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便这样来到你们这些现代人身边，进入了教化的国度……但于我又怎样了呢？尽管我如此胆战心惊，却忍不住要发笑。我从未见过如此光怪陆离的东西。我笑啊笑啊，虽则我的腿和心还在战栗。“这里真成了颜料瓶的家乡啦！”我说道……
——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1]
现在来看一看我们观点中最困难的部分：现代自然科学的机制会导向自由民主吗？如果现代自然科学所规定的高度工业化的逻辑，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创造了强有力的基础，那它也能产生自由政府和民主参与吗？在写于1959年的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中，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表明，稳定的民主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其他和经济发展相关的指标——比如城市化、教育等等——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经验相关性。 [2] 那么，高度工业化与政治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足以说明这种高度相关性的必然联系吗？抑或，政治自由主义可能只是欧洲文明及其各种分支的文化产物，由于一些毫不相干的原因，偶然地产生了成功的工业化情形？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是偶然的，不过，民主政治背后的动机从根本上来说则不是经济的。它们还有其他的 来源，它们受工业化推动，但与之没有必然关系。
经济发展、教育水平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南欧有极其显然的体现。1958年，西班牙开始实施经济自由化计划，用自由主义政策取代佛朗哥政府的重商主义，从而使西班牙的经济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这带来了一个时期的快速经济增长：在佛朗哥去世前的十年中，西班牙经济年增长率为7.1%。紧随其后的是葡萄牙和希腊，它们各自的经济年增长率分别为6.2%和6.4%。 [3] 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型是剧烈的：在西班牙，1950年只有18%的人口居住在超过10万人的城市中；到197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4%。 [4] 1950年，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有半数人口从事农业，而当时整个西欧从事农业的人口平均只有24%；到1970年，唯有希腊在这方面的数据仍高于24%，西班牙则降到了21%。 [5]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教育和个人收入也得到提升，也能够欣赏欧洲共同体内部正在创造的消费文化。尽管这些经济和社会变化本身并没有带来更大的政治多元主义，但它们创造的社会氛围使得政治条件一旦成熟，多元主义就会兴盛起来。佛朗哥派的经济发展计划委员会委员劳尼诺·洛佩兹·罗多（Laureano Lopez Rodo），领导了西班牙的大部分技术官僚革命，据说他曾讲过，当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时就可以实行民主。这种说法后来被证明是非常具有预见性的：1974年，就在佛朗哥去世前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446美元。 [6]
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政治之间的类似联系，也可以在亚洲看到。日本是第一个进行现代化的东亚国家，也是第一个实现稳定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国家。（日本的民主化可以说是靠武力实现的，但结果表明，长期以来的民主使得这种民主政治不再可以说是强制推行的了。）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教育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列亚洲的第二、第三位，它们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变。 [7] 比如，执掌大权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有45%的成员具有大学学历，其中许多还是在美国拿到学位的。 [8] 受过一定程度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美国是60%，英国是22%，而台湾和韩国则分别是45%和37%。实际上，在台湾，最坚定地推动“议会”变成一个更具代表性的机构的，正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较为年轻的“议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欧洲人在亚洲定居形成的国家，当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和民主化。
在南非，马兰（D. F. Malan）领导的国民党在1948年取得胜利，种族隔离制度遂写入法律。南非国民党所代表的南非白人共同体与同时代的欧洲社会相比，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非常落后。当时的南非白人大多很穷，是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都是因干旱和生活艰苦最近才被迫移居到城市。 [9] 南非白人利用所掌握的国家权力，主要通过公共部门的就业照顾，来提升自己社会经济地位。在1948—1988年之间，这些南非白人经历了剧烈的转变，成为一个居住在城市、受过教育并且日益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白领社会。 [10] 通过接受教育，他们接触到外部世界的政治规范和发展趋势，感到不能再把自己封闭起来。南非社会的自由化在197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其标志是黑人工会的重新合法化和审查制度的宽松化。1990年2月，德克勒克（F. W. de Klerk）解禁非国大，此时，政府在许多方面已开始完全遵循白人选民的意见，如今他们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水平与欧美的选民并无多大差别。
