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的政治制度如何，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
——邓小平，1982年讲话 [1]
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而僵化集权的社会主义则是创造财富和现代技术文明的重大障碍，这一事实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可以说成了人们的普遍共识。对于那些尚未达到1950年代的欧洲所代表的工业化水平的欠发达国家而言，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并不明显。但在那些连煤炭和钢铁时代都仍是梦想的穷国看来，苏联在信息时代的技术落后这一事实，还远不如它在仅仅一代人时间里就创造了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令它们印象深刻。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依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能快速地进行资本积累，“理性地”把国家资源用于“均衡的”工业发展。苏联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完成这一过程，是通过公开运用恐怖手段剥削农业地区完成的，而在美国和英国这些早期的工业化国家，这一过程是以非强制手段经由好几个世纪才得以完成。
社会主义应当作为第三世界国家选择的发展策略，这一观点显然因拉丁美洲地区的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未能保持经济增长而大大增强。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若不是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恐怕早就已经消失了。但是，不发达世界的持续贫困给这一学说注入了新活力，因为它让左派有借口首先把贫困归因于殖民主义，然后在不再有殖民主义之后又归因于“新殖民主义”，最后归因于跨国公司的掠夺。最近使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世界保持活力的一个新尝试是依附（dependencia）理论。这一理论最初源于拉丁美洲，它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为整个贫困的南方国家宣称反对富裕的工业化的北方国家，提供了能够自圆其说的思想依据。依附理论与南方国家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超出了其理论基础所支持的正当范围，从而在三十年来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腐蚀效应。
依附理论的真正奠基人是列宁本人。在1914年发表的著名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他试图对如下事实加以说明：欧洲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导致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事实上反而让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并且在欧洲工人中培养出了一种合理的自我满足的工会心态。 [2] 他指出，资本主义实际上通过把剥削输出到殖民地为自己争取了时间，因为当地的劳工和原材料足以吸收欧洲的“剩余资本”。“垄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分裂，最终导致分裂各方之间的冲突、战争和革命。与马克思形成对照的是，列宁认为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最终矛盾并不是发达世界内部 的阶级斗争，而是发达的北方国家与不发达世界中的“全球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尽管1960年代最终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依附理论流派 [3] ，但这些不同的流派都源自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著作。普雷维什曾在1950年代领导过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 [4] ，后来又领导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他指出，相对于世界“中心”的国家，世界“外围”的国家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他认为，像拉美这些第三世界地区的缓慢增长，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一个结果，它使那些地区的国家始终处于一种持久的“依附发展”状态之中。 [5] 因此，北方国家的财富与南方国家的贫困直接相关。 [6]
根据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说法，所有参与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国家都会获得最大的利益，哪怕一个国家售卖咖啡豆，另一个国家售卖计算机。后来参与到这一体系的经济落后国家，实际上会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一些好处，因为它们只需从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引进技术，而不必自己开发。 [7] 相反，依附理论认为，后发展的国家注定永远落后。发达国家控制着世界的贸易条款，并且通过它们的跨国公司，迫使第三世界国家进入所谓的“不平衡发展”——即出口原材料和其他加工程度低的产品。发达的北方国家独占着汽车和飞机等采用先进技术制造的商品的世界市场，由此实际上使第三世界国家成了全球的“劈柴挑水的苦力”。 [8] 在许多依附理论家看来，国际经济秩序与近来效仿古巴革命而在拉美掌权的威权政体，是联系在一起的。 [9]
从依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政策，显然是不自由的。较为温和的依附理论家试图避开西方的跨国公司，主张对进口实行关税壁垒来鼓励民族工业的发展，这就是著名的进口替代政策。较为激进的依附理论家所推崇的解决方案，则试图通过推动革命退出资本主义的贸易体系，效仿古巴加入苏联集团，以此完全破坏全球经济秩序。 [10] 因此，在1970年代初，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苏联这些真正实行它的社会被认为是惨淡的基础之时，它在第三世界以及美国和欧洲的大学中的知识分子那里，却又被当作不发达世界的未来方案得到复兴。
不过，尽管依附理论盛行于左派知识分子中间，然而它作为理论模型如今却被推翻，因为它无法解释一个巨大的现象：那就是战后东亚的经济发展。亚洲经济的成功，除了给亚洲国家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外，还成就了另外一个有益效果，它埋葬了像依附 理论这类自我拆台的观念，此类观念由于阻碍了关于经济发展源泉的清醒思考，本身已经成了经济增长的障碍。因为根据依附理论的说法，如果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在于欠发达国家参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那么又如何来解释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地区出现的经济增长现象呢？因为在战后，几乎所有这些地区都有意避开了当时风靡拉美的经济独立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而是一心一意追求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把自己与境外市场和资本联系起来。 [11] 而且，我们不能说这些地区一开始就有一个不可比拟的优势，即它们富有自然资源，或者在过去积累了资本；它们不像石油充沛的中东国家或某些矿产丰富的拉美国家，除了人力资本之外别无其他可以拿来与其他地区相竞。
