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电影导演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的影片《冲锋飞车队》（The Road Warrior ）中，建立在石油之上的现代文明在末日之战中陷入崩溃。科学已经失传；未来的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开着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和沙漠越野车，飞奔在人烟稀少的澳大利亚内地，企图偷取他人的汽油和子弹，因为生产技术也已经失传。
现代的技术文明遭遇灾难性毁灭，我们一下子被拉回到野蛮状态，这种可能性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主题，尤其是二战之后，核武器的发明几乎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情形往往是，人类堕入其中的这种野蛮状态，并不只是早前社会组织的完全重现，而是古老社会形式与现代技术的奇异混合，就像帝王和公爵结伴乘坐太空船环游太阳系一样。然而，如果我们关于现代自然科学与现代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混合”结果就不会长久：因为，若科学方法本身没有遭到毁灭或拒斥，现代自然科学最终就会再生，并且必定会重新创造现代的、合理的社会世界的方方面面。
因此，让我们来看看如下问题：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有可能通过拒斥科学方法或因科学方法的丧失而逆转历史的方向？这一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第一，现代自然科学会被现存社会有意识地拒绝吗？第二，一次全球性的大灾难会导致现代自然科学不由自主地失传吗？
对技术和合理化社会的有意拒斥，在现时代的诸多群体中可以见到，从十九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到1960年代的嬉皮运动，再到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目前，技术文明最为清楚有力的反对者来自环保运动。当代的环保主义包括许多不同的团体和思想流派，不过，其中最为激进的一支抨击的是通过科学征服自然的整个现代方案，并且认为，如果能不操控自然，让自然回复到更近原始的前工业化状态，人们可能会更幸福。
几乎所有反技术的学说，都能在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思想中找到共同的起源，他是第一个质疑历史“进步”之善的现代哲学家。卢梭在黑格尔之前就明白了人类经验本质上的历史性，以及人的本性自身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不过，与黑格尔不一样的是，他认为历史的变化只会使人们陷入深深的不幸。让我们以满足人的需要的现代经济能力为例。卢梭在他的《第二篇论文》（the Second Discourse ， 编按：即《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中指出，人的真正需要实际上很少：人需要遮风挡雨的住屋和充饥的食物；甚至安全也不一定是一种基本需要，因为它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人们与他人的接触必然会形成相互威胁。 [1] 人的所有其他需要都不是幸福所必需的，它们都是源于人与其邻居的攀比能力，以及人有我无的被剥夺感。换句话说，现代消费主义所激发的需要源自人的虚荣心，或卢梭所谓的amour-propre（自尊）。问题在于，人自身在历史中创造出来的新需要具有无限的弹性，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满足。现代经济尽管极具效率且不断革新，也总是在满足每一个需要的同时创造出另一个新的需要。人们之所以不幸福，并不是因为它们无法满足某些确定的欲望，而是因为新的需要及其满足之间持续地存在着鸿沟。
卢梭举了个收藏家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他说，收藏家因收藏不够而感到的不悦，要远远超过他因拥有一些藏品而来的满足感。人们可以在极具创新的现代电子消费品产业中找到更具当代性的例证。在1920和1930年代，一个家庭的最高消费热望就是拥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今天，在美国连十几岁的孩子都有好几部收音机，而且若是没有一款任天堂游戏机、便携式光盘播放机或BP机，他们是很难满足的。此外，显然获得这些东西也无法使他们满足，因为那时日本人又发明了他们希望拥有的某种新的电子玩意儿。
按照卢梭的说法，人要有可能得到幸福，就必须从现代技术的单调工作及其所创造的需要的无限循环中摆脱出来，恢复自然人的某种完整性。自然人既不生活在社会中，也不会与他人比较，更不用生活在充满恐惧、希望和期待的世界中，这些东西都是社会人为造成的。相反，他因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感受，体验到自己作为自然世界中的一个自然人的感受，而觉得幸福。他并不试图想用理性去掌控自然；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因为自然本来就是有益的，而且作为一个离群索居的个体，理性对他反而是不自然的东西。 [2]
卢梭对文明人的抨击，提出了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它触及了征服自然的整个计划，即不把树木山川看作休憩沉思之地，而是看作原材料。他对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所设想的经济人的批判，仍是当前绝大多数对于无限制发展经济的抨击的基础，而且也是绝大多数当代环保主义的思想基础（尽管常常是无意识的）。 [3] 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持续，因此而来的自然环境恶化日益明显，卢梭对经济现代化的批判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想象一下，会不会出现一种极端激进的环保主义，以升级版的卢梭主义为基础，寻求拒斥整个征服自然的现代计划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技术文明？