苏联也一直在进行着类似的社会转型，尽管与亚洲国家相比步子要慢些。它也已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大众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水平日益提高。 [11] 这些社会学意义上的变化，是冷战在柏林和古巴正如火如荼的时候发生的，正是这些变化，促成了苏联随后采取通往民主化的步骤。
放眼世界，先进的社会经济现代化与新兴民主国家的出现之间，依然有着非常牢固的整体相关性。西欧和北美这些传统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有着世界上最古老、最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南欧紧随其后，在1970年代形成了稳定的民主。在南欧，葡萄牙在1970年代中期向民主的转型最为艰难，因为它的社会经济水平较低；大量的社会变革发生在旧政权消失之后，而不是之前。经济上紧随欧洲之后的是亚洲，那里国家的民主化（或进行民主化的过程）与它们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在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经济最发达的那些国家——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紧随其后的波兰——都很快地向完全的民主过渡，而仍不发达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也都在1990—1991年选择了共产党改革派。苏联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拉美的一些大国，比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与这些国家一样，苏联也未能实现完全稳定的民主秩序。而非洲这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则只有几个新兴民主国家，历史不长且很不稳定。 [12]
唯一显著的例外是中东地区，那里有不少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了欧洲或亚洲国家的水平，却没有一个是稳定的民主国家。不过这种情形完全可以通过石油来说明：石油收入使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阿联酋这些国家获得了现代化的表面之物——汽车、录像机、米格战斗轰炸机等等，却没能使它们的社会发生转型，因为这样的转型只有当财富是通过其人民的劳动创造出来之时才会发生。
为了说明为什么发达工业化会产生自由民主，人们已经提出了三种论证。每一种论证都有一定程度的缺陷。第一种是功能论证，大意是说唯有民主能够调和现代经济所造成的复杂的利益冲突网。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这一观点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他认为民主是所有社会的一个“进化共相”：
民主联合是一种共相，这一基本观点……认为，社会越大越复杂，有效的政治组织就越重要，这里的有效不只是指行政能力，也包括且不限于它对普遍的法律秩序的支持……那些在本质上不同于民主联合的制度形式，是无法……使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在行使［权力和权威］以及形成某个具有束缚力的政策决定时取得共识的。 [13]
对帕森斯的观点稍作重述，那就是，要解决因工业化过程而来的利益团体的激增，最好的装置就是民主。让我们来看看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全新的社会行动者：工人阶级因工业和技艺的专门化而日益分化，新的人事管理阶层其利益也不一定与最高管理层相一致，国家、地方和基层的政府官僚之间的利益也不尽一致，还有从国外合法或非法进来的一波又一波的移民，他们想利用发达国家开放的劳动市场。这一论证进而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民主由于更具适应性而更能发挥作用。一旦为参与政治体制建立起普遍而开放的标准，新的社会团体和利益群体就能够发表意见，并参与到一般的政治共识中来。独裁也能适应变化，而且在某些情形下比民主反应更快，比如1868年之后日本明治时期的寡头执政者就是如此。但是，历史上也有大量相反的例子，比如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或阿根廷的地主精英，这些心胸狭窄的统治精英就无视因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就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
根据这一论证思路，民主之所以比独裁更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新兴社会团体之间出现的许多冲突，必须要么在法律制度下得到裁决，要么最终在政治体制下得到裁决。 [14] 单靠市场无法确定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恰当水平和地点，也无法确定劳资争议的解决规则、航班和运输的频率以及职业健康和安全的标准。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某种程度上是“负载价值的”（value-laden），而且必定涉及政治体制。如果某一体制会公平地裁决这些相冲突的利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经济体中的主要行动者的认可，那么它必定是民主的。独裁国家也能以经济效率的名义来解决这些问题，但现代经济的平稳运行，取决于相互依赖的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合作的自愿。如果他们不相信裁决者的合法性，如果没有对体制的信任，那就不会有使整个体制平稳运行所需的那种积极热情的合作。 [15]
