist (January 1, 1988), p. 45.
[21]华尔兹认为，苏联的国内改革是由国际环境的变化带来的，而改革本身应该看作现实主义理论的一次证实。恰如早前指出的那样，确实，外部压力和外部竞争推动了苏联的改革，而且如果为了后来向前走两步而先退一步，那么现实主义理论可以得到辩护。但是，这就完全忽视了苏联自1985年发生的国家目标和苏联权力的基础的根本变化。见华尔兹的评论，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Journal 3, no. 2 (June 1990): pp. 6—7.
[22]Mearsheimer (1990), p. 47. 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把自由民主国家两百年间的和平概述为以下三类：英国与美国、英国与法国，以及1945年后的西方民主国家。从美国—加拿大的范例开始，无须说，还有比这更多的情形。也见Huntington (1989), pp. 6—7.
[23]当代德国有少数人主张收回现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拥有的前德国领土。这些群体多是二战后从这些地区驱逐出来的人或他们的后代。前西德和东德以及统一后的德国的议会都否决了这些诉求。民主德国对抗民主波兰中重现的复仇主义在政治上的重要程度，是检测自由民主国家之间是否彼此斗争的重要测试。也见Muller (1990), p. 240.
[24]Schumpeter (1955), p.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