战后亚洲的经验表明，恰如早前的自由贸易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后起的现代化国家相对于早已确立的工业强国而言实际上是有优势的 。从日本开始，亚洲的后起现代化国家可以从美国和欧洲购买最新的技术，因此没有陈旧低效的基础设施的负担，进而一两代人之内就可以在高科技领域具有竞争力（许多美国人认为非常有竞争力）。事实表明，不仅亚洲相对于欧洲和北美是如此，就是在亚洲内部也是如此，比如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相对于日本和韩国较晚开始发展的国家，也没有什么相对劣势。西方的跨国公司就像自由经济教科书所要求的那样行事：它们尽管“剥削”了亚洲的低廉劳动力，但也提供了市场、资本和技术，并且是技术传播的载体，最终由此使当地经济得以自我保持增长。一位新加坡高官说，自己的国家不能容忍的三个恶行是“嬉皮士、长发少年和批评跨国公司”，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12]
这些后起的现代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记录确实惊人。日本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年增长率分别为9.8%和6%；“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在同时期的年增长率为9.3%；东盟（ASEAN）作为一个整体年增长率也超过了8%。 [13] 在亚洲，人们可以对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所取得的成就直接进行比较。台湾和中国大陆在1949年分裂之时，生活水平大致相当。台湾由于采取市场体制，它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8.7%，到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7500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在同一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50美元，而且这个数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近十年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1960年，朝鲜与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大致相当。1961年，韩国放弃了进口替代政策，让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并轨。随后，韩国的经济就以年增长率8.4%的速度增长，到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550美元，比朝鲜高出四倍。 [14]
经济上的成功并没有牺牲国内的社会公正。过去人们说，在亚洲，工资因被剥削而非常低，政府采取各种严峻政策压制消费需求，强行维持高储蓄率。但是，亚洲各地区在达到一定的繁荣水平后，很快一个接着一个地实现了收入分配的平等化。 [15] 在过去三十年里，台湾和韩国逐步减少了收入不平等现象：1952年，台湾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是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的15倍，到1980年，这个数字已降到4.5倍。 [16] 如果按现在差不多的增长率发展下去，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东盟的其他国家在下一个三十年中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在维护依附理论的最后努力中，有些支持者试图认为亚洲的新工业化经济体（NIEs）的经济成功要归功于计划和产业政策，也就是说它们成功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 [17] 确实，经济计划在亚洲比在美国发挥了相对更大的作用，尽管如此，亚洲经济体中最成功的产业，仍是那些容许在国内市场进行高度竞争并且参与国际市场的产业。 [18] 此外，绝大多数以亚洲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正面例子的左派，也都无法忍受半威权主义的亚洲式计划及其对劳动和福利要求的无视。而左派所偏爱的那种计划，即为了资本主义的受害者而进行干预，历史地来看并没有显著的效果。
战后亚洲的经济奇迹表明，资本主义是一条所有国家都可以用来发展经济的潜在道路。若是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规则来行事，那第三世界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只是因为晚于欧洲开始发展而处于劣势，也没有哪个已建成的工业强国能够阻止后发国家的发展。
可是，如果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非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那么为什么亚洲之外的其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没有如此快的增长呢？因为拉美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停滞现象，与亚洲的经济成功一样真实，而且依附理论首先就是在那些地方产生的。如果我们拒斥诸如依附理论那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解释，那就还有两大类可能的答案。
第一类是文化解释：拉美地区人民的习惯、风俗、宗教和社会结构与亚洲或欧洲人民不同，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高水平增长。 [19] 这种文化观点值得认真对待，我们会在第四部分回过头来研究。如果在某些社会中推行市场存在着重大的文化障碍，那么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现代化路线的普遍性就是成问题的。
第二类是政策解释：资本主义之所以没能在拉美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运行，是因为它在那些地方从未得到认真对待。也就是说，拉美绝大多数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受到重商主义传统和以经济正义为名建立的无孔不入的国家部门的严重阻挠。这一观点很有说服力，因为政策显然比文化要容易改变得多，为此我们不妨先来探究这个观点。
北美所继承的是随光荣革命而来的英国自由主义哲学、传统和文化，而拉美所继承的则是十七、十八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许多封建制度。其中就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为了自己的更大荣光而对经济活动的强有力掌控，这种做法就是著名的重商主义。有一位专家指出：“从殖民时代至今，（巴西）政府从未把经济领域改善到后重商主义时代的欧洲水平……国王是至高的经济保护人，一切商业和生产活动都得依赖于特别许可、垄断经营和贸易特权。” [20] 在拉美，使用国家权力保护上流阶级而非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跟西班牙征服拉美后由英法移民构成的更具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相比，拉美的上流阶级更愿意以旧时欧洲懒惰的上层地主阶级为榜样。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实行进口替代政策以规避国际竞争，这些特权阶层因而受到保护。进口替代政策使本国生产者局限于小小的国内市场，无法实现潜在的规模经济；比如，在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生产一辆汽车的成本，要高出美国60%至150%不等。 [21]
