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康德的问题：是否有可能撰写一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世历史？我们暂时的回答是肯定的。
现代自然科学提供了一个逐渐展开的机制，它让我们看到，过去几个世纪的人类历史既是有方向的，又是连贯的。即便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已不再把欧洲和北美的经验等同于整个人类的经验，这一机制仍是真正普遍的。除了巴西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丛林中几个正在迅速消失的部落外，已没有哪部分人类不受这一机制的影响，未通过现代消费主义的普遍经济关系与其他人类联系在一起。最近几个世纪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全球文化，它以技术主导的经济增长，以及生产和维持这种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中心，这正是世界主义而不是地方主义的标志。那些曾抵制这种一体化的社会，从德川时代的日本和奥斯曼土耳其（Sublime Porte，高门［1923年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到苏联、中国、缅甸和伊朗，它们的抵抗行动也只能坚持一两代人的时间。这些社会不是被占优势的军事技术打败，就是被现代自然科学所创造的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诱惑。尽管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消费社会，但是，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以这样的社会为自己的目标。
要是我们关于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解能够成立，历史循环这样的观念就难以站得住脚。这并不是说历史不会重复。读过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人都能注意到，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敌对状态，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冲突类似。那些注意到古代某些大国的周期兴衰并把它们与当代的大国进行比较的人，也不会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但是，只要我们明了在历史的重复之间存在着记忆和运动，那么某种长期存在的历史模式的重现，与一种方向性的、辩证的历史就不矛盾。雅典的民主不是现代的民主，斯巴达政体也找不到当代的对应物，尽管它可能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有某些相似之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设想的那种真正的循环历史要有可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一场足以使关于此前时代的所有记忆丧失的全球大灾难。甚至在一个面临着核武器和全球变暖威胁的时代，人们也难以设想一种足以毁灭现代自然科学观念的大灾难。只要造成灾难的不是吸血鬼，科学就会在几代人时间内重建自身——同时重建其相关的全部社会、经济和政治。任何根本意义上的倒转，都意味着与现代自然科学及其所创造的经济世界的彻底决裂。任何一个当代社会似乎都没有进行这种选择的可能，无论如何，军备竞赛会使每一个社会成为那个自我加强的世界的一员。
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似乎成了走向死胡同的历史岔路，而不是人类社会组织的真正方案。这些纯粹的极权主义不仅牺牲的人无以数计，而且它们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统治者的有生之年——希特勒主义在1945年毁灭，斯大林主义在1956年毁灭。许多其他国家试图以某种方式复制极权主义，从1949年的中国革命到1970年代中期在柬埔寨进行种族屠杀的红色高棉，期间还出现了无数邪恶的专政，从左翼的朝鲜、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古巴和阿富汗，到右翼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 [1] 但是，所有后来自许的极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出现在相对落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 [2] 共产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持续失败以及它在刚刚进入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国家的盛行表明，恰如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所说，“极权主义诱惑”主要是一种“转型病”，是某些处于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因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病理状态。 [3]
可法西斯主义呢？它可是出现在高度发达的国家。怎么可能把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归为一个“历史阶段”，而不是把它看做现代性自身的一个特殊发明呢？如果生活在1930年代的那代人因怨恨爆发（这些怨恨原以为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得到“克服”）而从自鸣得意中陷入惊悚，那么，谁又能保证我们不会为迄今不明其源的新爆发而震惊呢？
答案当然是，我们无法保证和断言未来世代不会出现希特勒或波尔布特。一个生活在当代并以黑格尔自许的人，坚持认为希特勒是1945年后德国实现民主所必需 ，适足以受到人们嘲笑。此外，一部普世史不必为了展现一个具有较大意义的人类演进模式，而把每一个专制政权和每一场战争都正当化。即使我们承认人类演进过程遭受过巨大且无法解释的中断，那也无损于这一过程所具有的影响力和长期的规律性，这就像生物进化理论并不会因为恐龙的突然灭绝而不成立一样。