以当今时代的中心问题——环境处理为例，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民主可以说是更能发挥功能的方式。发达工业化最著名的产品是严重的污染和环境破坏。这些产品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即由那些并不直接导致企业破坏环境的第三方被迫负担的成本。不同的理论对于生态破坏的说法不一，有的归罪于资本主义，有的归罪于社会主义，尽管如此，经验表明没有哪一种经济体制特别有利于环境。无论是私营公司，还是社会主义企业和部门，关注的都是增长或产量，都想尽可能地避免为外部性支付费用。 [16] 但是，既然人民不仅希望经济增长，还希望自己和后代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公平的平衡点，并使生态保护的成本分摊开来，不让某个地区过度承担，就成了政府的一个职能。
在这方面，共产国家恶劣的环境纪录表明，环境最有效的保护者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主。整体来看，对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生态意识的发展，民主体制要比独裁体制的反应快得多。因为，如果政治体制不允许地方社群对在自己社区中间建立剧毒化学工厂提出抗议，如果监察组织不能自由地监督公司和企业行为，如果国家的政治领导没有足够的敏感愿意拿出足够的财力去保护环境，那么这样的国家最终就会出现各种环境悲剧，诸如：切尔诺贝利核泄露、咸海干涸、波兰克拉科夫婴儿死亡率高达已经很高的全国平均死亡率四倍、西波希米亚流产率高达70%。 [17] 民主国家允许参与，因此会有反馈，若没有反馈，政府就会偏向于那些大量增加国家财富的大企业，而忽视分散的个人公民团体的长远利益。
对经济发展为什么会产生民主的第二种论证，来自专政或一党统治随着时间推移日益衰落的趋势，而且在面临运行高度技术化的社会时衰落得愈加迅速。革命政权由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在早期或许能进行有效的统治。但是，一旦这个政权的奠基者去世，就无法保证其继任者能有同样程度的权威，甚至无法保证他们会有管理这个国家的最基本能力。长期的专政会导致出现一些可笑的个人膨胀，比如罗马尼亚前统治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cescu）在国家实行定期电力管制之际，架设了一座四万瓦的树形彩灯。在政权缔造者的追随者之间会发生自我毁灭的权力斗争，他们能相互掣肘，却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要取代这种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和独断专政，就只能使新领导人选举和政策审查的程序日益常规化和制度化。如果这种更换领导的程序存在，那么错误政策的始作俑者就不必等到政治体系崩溃才能被更换。 [18]
这类观点还可适用于右翼威权向民主过渡的情形。民主是精英集团——军队、技术官僚、工业资产阶级——之间订约或妥协的结果，这些精英集团为了争权夺利而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一事无成，或者彼此之间相互掣肘，结果只好把订约或权力共享当作次好的安排接受下来。 [19] 根据这一论证，无论在左翼共产主义统治下还是在右翼威权主义统治下，民主都不会因为它是每个人的必然向往而出现，而不过是精英斗争的副产品。
把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最后一种也是最有力的一种论证是，成功的工业化会形成中产阶级社会，而中产阶级社会要求政治参与和权利平等。尽管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常常会出现收入分配的悬殊差别，但是经济发展最终会促进更大范围的境况平等，因为它需要大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而这种更大范围的境况平等，可以说易使人们反对那些不尊重这种平等或不允许人们平等参与的政治制度。
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是普及教育的一个结果。教育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关联常常被提到，似乎可以说它是最重要的一种关联。 [20] 工业社会需要大量高技能的和受过教育的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因此，即使是最专政的国家，如果想要发展经济，也无法避免这样的需要：进行大众教育、开放的高等教育以及专业教育。若没有大量专业化的教育机构，这样的社会无法存在下来。事实上，在发达国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教育水平。 [21] 比如，当代美国存在的阶级差异应主要归因于教育差异。一个人若具有适当的教育文凭，就不会有什么发展障碍。体制中蔓延的不平等，是教育不平等的结果；而缺少教育则是对二等公民最安全的指责。
当然，教育对政治态度的影响是复杂的，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它至少为民主社会创造了条件。现代教育自许的目标是，把人们从偏见和传统形式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据说，受过教育的人不会盲目服从权威，而是学会了自我思考。这种情形即使不会广泛发生，人们也会因此知道更清楚、更长远地来看待自己的自我利益。教育也会让人们对自己和为自己要求更多；换句话说，他们获得了一种尊严感，即他们想从同胞公民和国家那里得到的那种尊重。在传统的农民社会中，一个地主（或共产党委员）可以招募一些农民来杀死另一些农民，夺取他们的土地。这些农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服从权威。然而，发达国家的都市从业人员可以因节食和马拉松赛跑之类的许多可笑缘由召集起来，却不会因为一个穿制服的人的要求而志愿加入私人军队或敢死队。
