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无论是促进还是制约，都有可能会成为普世史进程（见本书第二部分）的障碍。现代经济——现代自然科学规定的工业化过程——正推动着人类的同质化，并在这一过程中毁灭着广泛多样的传统文化。然而，现代经济也不是百战百胜，相反，它会发现某些文化和某些形式的激情难以消化。如果经济同质化的过程停滞下来，那么，民主化过程也将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在思想层面上，世界上相信自己确实想要资本主义的繁荣和自由民主的民族很多，但并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实际得到。
因此，尽管当前显然没有取代自由民主的系统方案，但是，一些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新型威权或许会在未来宣称自己存在的权利。这些制度如果出现，必定是出自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群体：一种是尽管努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却因文化原因而经历长期的经济失败的民族，一种是在资本主义游戏中取得非凡成就的民族。
第一种现象，即由于经济失败而导致的非自由主义学说，在过去曾出现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当前的复兴，几乎触及了世界上每一个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它大体可被视为穆斯林社会对自身失败的反应，因为它们在面对非穆斯林的西方社会时未能维持住自己的尊严。在具有军事优势的欧洲的竞争压力下，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全力以赴实行现代化，效仿西方那些被认为是保持竞争力所必需的做法。就像明治时期日本的改革一样，这些现代化规划都试图全面把西方理性主义原则引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官僚体制和军事，到教育和社会政策。在这一方面，最系统的努力当属土耳其：现代土耳其国家的缔造者凯末尔·阿塔图克（Kemal Ataturk），在二十世纪继续深化十九世纪的奥斯曼改革，他力图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创建一个世俗社会。伊斯兰世界从西方接受的最后一个主要的思想舶来品是世俗民族主义，其代表有埃及的纳赛尔（Nasser）领导的伟大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复兴党（Ba‘ath）。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运用西方技术于1905年打败俄国，后来又在1941年挑战美国，与此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从未信服地吸收这些西方舶来品，也没有产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化提倡者所希望的政治成功或经济成功。在1960和1970年代石油财富出现之前，没有哪个伊斯兰国家在军事或经济上可以与西方抗衡。实际上，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伊斯兰国家仍是殖民附属国，而世俗的泛阿拉伯联盟，也是在埃及于1967年耻辱性地被以色列打败之后才创建起来的。随着1978—1979年伊朗革命出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并不是“传统价值”在现代延续的一个实例。这些陈腐且宽泛的价值，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已经完全被摒弃。确切地说，伊斯兰教的复兴是对更为古老、更为纯洁的价值的乡愁式重申，据说，这些价值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它们既不是前不久信誉丧尽的“传统价值”，也不是生搬硬套到中东的西方价值。就此而言，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实质上非常相似。就像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情形一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对现代特征最明显的国家打击最为厉害，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因为正是西方价值舶来品使这些人的传统价值受到最彻底的威胁。伊斯兰社会遭受了双重失败，既无法维持自己传统社会的一致性，又未能成功吸收西方的技术和价值，它的尊严因此而受到深刻的伤害，唯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伊斯兰教复兴的力量。
甚至在美国，也有可能看到新的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开始出现，其深层原因就是不同文化对于经济活动的态度。在民权运动全盛时期，绝大多数美国黑人渴望完全融入白人社会，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完全接受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但美国黑人的问题并不在于价值本身，而在于即便黑人接受了这些价值，白人社会是否愿意承认黑人的尊严。然而，尽管在1960年代废除了那些法律认可上的平等障碍，而且还实施了各种优待黑人的积极行动计划，但是某些地方的美国黑人不仅在经济上没有改善，甚至竟丧失了根基。