拉美长期存在的重商主义历史倾向，在二十世纪又与进步势力要求结合在了一起：为了“社会正义”而把国家用作劫富济贫的重新分配的手段。 [22] 这种结合有许多不同形式，其中包括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等国家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引入的劳工立法，从而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正是这种产业在亚洲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于是，左派和右派在强化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上走到了一起。这样的结果就是，许多拉美的经济体被人浮于事和效率低下的国家部门支配着，它们要么直接管理经济活动，要么背负着巨大的管理费用包袱。在巴西，国家不仅经营着邮电通信，而且生产钢铁、开采铁矿和钾矿、勘探石油、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发展电厂以及制造飞机。这些公营公司永不会破产，并且把就业当作政治庇护。整个巴西经济的价格，尤其是公营部门内部的价格，很少是由市场来决定，而是由强有力的工会通过政治谈判确定。 [23]
或者以秘鲁为例，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在他的《另一条道路》（The Other Path ）一书中，介绍了他在利马的研究所如何根据秘鲁政府制定的正式法规，设立一个假想的工厂的情形。整个过程要经过11道官僚程序，费时289天，总花费1231美元（包括两笔贿赂），是当时最低月工资的32倍。 [24] 根据德索托的说法，成立一家新企业的制度壁垒是阻碍秘鲁的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原因，对于穷人而言尤其如此，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那些不愿且没能力应对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的人去发展庞大的“非正式”经济（即非法经济或地下经济）。拉美的主要经济体都有大量的“非正式”部门，其生产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用说，经济活动被迫进入非法渠道，显然无益于经济效率。用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关于拉美最广为人信的一个神话是：拉美的落后源于错误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事实上，巴尔加斯·略萨认为这样的自由主义在那里从未存在；那里存在的是一种重商主义，即“一个官僚化的、法律多如牛毛的国家，把国家财富的再分配看得比财富的生产更重要”，而且这种财富的再分配允许“向垄断让步，或者有利于那些与国家相互依存的少数精英分子”。 [25]
拉美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的严重情形，可谓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阿根廷，1913年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瑞士，是意大利的两倍，加拿大的一半。可如今，相应的比较数据则分别不到1/6、1/3、1/5。阿根廷长期以来的衰落使它从一个发达国家变为一个不发达国家，直接原因就是采用进口替代政策来应对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些政策在1950年代胡安·庇隆（Juan Perón）当政时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制度化，他还利用国家权力把财富重新分配给工人阶级，以此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基础。政治领导人顽固拒斥经济现实的规则的能力，或许最明显地体现在庇隆1953年写给智利总统卡洛斯·伊瓦涅斯（Carlos Ibańez）的一封信中，他在信中建议说：
把能给的一切都给人民尤其是工人吧。当你觉得给他们已经很多时，请给他们更多些。你会看到结果。每个人都试图用经济崩溃来吓唬你。但这一切不过是谎言。没有什么东西比经济更有弹性，每个人都对它心怀恐惧，无非是因为没人懂得它。 [26]
平心而论，阿根廷现在的技术官僚要比胡安·庇隆更了解他们国家的经济性质。如今，阿根廷面临的糟糕问题是废除国家主义经济的遗产，反讽的是，这项任务正好落在庇隆曾经的追随者之一卡洛斯·梅内姆总统身上。
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总统领导的墨西哥比梅内姆执政的阿根廷更加大胆，在更为广泛的领域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中包括降低税率和缩减预算赤字，推进私有化（在1982至1991年间，1155个国有企业中的875个被卖掉），打击逃税漏税以及公司、官僚和工会中间各种形式的贿赂，并且与美国展开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结果在1980年代末连续三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3%—4%，通货膨胀率低于20%——只是墨西哥历史上和拉美地区最低的通货膨胀率。 [27]
因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不仅对于发达工业国家，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都不再有吸引力。三四十年前，社会主义方案似乎更为合理。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愿意承认苏联或中国式的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人力代价，但仍认为这种代价对于工业化的目标而言是合理的。他们自己的社会曾经是无知的，暴力横行、贫困落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境况下的经济现代化也不是一个没有代价的过程，无论如何，他们自己的社会等不了欧洲和北美完成现代化过程所花费的数十年时间。
如今，这一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那些重复着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德国和日本经验的亚洲新工业化经济体，已经表明经济自由主义可以让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赶上甚至超过先行的现代化国家，而且这一目标可以在一两代人内得到实现。尽管这一过程并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的，但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人阶级所经受的贫困和苦痛，与苏联和中国大陆的人民所承受的大规模的社会恐怖相比，则显然要轻得多。