这一论证的一个变种主张，科技精英掌控现代工业经济的需要，最终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化，因为科学探究只能在自由和公开交流思想的氛围中进行。此前我们已经看到，苏联和中国大量技术官僚精英的出现，创造了某种有利于市场和经济自由化的倾向，因为这种情形更符合经济合理性的标准。在这里，这一论证被扩展到政治领域：科学进步依赖的不只是科学探究的自由，而且依赖于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向自由争论和参与开放。 [22]
因此，这些就是可以用来把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主联系起来的论证。这两方之间在经验上的 关联，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最终，没有哪一种理论足以在这两方之间确立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
我们把它与塔尔科特·帕森斯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论证——大意是说自由民主是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最能够基于同意来解决冲突的制度——只在一个点上是正确的，那就是，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法治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形式化特征，确实为人们展开竞争、建立联合关系以及最终达成妥协，提供了公平的竞技场。但是，自由民主并不必定是最适合于解决社会冲突本身的政治制度。只有相关的“利益集团”在冲突产生之前，就有着关于基本价值或游戏规则的广泛共识，而且冲突的性质主要是经济上的，民主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才会是最大的。然而，还有其他一些棘手得多的非经济冲突，它们与世袭的社会地位、民族性等有关，民主对解决这些冲突并没有特别的长处。
美国的民主能够成功地解决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美国社会由异质流动的人口组成这一点大有关系，所以它并不意味着民主将同样能够解决其他社会中产生的冲突。美国的经验非常独特，因为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美国人“生而平等”。 [23] 美国人若追溯各自的祖先，则背景、家乡和种族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他们一来到美国基本上就会抛弃这些身份，而融入到一个没有严格确定的社会阶级或长期存在的种族和民族区分的新社会。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种族结构有充分的流动性，因而足以阻止严格的社会阶级、重大的亚民族主义或语言少数派的出现。 [24] 因此，美国的民主几乎无需面对其他更古老的社会中出现的一些较为棘手的社会冲突。
此外，即使美国的民主在解决最持久种族问题即美国黑人问题上也不是特别有效。黑人奴隶制构成了美国人“生而平等”这一概述的主要例外，而美国的民主事实上亦无法通过民主方式解决奴隶制问题。在奴隶制废除了很久之后，甚至在获得了完全的法律平等很久之后，许多美国黑人依然完全疏离于美国文化的主流。考虑到这一问题深厚的文化性质，无论是对于黑人还是对于白人而言都是如此，美国的民主是否真能够做到完全同化黑人，使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转变为更明确的境况平等，就很难说了。
在已经实现了高度社会平等，并且在某些基本价值上达成共识的社会中，自由民主或许更能发挥作用。但是对于那些按照社会阶级、民族性或宗教信仰高度分化的社会而言，民主就只能是一套保持僵局和陷于停滞的规则。最典型的分化形式，是封建社会秩序遗产深厚的国家中的阶级冲突，因为它们有着高度的阶层分化和不平等的阶级结构。这正是法国在大革命时期的情形，这仍会是像菲律宾和秘鲁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形。社会为传统精英所支配，他们常常是一些大地主，这些人既无法容忍其他阶级，也不是能干的企业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建立民主，掩盖了人们在财富、声望、社会地位和权力上的巨大差异，而其中的精英可以利用这些差异来操控民主进程。于是就会出现一种我们熟悉的病态：旧社会阶级的统治导致了同样毫不妥协的左派的反抗，后者认为民主体制本身就是腐败的，必须连同其所保护的社会集团一起加以粉碎。一个保护一班无能懒惰地主的利益并导致社会内战的民主制度，用经济学的术语来看，不能说发挥了“功能”。 [25]
在解决不同种族或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争端时，民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民族主权问题天然是不可妥协的：它要么属于这个民族，要么属于另一个民族——不是亚美尼亚人就是阿塞拜疆人，不是立陶宛人就是俄罗斯人——不同的民族一旦在这样的问题上产生冲突，就很难像处理经济争端那样通过和平的民主妥协来弥合分歧。苏联不可能既实行民主同时又保持统一，因为苏联各民族之间在共享一个共同的公民资格和身份上没有共识。只有在这个国家瓦解为更小的民族实体时，民主才会出现。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的民主很好地处理了种族多样性这一问题，不过，这种多样性始终保持在一定的界限之内：美国的种族群体没有一个是生活在自己传统故土、讲着自己的语言、念念不忘自己民族身份和主权的历史共同体。
如果说要创造社会条件，以便既实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又能在一段时间后使稳定的民主出现，那么现代化的独裁国家，原则上要远比民主国家有效得多。比如，以菲律宾为例。直到今天，菲律宾依然在农村保持着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少数传统的地主家族控制着这个国家大量的耕地。像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菲律宾的上层地主阶级也缺乏活力和效率。尽管如此，他们仍设法通过自己的社会地位，控制着独立后的菲律宾的大部分政治。然而，这个社会集团的持续统治，催生了东南亚残存的毛泽东主义游击运动，即菲律宾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人民军。1986年马科斯独裁政府倒台，科拉松·阿基诺取而代之，却既没有解决土地分配问题，也没有平息叛乱，阿基诺夫人自己的家族是菲律宾最大的家族之一，这恐怕至少是个原因。尽管她在当选后致力于推行一项彻底的土地改革方案，却遭到了议会的反对，因为议会恰恰在很大程度上由改革所针对的那些人把持着。在这一情形中，民主受到束缚，无法带来资本主义增长和民主本身长期稳定所必需的平等社会秩序。 [26] 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像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利用独裁权力推行土地改革一样，独裁国家在促生一个现代社会方面要有效得多。