然而，持续的经济失败造成了一个政治后果，现在时常萦绕我们耳边的是这样一种断言：经济成功的传统标准，如工作、教育和就业，并非普遍的价值，而只是“白人的”价值。于是，一些黑人领袖不再追求融入一个没有肤色歧视的社会，转而强调，要对美国黑人文化引以为豪，宣扬自己的历史、传统、英雄和价值，认为它独立于白人社会的文化且与之平等。在某些情形中，这种主张会演变成一种“非洲中心主义”，宣称非洲固有文化要优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欧洲”观念。渴望教育体制、雇主和国家本身都能承认这一独立文化的尊严，对许多黑人来说，已经超过了渴望对其无差别的人类 尊严的承认，比如马丁·路德·金所提到的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基督教尊严。这种思想的结果就是黑人日益自我隔离——今天的美国大学校园尤为明显——以及强调群体尊严的政治，而不是个人的成就或经济活动，认为前者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
如果说新的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会出自那些发现自己在经济竞争中受到文化羁绊的民族，那么威权思想的另一个潜在来源或许就是那些在经济上取得非凡成就的民族。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自由普世主义在今天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并非来自共产主义世界，共产世界经济上的失败有目共睹，而是来自亚洲的某些社会，它们把自由经济与一种家长式威权结合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年来，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一直把美国和欧洲视为充分现代化社会的样板，并且认为它们自己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全盘照搬一切，从技术到西方的管理以至西方的政治体制。但是，亚洲经济的巨大成就让它们日益认识到，其成功并不只是由于有效地借鉴了西方的经验，而且还要归功于亚洲社会保持 自己文化的某些传统特征——比如浓厚的工作伦理——并且把它们与现代经济环境融合在一起。
与欧洲或北美相比，政治权威在许多亚洲国家都有特殊的起源，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也与其历史发源地国家极为不同。 [1] 在儒家社会中，那些在维持工作伦理上起重要作用的群体，同时还是形成政治权威基础的关键。一个个体的地位主要不是源于他的个人能力或个人价值，而在于他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群体之一的成员。比如，尽管日本宪法和法律制度像美国那样承认个人的权利，但是日本社会倾向于承认群体。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个体之所以具有尊严，是因为他是某个既定群体的成员并且遵守其规则。但是，一旦他试图在群体面前主张自己的个人尊严和权利，他就会受到社会的驱逐，从而丧失身份，其严苛绝不下于传统专制的公然暴政。这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顺从压力，在这些文化中长大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认同了这种顺从。换句话说，亚洲社会中的个人服从于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暴政”——或者，更确切地说，个人要服从于各种大大小小的与个人生活相关的所有群体中的大多数。
这种暴政可以用日本社会的两个例子来说明，这在东亚的每一种文化中都有相似的例证。在日本，个人最先顺从的社会群体是家庭，其中父亲对子女充满仁慈的权威，是整个社会权威关系的原初模型，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2] （家长权威在欧洲也是政治权威的一个模型，但是，现代自由主义代表着与这一传统的公开决裂。） [3] 在美国，人们希望小孩子遵从父母的权威，但是，随着他们渐渐长大，他们开始反抗 父母，主张自己的身份。孩子公然拒斥父母的价值和愿望，这种青少年的反叛行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成人的个性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4] 因为，唯有通过这种反叛行为，孩子才能发展出自足和独立的心理根源，他们要脱离家庭保护伞而独立生活，从而磨炼出充满激情的个人自我价值感，它们后来将支撑着作为成人的个体。只有在这种反叛行为结束之后，孩子才能与其父母回到相互尊重的关系上来，但这时这种关系已不再是昔日的依赖，而是一种平等关系。相反，在日本，青少年反叛的情形就较少见：他们早年对长辈的顺从可以说在整个成年生活中持续。一个人的激情与其说依赖于个体自我（其中有个人引以为豪的个人素质），不如说依附于家庭和其他群体（其群体荣誉远比成员荣誉重要）。 [5] 愤怒的产生，常常并不是因为个人自己的价值未能得到他人承认，而是因为他们的群体受到轻视；同样，最大的羞耻并不源自个人的失败，而是因为所属群体的蒙羞。 [6] 因此，日本的父母仍对孩子的重要决定有影响，比如婚姻伴侣的选择，而这对于自尊心强的美国年轻人而言是不允许的。
群体意识在日本的第二种表现是日本在民主“政治”上的静默，这与传统上西方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大相径庭。也就是说，西方民主建立在争辩之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关于是非对错的充满激情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先是在新闻媒体上出场，最后出现在各个层级的选举中，政党代表着不同利益或充满激情的意见，由它们轮替执政。民主要能正常运转，这种争辩就是自然乃至必然的伴生现象。相反，在日本，社会作为整体，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一个单一的巨大群体，是唯一的稳定的权威来源。由于强调群体的和谐，公开的对抗遂被推向政治边缘；因此，这里没有“政治议题”的对抗，也就没有政党的轮流执政，几十年来一直是自民党掌权。当然，自民党与社会党以及共产党这些反对党之间也有公开的争辩，但是，后者因过于激进而被边缘化。一般来说，重大的政治决策都在中央官邸或自民党的密室内作出，为公众视线所不能及。 [7] 在自民党内部，政治不过是以私人荫庇关系形成的派系之间的无尽争斗，完全没有西方人通常所理解的政治内容。