近来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使计划经济转向市场体制的经验，产生了一套全新的考量范畴，它会阻止发展中国家选择社会主义作为发展道路。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有一个人是住在秘鲁丛林中或南非小镇中的游击队领袖，他正在策划一场针对这些国家政府的马列主义革命或毛泽东主义革命。就像是1917年或1949年那样，他必定会认为必须夺取政权，并且利用国家的强制机器来摧毁旧的社会秩序，由此创建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经济制度。但是除此之外，如今他还必须意识到（当然，如果他是一位正直的游击队领袖的话），这第一次革命的果实必定是有限的；他也许还希望在三十年后自己的国家能达到1960年代或1970年代的东德的经济水平。这当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就，但是，他必定会进一步想到自己的国家会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这一阶段。如果这位游击队领袖想要超越东德的发展水平，不惜付出败坏道德风气和环境的代价，那他必定会进一步设想第二次革命，借此反过来废除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机制，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然而，这也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到那时，他的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全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他的管理人员已经丧失了对外部世界最新管理方式的了解，他的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一度拥有的工作伦理。鉴于这些事先都可以预见的问题，他会认为成为一个自由市场的游击队员，不必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直接进行第二次资本主义革命要容易得多。通过使旧的社会制度暴露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中，摧毁它们充满条条框框和官僚机构的国家结构，剥夺旧社会阶级的财富、特权和地位，由此使其公民社会的创造力得到解放。
人只要能够清楚自己的经济利己，不断进步的现代自然科学逻辑就会使人类社会通向资本主义。重商主义、依附理论以及许多其他的理论幻想，混淆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无法看清这一点。不过，亚洲和东欧的经验如今为这两种相竞的经济体制何者正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检测平台。
我们的机制如今能够解释基于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消费文化的形成，它不仅适用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也适用于第三世界。先进技术和合理的劳动组织所创造出来的极具生产性且充满活力的经济世界，有一种强大的同化力量。它能够通过创造全球市场使世界上不同社会实际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多样不同的社会中创造类似的经济抱负和经济实践。这一世界的吸引力为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类社会创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倾向 ，不过这种参与的成功需要采用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这就是录像机的最终胜利。
[1]转引自Lucian W. Pye in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 编按：此段引文未查到邓小平原话，据福山所引白鲁恂（Lucian W. Pye）书，此段话原引自1982年3月的某期 Beijing Review ，查白鲁恂上下文可知，该引文未必是邓小平原话，只是北京周报记者对邓小平此前 有关对外开放言论的转述。
[2]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3]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献的评论，见Ronald Chilcote,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James A. Caporaso, “Dependence, Dependency, and Power in the Global System: A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 (1978): 13—43, and idem, “Dependency Theory: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4 (1980): 605—628;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and Arturo Valenzuela, “Modernization and Dependency: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Underdevelopment,”Comparative Politics 10 (July 1978): 535—557.
[4]那个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参见El Segundo Decenio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el Desarrollo: Aspectos Basicos del la Estrategia del Desarrollo de America Latina (Lima, Peru: ECLA, April 14—23, 1969). 普雷维什的著作通过奥斯瓦尔多·桑克尔（Osvaldo Sunkel）和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这样的经济学家传播开来，并且通过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在北美流行起来。见Osvaldo Sunkel, “Big Business and ‘Dependencia,’”Foreign Affairs 50 (April 1972): 517—531; Celso Furtad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 Surve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Cuban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André Gunder Frank, 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这一流派中还包括Theotonio Dos Santos,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0 (May 1980): 231—236.
[5]见普雷维什的描述，Walt W. Rostow, Theorists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David Hum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03—407.
[6]Osvaldo Sunkel and Pedro Paz, quoted in Valenzuela and Valenzuela (1978), p. 544.
[7]这一观点最初源自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n Veblen）关于十九世纪德国发展的论述，见他的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2). 也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8.