1968—1980年间统治秘鲁的左翼军官也进行过类似的改革。在军政府接管之前，秘鲁有50%的土地掌控在700个种植园主手中，这些人同时还控制着秘鲁的大部分政治。军政府上台后，很快就在拉美地区继古巴之后发动了最彻底的土地改革，用一批更为现代的工业家和技术官僚新精英取代旧有的土地寡头，通过改善教育促进中产阶级的极速发展。 [27] 这段专政时期使秘鲁背负了一些更庞大、更低效的国有部门 [28] ，但它确实消除了一些最突出的社会不平等，因此以某种方式，为军政府在1980年下台回到自己的位置后出现的经济现代化部门，拓展了一个长远的前景。
利用专断的国家权力打破既有社会集团的控制，这种做法并非为列宁式左翼所独有；右翼政权也曾如此做，来为发展市场经济进而实现最先进的工业化水平铺路。资本主义在一个流动的平等社会中最容易繁荣起来，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富有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能够摆脱传统的地主阶级，和其他享有特权却经济效率低下的社会集团。如果一个现代化的独裁国家利用强力加速这一过程，同时避免把资源和权力从低效率的传统地主阶级转移到同样低效率的国有部门，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它在经济上与最现代化的“后工业”经济组织不相容。正是这种逻辑，使安德兰尼克·米格兰尼亚（Andranik Migranian）和其他苏联知识分子，呼吁设立一个具有专断权力的国家总统职位，以便让苏联实现向市场经济的“威权式过渡”。 [29]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推进，依阶级、民族、种族或宗教信仰而形成的明显社会分裂会逐渐弥合，因而民主共识出现的前景也会越来越明朗。但无法保证，这些差异会随着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增长而不再持续，或者明确地说，它们不会以更致命的形式回归。经济发展并没有淡化魁北克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身份意识；实际上，他们害怕被占支配地位的英语文化同化，反而强化了他们保持自己特性的愿望。民主对于像美国那样“生而平等”的社会更能发挥作用，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回避了一个问题，即这个民族是怎样从一开始就做到那样的。因而，民主并不一定随着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多元而更能发挥作用。事实上，当社会的多元化超过一定限度之后，民主反而无效。
上述的第二个论证，即民主最终不过是原本并不民主的左翼或右翼精英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这作为一种解释也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无法回答为什么应该有一个趋向自由民主的普遍 演进。根据这种说法，民主不是任何一个为了获得国家领导权而进行斗争的集团的首选结果 。相反，民主不过是争战各方的一个休战协定，而且在权力平衡中易于出现反复，即某个集团或精英重又取得胜利。换句话说，如果苏联产生了民主制度，那只是因为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的野心家，需要一种煽动手法来打破已有的政党机构，因此当其中的一方取得胜利之后，民主的成就就会被弃置一旁。同样，这一论证认为拉丁美洲的民主不过是威权右翼与威权左翼之间妥协的结果，或者说是右翼强权集团之间妥协的结果，这些不同的强权集团都有自己属意的社会，他们一旦掌权，就会加以推行。这对于某些具体国家通向民主的进程而言，可谓是最准确的描述，但是，如果民主不是所有人的第一选择，那就很难保持稳定。因此，这样一种解释无法成为朝着民主方向普遍演进的基础。 [30]
第三个论证，即先进工业化能促生受过教育的、自然地倾向于自由权利和民主参与的中产阶级社会，只有在一个点上是正确的。我们显然很清楚，教育即使不是民主的绝对必要条件，也至少是非常适于民主的氛围。很难想象，在一个大部分人是文盲因而无法利用信息来行使选择权的社会中，民主能够有效运行。然而，说教育必然 导向对民主规范的信念，完全是另一个不同问题。确实，从苏联和中国，到韩国、台湾和巴西，这些国家和地区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民主规范的普及紧密相连。但要注意的是，当前世界教育中心盛行的观念正是民主：因此，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工程学位的台湾学生回到台湾后，认为自由民主是现代国家最好的政治组织形式，也就一点不奇怪了。但是，这种情形完全不是说，他所接受的工程教育与他新有的自由民主信念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 关联，尽管他所接受的工程教育在经济上对于台湾很重要。实际上，教育自然会导向民主价值这种想法，反映的是民主人士的重要假设。在其他时期，当民主观念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在西方受教育的年轻人回到祖国时常常会认为，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未来潮流。如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向年轻人普遍灌输的，是看待二十世纪思想的历史主义观点和相对主义观点。这样当然培养了他们对不同观点的宽容，从而准备好了做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但是，这也使得他们找不到最终的根据，来说明自由民主对于其他一切政体的优越性。