在日本，像晚近小说家三岛由纪夫那样故意唱反调的个体也会受到尊重，这对过分强调群体共识构成了部分制衡。但是在许多亚洲社会，几乎没有对索尔仁尼琴或萨哈罗夫所代表的原则性个人主义的尊重，他们都是孤身一人对抗身处其中的不公正社会。在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导演的电影《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 ）中，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扮演一个小镇的天真人物，在代表本州的参议员去世后，他被政界头目指定为该州的代表。到了华盛顿之后，他拒斥所见的腐败现象，不理睬所谓的操控者，为了阻止一项不合原则的法案通过，只身一人大闹参议院。斯图尔特扮演的这个形象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英雄。相反，在许多亚洲国家，单独的个人若完全拒斥盛行的共识，则会被认为精神失常。
根据美国或欧洲的标准，日本的民主看起来有些威权色彩。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物要么是高级官僚，要么是自民党内的派系领袖，这些人爬上这样的位置不是通过民众的选择，而是依靠自己的教育背景或个人的恩主。这些人极少根据选民的反馈或其他形式的民众压力，来做出影响共同体福利的主要决定。这种体制基本上仍可以说是民主的，因为有民主的形式 ，也就是说，它满足周期性多党选举和保证基本权利这一自由民主的标准。西方的普遍个人权利概念已经得到接受，并且融入到了大部分日本社会。不过，也有些方面让人们觉得日本是有一个充满仁爱的一党专政统治，而这不是因为自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把自己强加于社会，而是因为日本人选择 以这种形式被统治。当前的政府体制反映出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它植根于日本群体取向的文化，这种文化对较为“公开的”争辩或政党间的轮流执政很不适应。
然而，倘若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对群体和谐的诉求有着广泛的共识，那么各式公然的威权主义广布于这一地区也就不奇怪了。为此，人们可以而且给出了这样的理由——最著名的代表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某种形式的家长式威权比自由民主更能与亚洲的儒教传统合拍，更为重要的是，它比自由民主更能始终如一地保持高经济增长率。李光耀曾认为，民主拖累经济增长，因为它干扰合理的经济计划，助长平等主义的自我放任，从而使形形色色的个人利益纷纷主张自己而不顾惜作为整体的社群。近些年来，新加坡因封杀言论批判和侵犯政治反对派的基本人权而臭名昭著。此外，新加坡政府干涉公民的私人生活，其程度在西方完全无法接受，比如，规定男孩的头发可以留多长、查禁录像厅，以及对诸如乱扔垃圾或上公厕不冲洗等这类小违章行为处以重罚。新加坡的威权主义用二十世纪的标准来看还算温和，但在两个方面极为独特。第一，与之相伴的是非凡的经济成就，第二，它理直气壮，认为这不只是一个过渡措施，而是一种优于自由民主的体制。
亚洲社会因其群体导向而丧失太多。它们强使成员高度顺从，哪怕最温和的个人表达也遭打压。这种社会的限制最明显地体现在妇女的处境中，由于这种社会强调传统的家长式家庭，她们在家庭之外的生活机会极其有限。消费者几乎毫无权利，而且必须接受他们毫无发言权的经济政策。最终来说，基于群体的承认是非理性的：在极端的状况下，它就会像1930年代那样成为沙文主义和战争的根源。若没有战争，以群体为导向的承认就会高度功能失调。例如，来自贫困和政局不稳的国家的人们，为工作和安定所吸引，现在正大量涌入所有发达国家。日本和美国一样需要廉价的工人来从事某些职业，但因其构成群体本质上的不宽容性，它接受外来移民的可能性极小。相反，美国原子式的自由主义则是成功地同化大量移民人口唯一可能的基础。
但是，长久以来就有预测说，传统的亚洲价值在现代消费主义面前将会不堪一击，这一预测久久还未成为现实。这可能是因为亚洲社会具有某些其成员难以消除的力量，尤其是当他们看到非亚洲的替代方案之时更是如此。美国工人在过群体生活时无需为他们的公司唱颂歌，但是，他们对于当代美国生活品质最常见的抱怨恰恰是缺乏社群归属感 。在美国，社群生活的崩溃始于家庭，在过去的两个世代中，美国家庭以所有美国人都熟悉的方式逐步破碎和原子化。但是很显然，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家乡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直系家人之外没有任何社交渠道。然而，亚洲社会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社群归属感，对于许多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而言，社会顺从和对个人主义的限制不过是需要付出的小小代价。
根据这些考量，亚洲，尤其是日本，似乎处于世界历史的一个特别关键的转折点上。完全可以设想，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亚洲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随着国际化和受教育人口的日益增长，亚洲能够继续吸收普遍的相互承认的西方观念，从而进一步推广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制度。群体作为充满激情的认同的根源，其重要性将会淡化；亚洲将日益看重个人尊严、妇女权利和个人消费，普遍人权的原则深入人心。这个过程在过去的世代中，把韩国和台湾地区推向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日本战后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家长制的瓦解使它变成一个比新加坡更加“现代”的国家。
另一方面，如果亚洲人确信他们的成功更多地归功于自己的文化而不是舶来的文化，如果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与远东相比显得迟缓，如果西方社会继续发生诸如家庭这样的基本社会制度的进一步瓦解，如果他们自己以不信任或敌意的态度对待亚洲，那么，一种体制性的反自由、非民主的方案就会在远东拥有市场，它把技术官僚的经济理性主义和家长式威权结合在一起。迄今为止，许多亚洲社会至少口头上认可西方的自由民主原则，在接受其形式的同时修正其内容以适应亚洲文化传统。但是，如果民主本身与亚洲社会的成功运行无关，就像西方的商业管理技术与亚洲经济无关一样，那么它就会被视作西方强加之物而遭到拒斥，甚至与民主公然决裂。在李光耀的理论表述和石原慎太郎这样的日本人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亚洲系统地拒斥自由民主的苗头。如果将来出现这样的替代方案，日本将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它已经取代美国成了亚洲许多国家的现代化典范。 [8]