尽管大屠杀的恐怖应该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但是，仅仅援引大屠杀不足以终结关于历史中的进步或理性问题的讨论。现在有一种倾向，不愿意理性地讨论大屠杀的历史原因，这在很多方面与反核分子不愿理性地讨论核武器的威慑力或战略应用很相似。这两种情形都隐藏着这样一种忧虑，即“合理化”会使种族屠杀变得习以为常。那些把大屠杀看作现代性的主要事件的作家都认为，它不仅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同时是潜藏于所有社会表面下的普遍之恶的显现。但是，其中的两种说法不可能同时成立：如果大屠杀是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邪恶事件，那它必定有同样独一无二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我们不认为会轻易地在不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重现。 [4] 因此，它无论如何都不能当作现代性的必然。另一方面，如果它是普遍之恶的显现，那么它就成了虽然可怖却司空见惯的民族主义泛滥现象的一种极端形式，而后者可以减缓历史列车的速度，却无法使之脱轨。
我倾向于认为：大屠杀既是独一无二的邪恶，也是德国在1920至1930年代期间汇集的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条件的产物。这些条件不仅在最发达的社会根本不会出现，而且将来在其他社会中也难以重现（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其中许多条件，比如长期残酷战争的失败和经济衰退，确实司空见惯，而且可能会在其他国家重现。但是其他一些条件则与当时德国特有的思想文化传统有关，比如反物质主义和对斗争与牺牲的崇尚，从而使德国大大不同于有着自由传统的法国和英国。这些传统绝不是“现代的”，它们曾在普法战争前后得到过验证，那时德意志帝国实行过度保护主义的工业化政策，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调。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来理解，纳粹主义是“转型病”的另一个极端变种，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副产品，但绝不是现代性本身的必然成分。 [5] 当然，这绝不是说由于我们的社会已经超越了这一阶段，纳粹主义现象如今已没有可能。不过，它确实表明了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病态的、极端的境况，借此不足以评判整个现代性。
斯大林主义或纳粹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疾病，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对它们的穷凶极恶视而不见，也不是对它们的受害者缺乏同情。正如让－弗朗索瓦·雷韦尔指出的那样，1980年代自由民主在一些国家取得胜利的事实，对于大多数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被极权主义夺去生命的人而言，毫无意义。 [6]
此外，他们的 生命被白白浪费，他们的 痛苦无法补偿，这一事实不应让我们对历史是否有一个理性模式这一问题无话可说。人们普遍期望，如果能有一种普世历史的话，那它必定能起到世俗的自然神学的作用，即能够根据历史的最终目的，对一切存在之物作出合理说明。然而，没有哪种普世历史能够合理地满足这样的期望。从一开始，这样的思想构建就意味着对历史细节和纹理的高度抽象，因而最终几乎必然会忽略构成“史前史”的整个的人和时代。我们构建的任何普世历史，不可避免地都无法对那些经历过的人而言极为真实的许多事件给出合理说明。普世历史仅仅是一种思想工具；它无法取代上帝的位置，给历史上每一个受害者带来个人救赎。
同样，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像大屠杀这样的中断，无论有多恐怖，都无法抹消如下明显的事实：现代性是一个连贯一致的强有力整体。中断的存在，丝毫不会影响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会有极端相似的体验。没有人能够否认，二十世纪的生活在许多基本方面都不同于此前所有时代的生活，那些惬意地生活在发达国家中却嘲笑抽象的历史进步观念的人，都不愿意回到过去生活，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就是人类早前时代的代表。一个人完全可以承认现代性让新的邪恶有了存身之地，甚至可以质疑人类道德进步的事实，但仍可以继续相信存在着一个方向性的、连贯性的历史进程。
[1]叙利亚和伊朗都自称在某些方面是社会主义，尽管这种情形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时尚，但是这些政权的统治形式名不副实。由于这些国家的控制都有其限制，许多人反对把这些国家归为“极权主义”；或许称它们为“不成功的”或“不合格的”极权主义更好，尽管这样的称谓未能尽述这些国家的残酷性。
[2]大家都知道，共产主义首先取得胜利的国家并不是马克思曾预言的像德国那样的具有大量工业无产阶级的发达国家，而是半工业化、半西方化的俄国，然后是农民和农业占压倒性多数的中国。关于共产主义试图理解这一现实的说明，见Stuart Schram and Hélène Carrère-d’Encausse, Marxism and Asia (London: Allen Lane, 1969).
[3]见Walt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62—163.
[4]这一观点见茨维坦·托多洛夫（Tsvetan Todorov）对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一书的评论，载The New Republic (March 19, 1990): 30—33. 托多洛夫正确地指出，纳粹德国不能当作现代性的一个典型；确切地说，它既有现代的因素，也有反现代的因素，其中后者在说明大屠杀为何可能方面颇有价值。
[5]例见如下经典作品，Ralf Dahrendorf’s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69); and Fritz Stern’s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这后一本书把纳粹的一系列的主题追溯到对有机的前工业化社会的一种怀乡病，对经济现代性的原子化和异化特征的广泛厌恶。霍梅尼的伊朗可以说是另一个类似的情形：二战后的伊朗曾有一段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因此导致了传统社会关系和文化规范的彻底中断。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可以看做是通过新的截然不同的手段来恢复前工业化社会情形的一种怀旧努力。
[6]Revel (198—90), pp. 99—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