发达工业化国家中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大都偏爱自由民主，而不喜欢各种形式的威权主义，这是事实，但它仍需要回答的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偏爱。很显然，对民主的偏爱并不是 由工业化过程本身的逻辑规定的。实际上，这一过程的逻辑指向的方向似乎恰恰相反。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那么最适合的体制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列宁式的或民主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自由经济与威权政治的结合，有论者称这种结合为“官僚威权国家”，而我们会称之为“市场导向的威权主义”。
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市场导向的威权式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方面显然要比民主国家做得好。历史地来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经济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多是这种类型的国家，其中包括帝制德国、明治时期的日本、维特（Witte）和斯托雷平时期的俄国，以及更近的1964年军人掌权之后的巴西、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当然还有亚洲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31] 比如，在1961—1968年间，发展中世界民主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只有2.1%，其中包括印度、锡兰、菲律宾、智利和哥斯达黎加，而保守的威权政权（西班牙、葡萄牙、伊朗、台湾地区、韩国、泰国和巴基斯坦）的年均增长率为5.2%。 [32]
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为什么会在经济上比民主国家做得更好，其原因简单明了，而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中对此做了描述。尽管民主国家的选民理论上认可自由市场原则，但是，一旦他们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有受损的危险，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些原则。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假定民主国家的公众在经济上会作出理性的选择，或者经济上的失败者不会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地位。民主政权反映了社会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要求，但它作为一个整体则倾向于关注福利，通过拉平工资的税收政策来抑制生产，保护败落和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因此导致了较大的预算赤字和极高的通胀率。拿我们身边的一个例子来说，1980年代期间，美国由于一系列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花出的钱远高于生产所得，为了保持当前高水平消费，则不得不限制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后代的选择。尽管有着广泛担忧，这种短视做法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政治上会损害长远利益，但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无法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因为它无法决定如何公平地分配因减少预算和增加税收所带来的痛苦。因此，美国的民主制度近年来并没有显示其强有力的经济功能。
另一方面，威权政权原则上更能真正遵循真正自由的经济政策，不会为限制发展的再分配目标所扭曲。它们不必对败落产业中的工人负责，或者仅仅因为低效率的部门具有政治影响而对其加以补贴。它们实际上能够为了长期的发展，利用国家权力来抑制消费。在1960年代的高速发展时期，韩国政府能够通过禁止罢工、禁绝扩大工人消费和福利的言论来压制增加工资的要求。与之相对，韩国在1987年向民主转型之后，通过民主选举新当选的政府，就不得不面对爆发的罢工潮和长期以来受到压制的增加工资的要求。结果使韩国的劳动成本大幅度提高，竞争力下降。当然，共产政权能够通过无情地压榨消费者来实现极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但是，它们的长期增长和现代化能力因缺乏竞争而受到牵绊。相反，市场导向的威权国家结合了两个世界的最佳部分：它们能够对其人民强制推行一种相当严厉的社会规范，同时又容许一定程度的自由来促进创新和最新技术的应用。
如果说针对民主国家的经济效率的一种反对观点认为，它们为了再分配和当前消费对市场干预过多，那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们对市场的干预还不够。相对于北美和西欧的发达民主国家，在许多方面，市场导向的威权政权在经济政策上都更倾向于中央集权。但是，这种中央集权仅仅指向促进经济的高增长，而不是指向诸如再分配和社会正义这样的目标。我们不清楚，国家不惜牺牲其他部门的利益而补贴或支持某些经济部门的“产业政策”，是否比日本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长期以来对经济的扶持更是一种阻碍。但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只要能够顺利执行并保持在竞争性市场所允许的范围内，显然与高水平的增长完全不矛盾。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台湾的规划者不顾可能带来的阵痛和失业，成功地使投资从纺织等轻工业转向电子产品和半导体产品等先进工业。台湾的产业政策之所以能够运行，仅仅是因为政府能够让进行规划的技术官僚摆脱政治压力，从而可以根据效率标准来强化市场和作出决策——换句话说，它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台湾不是 民主统治。而美国的一项产业政策就几无可能提升其经济竞争力，则正是因为美国比台湾或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更民主。在美国，规划还在进行中就会因受到来自国会的压力而陷于困境，这些压力的理据或者是保护低效率的产业，或者是促进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产业。