亚洲的新型威权多半不会采取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严厉的极权式警察国家。专制也是顺从的专制，即人民心甘情愿地服从更高的权威，遵守一套严格的社会规范。就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无法向世界的非伊斯兰地区输出一样，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是否能向没有儒教遗产的国家输出，这是个可疑的问题。 [9] 这种体制所代表的顺从的帝国可以带来史无前例的繁荣，但这也意味着其中的绝大多数公民有一个延长的孩童期，也就是说有一种完全没有得到满足的激情。
在当今世界，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双重现象：普遍同质国家的胜利和诸民族的持续存在。一方面，随着现代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以及理性承认乃政府唯一合法基础的观念在世界的普及，人类日益同质化。另一方面，到处都有抵抗这种同质化的行为，并且重申（尤其是在亚政治的层面）文化认同，后者从根本上来说会加重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现存壁垒。冷酷怪物中的最冷酷者的胜利并不彻底。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可接受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形式稳步减少，但是，对幸存下来的形式即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可能解释，仍各种各样。这意味着，即使意识形态的差异退为背景，国家间的重要差别仍然存在，不过转到了文化和经济方面。这些差别进一步表明，现存的国家体制不会很快瓦解，从而成为真正的 普遍同质国家。 [10] 即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国家仍会是认同的一个核心支撑。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它们如何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国际秩序。
[1]关于这一主题更详细的论述，见Roderick McFarquhar, “The Post-Confucian Chanllenge,” Economist (Feburary 9, 1980): 67—72; Lucian Pye, “The New Asian Capitalism: A Political Portrait,” in Peter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s.,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 J.: Translation Books, 1988), pp. 81—98; and Pye (1985), pp. 25—27, 33—34, and 325—326.
[2]在日本，最重要的关系不是与同辈同级的关系，而是与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垂直关系。这种情形在家庭、大学或公司都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些地方，一个人首要忠诚的对象是年老的庇护者。见Chie Nakane, Japa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 26ff.
[3]例如，洛克的《政府论》上篇以抨击罗伯特·菲尔默开始，后者试图为基于家庭模型的政治权威的合理性辩护。关于这一论述，见Tarcov (1984), pp. 9—22.
[4]这并不是偶然的；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为儿童反抗某些形式的家长权威辩护。
[5]Pye (1985, p.72)指出，日本家庭与中国家庭不同，因为它既强调个人荣耀，也强调对家庭的忠诚，因此它更外向，也更具有适应性。
[6]家庭本身对于经济理性来说并不是一个特殊优势。在巴基斯坦和部分中东国家，家庭纽带像在东亚一样非常紧密，然而这常常成了经济合理化的一个障碍，因为它助长了裙带关系和部族优先。在东亚，家庭不只是由扩展家庭的现有成员构成，还包括一连串死去的祖先，他们预示了个人的一些行为标准。因此，强有力的家庭倾向于提升内在的纪律和正直，而不是要求裙带关系。
[7]1989年的征兵丑闻和其他丑闻，一年内导致两位首相下台以及自民党在上议院丧失多数地位，是西式责任制在日本政治体制中的反映。尽管如此，自民党仍设法在既不对自身，也不对政治家和官僚经商进行结构改革的情形下，成功地消除损誉，继续维持其在政治体制中的霸权地位。
[8]比如，韩国曾试图模仿日本的自民党而不是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来建立自己的执政党。
[9]近年来，一切强调群体忠诚和团结的管理方式，随着日本在工厂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投资，已经成功地输出到美国和英国。至于其他具有更多道德内容的社会制度，比如家庭或民族感，是否同样能够输出，这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们植根于所输出国家特有的文化经验。
[10]科耶夫是否相信历史的终结需要创造一个真正的普遍同质国家，这一点不清楚。一方面，他说历史终结于1806年，那时，国家体制显然仍是完整的；另一方面，在一切具有道德意义的民族差异消除之前，是很难说一个国家是完全理性的。他自己为欧洲共同体工作，这一点表明他把消除现存国家的边界作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