[8]后来的一些依附理论家承认，制造工业实际上也在拉美发展着，并因此对制造工业做了区分：一类是规模较小的孤立的“现代”部门，它们与西方的跨国公司紧密相连；一类是传统的部门，它们的发展机遇受到前一类部门的破坏。见Tony Smith,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Literature: The Case of Dependency Theory,” World Politics 31, no. 2 (July 1979): 247—285, and idem, “Requiem or New Agenda for Third World Studies?” World Politics 37 (July 1985): 532—561;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Fernando H.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and Cardoso, “Dependent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74 (July-August 1972): 83—95.
[9]当然不是所有的依附理论家都这么认为。比如，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Cardoso）承认“企业家就像其他社会行动者一样，似乎也是受到‘民主自由主义’的吸引”，而且“似乎在形成一个大众的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有一种结构因素，它引导人们寻求一种把公民社会看得高于国家的社会模式”。“Entrepreneurs and the Transition Process: The Brazilian Case,” in 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b), p. 140.
[10]在美国，依附理论成了对现代化理论及其作为一种经验社会科学的主张进行温和批评的依据。用一位批评者的话说，“美国社会科学家所运用的主流理论绝不像它们的提倡者以为的那样是普遍有效的；它们只是与美国人对拉美的某些兴趣相关，因此，它们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述，而不是科学知识的稳定基础”。历史发展的终点要么是发达世界的政治自由主义，要么是发达世界的经济自由主义，这样的观念被抨击为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即认为它把“美国的文化选择，或者更宽泛地说，西方的文化选择强加于其他社会……”见Susanne J. Bodenheimer, “The Ideology of Development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s Paradigm-Surrogate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15 (1970): 95—137; Dean C. Tipps,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 Critic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15 (March 1973): 199—226. 围绕着把依附理论投射进具有高度偏见的历史解读的努力，一个小产业发展出来了，以至于人们已经把十六世纪的世界看作一个区分为“中心”及其受剥削的“边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观点的代表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著作，其中包括他的The Modern World-System , 3 volum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and 1980). 至于揭露他对历史记录的解读的并非毫无同情的批判，见Theda Skocpol, “Walle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March 1977): 1075—1090; and Aristide Zolberg,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A Missing Link,” World Politics 33 (January 1981): 253—281.
[11]这一观点见Pye (1985), p. 4.
[12]Quoted in ibid., p. 5.
[13]Ibid.
[14]这些数据取自 “Taiwan and Korea: Two Paths to Prosperity,” Economist 316, no. 7663 (July 14, 1990): 19—22.
[15]一个人口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衡量标准就是普通报纸的读者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一行为在历史终结之时可取代那些中产阶级的每日祷告。如今台湾和韩国的报纸读者群的比率与美国一样高。Pye (1990a), p. 9.
[16]一个人口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衡量标准就是普通报纸的读者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一行为在历史终结之时可取代那些中产阶级的每日祷告。如今台湾和韩国的报纸读者群的比率与美国一样高。台湾1980年代早期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基尼系数”（一种平均收入分配的衡量标准）最低。见Gray S. Fields, “Employ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even Small Open Economies,”Economic Journal 94 (March 1984): 74—83.
[17]关于另一种以亚洲作为证据为依附理论辩护的努力，见Peter Evans, “Class, State, and Dependence in East Asia: Lessons for Latin Americanists,” and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both in Frederic 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45—83, 203—226.
[18]关于成功的日本产业部门的竞争性，见Michael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pp. 117—122.
[19]这一观点见Lawrence Harrison in Un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New York: Madison Books, 1985).
[20]Werner Baer, The Brazilian Economy: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third edition (New York: Praeger, 1989), pp. 238—239.
[21]数据引自巴兰森（Baranson）的研究，见Werner Baer, “Import Substitu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Experiences and Interpretation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7, no. 1 (Spring 1972): 95—122. 许多过去不发达的欧洲和亚洲国家都保护它们的新兴产业，但不好说这就是它们早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无论如何，进口替代政策在拉美被毫无限制地采用，而且在有理由保护新兴产业之后仍被长期维持。
[22]关于这一点，见Albert O. Hirschman, “The Turn to Authoritr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Search for Its Economic Determinants,”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85.
[23]关于巴西的公营部门，见Baer (1989), pp. 238—273.
[24]Hernando de Soto, The Other Path: The Invisibl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9), p. 134.
[25]见前言，ibid., p. xiv.
[26]引自Hirschman (1979), p. 65.
[27]见Sylvia Nasar, “Third World Embracing Reforms to Encourage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Times (July 8, 1990), pp. A1, D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