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之间有着不可置疑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只要放眼世界就能看到。但是，这一关系的确切本性则相当复杂，并非一目了然，迄今仍没有哪个理论能对其作出充分解释。现代自然科学及其促生的工业化过程的逻辑，在政治领域里并不像在经济领域里那样指向一个唯一的方向。自由民主与工业的成熟相一致，并且为许多工业发达的国家所偏爱，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 联系。我们的方向性历史背后的机制，既可以通向自由的未来，也可以通向官僚威权的未来。因此，要理解当前的威权主义危机和世界范围的民主革命，还必须考虑其他方面。
[1]Nietzsche, The Portable Nietzsche (New York: Viking, 1954), p. 231.
[2]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959): 69—105. See also the chap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in S. M. Lipset, Political Man: Where, How and Why Democracy Work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Doubleday, 1960), pp. 45—76; Phillips Cutright,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Its Measurements and Social Correlate,”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28 (1963): 253—264; and Deane E. Neubauer, “Some Conditions of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 (1967): 1002—1009.
[3]R. Hudson and J. R. Lewis,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outhern Europe?” in Allan Williams, ed., Southern Europe Transformed (London: Harper and Row, 1984), p. 182.也见Linz (1979), p. 176. 这些国家的增长率既比欧共体最初的六个成员国高，也比欧共体在一段时期内经过最初的扩张之后的九个成员国高。
[4]John F. Coverdale,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Spain after Franco (New York: Praeger, 1979), p. 3.
[5]Linz (1979), p. 176.
[6]Coverdale (1979), p. 1.
[7]“Taiwan and Korea: Two Paths to Prosperity,” Economist 316: 7663 (July 14, 1990), p. 19.
[8]Pye (1990a), p. 8.
[9]根据资料，当时五分之一的南非白人可以归为“穷苦白人”，他们被认为是“一些极度依赖性的人，无论从道德上、经济上还是身体上，若没有他人的帮助，他们就无法为自己找到适当的生活手段……”Davenport (1987), p. 319.
[10]1936年，41%的南非白人居住在农村；到1977年，这个数据就降到了8%，尽管有27%是蓝领工人，但有65%已经成了白领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数据来自Hermann Giliomee and Laurence Schlemmer, From Apartheid to Nation-Building (Johannesbur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0.
[11]在1960年代初期，彼得·怀尔斯（Peter Wiles）就指出过，苏联正开始按照功能而非意识形态标准来教育其技术官僚，并且认为这种做法最终会使他们认识到其经济体制其他方面的不合理性。见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29. 摩西·卢因（Moshe Lewin）认为大量的城市化和教育为改革奠定了基础。见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12]正如在前面第一部分中提到的那样，包括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在1980年代就成了民主国家，有更多的国家确定在1990年代进行选举。
[13]Parsons (1964), pp. 355—356.
[14]功能论证的一个变种是：自由民主是确保市场的正确运行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威权政权由于监管着市场经济，因此几乎不会完全让市场经济独自运行，它总是会为了增长、公正、国家权力或任何其他种种政治目标而利用国家权力来干预市场经济。可以说，唯有政治的“市场”的存在，才能防止国家通过提供回馈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才能抵制不明智的政府政策。这一观点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作出的，见de Soto (1989), pp. xviii—xix.
[15]这样的情形曾发生在1960和1970年代的苏联，那时苏共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自上而下指导着经济发展过程的统治者，而是在不同地区、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利益之间进行调节的裁决者。苏共基于意识形态可能规定农业要集体化，各部门要按照中央计划运行；但是，意识形态对于诸如化学工业部门下面的两个分支就资源投资所展开的争斗并不能提供指导。我们说苏联这个党国在不同机构的利益之间扮演着这种调节的角色，并不是说那里存在着真正的民主，也不是说它没有对社会的其他领域进行强有力的统治 。
[16]认为资本主义应对环境破坏负责的观点，见Marshall Goldman, The Spoils of Progres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2). 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环境问题的概述，见Joan Debardleben, The Environment and Marxism—Leninism:The Soviet and East German Experienc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5); and B. Komarov,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e in the USSR (London: M. E. Sharpe, 1980).
[17]见“Eastern Europe Faces Vast Environmental Blight,” Washington Post (March 30, 1990), p. A1; “Czechoslovakia Tackles the Environment, Government Says a Third of the Country is ‘Ecologically Devastate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1, 1990), p. 5.
[18]关于这一论证思路，见Richard Lowenthal “The Ruling Party in a Mature Society,” in Field (1976), p. 107.
[19]这一观点包含在奥唐奈（O’Donnell）、施密特（Schmitter）和普沃斯基（Prezoworski）为下面这个文集撰写的论文的一些分析中，见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volumes, O’Donnell and Schmitter, eds. (1986a, 1986b, 1986c, 1986d)。
[20]然而，大多数这方面的文献讨论的是教育如何帮助人具有民主资格和巩固民主之类的问题，而不是解释教育为何会使人易于走向民主。例见Bryce (1931), pp. 70—79.
[21]在发达国家，人们显然发现具有博士学位的受聘人员挣的不如只有高中文凭的房地产开发商多，但是大体上可以说收入与教育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22]这一论证见David Apter, 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23]这一论证见Huntington (1968), pp. 134—137. 关于美国人“天生平等”的社会后果，见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24]一个不同于这一概述的例外是，美国西南部出现了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族群，它因其规模和较低的语言同化程度而言，不同于此前的种族团体。
[25]苏联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不过那里不是封建制度遗留下来旧社会阶级，而是一个由享有明确特权和权威的党魁和权贵构成的“新阶级”。他们像拉丁美洲的大庄园主一样，能够利用他们的传统权威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扰乱选举程序。无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对于民主，这一阶级都是一个顽固的社会障碍，要使其中任何一个出现，就必须打破这一阶级的力量。
[26]独裁制度本身显然不足以带来平等的社会改革。费迪南德·马科斯用国家权力来犒劳自己的私人朋友，由此加剧了本已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但是，一个致力于经济效率的现代化独裁制度与民主制度比起来，理论上可以在短得多的时期内使菲律宾社会完成彻底的转型。
[27]Cynthia McClintock, “Peru: Precarious Regimes,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in Larry Diamond, Juan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vol. 4, Latin America (Boulder, Colo.: Lunne Rienner, 1988b), pp. 353—358.
[28]这种情形的部分原因在于从旧有寡头手中没收的财富被转移到了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手中，这些部门在军政府掌权时期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从13%增长到了23%。
[29]对安德兰尼克·米格兰尼亚（Andranik Migranian）和伊戈尔·克利亚姆金（Igor Klyamkin）的访谈，见Literaturnay Gazeta (August 16, 1989), translated in Détente, November 1989; and “The Long Road to the European Home,” Novy Mir , no. 7 (July 1989): 166—184.
[30]Daniel H. Levine在对奥唐奈和施密特编辑的关于威权主义转型的著作进行批判时，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人们难以想象在一个无人相信民主自身具有正当性的地方所出现的民主政体会是稳固和稳定的。见 “Paradigm Lost: Dependence to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40, no. 3 (April 1988): 377—394.
[31]关于威权政权作为早期工业化的推动者具有优势的广泛争论，见Gerschenkron (1962)。关于专制与日本1868年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见Koji Taira, “Japan’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Capitalist Development under Absolutism,” in Harry Wray and Hilary Conroy, eds., Japan Examined: Perspectives o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Honolulu: Unive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pp. 34—41.
[32]数据见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rge I. Dominguez,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Fred I. Greestein and Nelson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 vol. 3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5), p.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