从种种理由来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第一个理由跟当前经济增长所形成的期望有关。尽管个人和小团体可以“回归自然”，辞去投资银行家或房地产开发商的工作，到阿迪朗达克山（Adirondacks，编按：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北部，多湖泊和森林，风景秀美，是著名的夏季疗养地和旅游地 ）的湖边生活，但是，如果全社会都拒斥技术，则意味着欧洲、美国和日本整个脱离工业化，而作为结果，它们会转变为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样一来，或许会少一些空气污染和有毒废弃物，但同时也少了现代的医疗和通讯，少了计划生育并因此少了性解放。然而，大多数人与其说从新需要的循环中解脱了出来，不如说重新过上了一种贫农生活，束缚在土地上，从事着令人腰酸背痛的没有尽头的循环劳动。当然，许多国家曾好些世代处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水平，生活于其中的人民无疑有相当可观的幸福感；然而，那些体验过技术社会的消费主义的人，再来过这样的生活是否还有同样的幸福感，就值得怀疑了，如果让他们把整个社会换成这样的情形，那就更不可想象了。此外，只要还有其他国家不打算脱离工业化，那些已经脱离了工业化的国家的公民，就会一直以那些国家为标准来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缅甸拒斥在其他第三世界地区普遍实行的经济发展目标，并在国际上保持孤立，这样的做法或许在前工业化的世界行得通，但在一个有着蓬勃发展的新加坡和泰国这样的地区，则很难维持下去。
倘若使技术发展冻结在当前的水平上，或者严格限制只允许某些技术革新，由此来与技术断交，或许还有一定的现实性。尽管这样做至少在短期内可能会更好地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处于随意选择的技术水平上的生活会特别令人满意。它既无法使动态的、增长着的经济充满活力，也不能真正地回归自然。这种使技术停滞的做法，在像基督教门诺派（或称阿米什派）这样的小宗教团体中曾经奏效过，但是，要想让它在大规模而等级分化的社会中实现，就困难得多。如果可分享的经济蛋糕越来越大，当前在发达国家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在政治上的破坏性就要小得多；而如果美国像东德那样陷入严重的经济停滞，则这些不平等就会严重得多。此外，使技术停滞在当前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高水平上，对于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似乎也不是一个恰当的解决方案，而且第三世界要追赶至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全球生态系统是否能吃得消，依然是成问题的。有选择的技术革新也会引起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谁有权威来决定可接受的技术。技术革新一旦成为政治问题，难免会给整个经济增长浇上一盆冷水。
此外，环境保护非但不要求 与现代技术及其所创造的经济世界断绝关系，而且从长远来看，还必须以经济世界作为前提。实际上，除了德国绿党芬迪派和其他一些极端分子，主流的环保运动认为，环境问题最现实的解决方案可能在于创造替代技术，或积极保护环境的技术。健康的环境是一种奢侈，只有那些拥有财富和经济活力的国家才能负担得起；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不论有毒废弃物的处理还是热带雨林的砍伐，都是些发展中国家，它们要么是为贫困所迫除了开采自然资源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要么是根本没有实施环境保护法的社会规范。相反，尽管有酸雨的侵蚀，美国东北部和北欧的许多地区如今的森林植被，要比一百年前甚至两百年前茂密得多。
因此，基于上述理由，我们的文明自愿选择卢梭式方案，拒斥现代自然科学已然在当代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不过，还是让我们也来看一下更极端的情形吧：如果发生全球核战争或环境的全面崩溃，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它们都破坏了当代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在这样的情形中，即便我们不是出于自愿，灾难也会强迫我们做出上述选择。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的毁灭，这显然是可能的；事实上，现代技术已经给了我们瞬间完成这种毁灭的手段。但是，摧毁现代自然科学本身，把我们从科学方法对我们生活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使整个人类永久回到前科学的文明水平，这可能吗？ [4]
让我们来看看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战争情形。自广岛被炸以来，我们就把核战争看作这样的一种情形，但如今某些新的可怕的生化武器也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使这样的一场战争不会导致核冬天，即使某种其他的自然过程不会使地球变得完全无法让人居住，我们也必须假定，这样的冲突会毁灭交战国大量的人口、国力和财富，还可能祸及他们的同盟国，而且对中立国也会造成破坏性后果。这就有可能出现重大的环境后果，从而使军事灾难与生态灾难同时出现。世界政治的结构也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交战国可能失去大国地位，他们的领土被坐山观虎斗的国家分割和占领，甚或遭到严重污染毒化，无人愿意再生活在那里。这样的战争可能会席卷所有能够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先进国家，摧毁他们的工厂、实验室、图书馆和大学，毁灭关于如何制造有如此巨大杀伤性武器的知识。至于免遭战争直接蹂躏的世界其他地区，也可能出现对战争以及使其得以可能的技术文明的极度厌恶，从而使许多国家自愿放弃先进武器和制造这些武器的科学。战争的幸存者可能会比现在更加坚决拒斥威慑政策，因为很显然这样的政策无法保护人类免于毁灭，他们变得更加明智和温和，会寻求比当前世界所实行的更彻底的方式来控制新技术。（诸如因全球变暖而导致的冰山融化或北美和欧洲沙漠化这样的生态灾难，同样能够导致人们努力去控制造成这种灾难的科学发明。）科学引起的恐怖可能会导致反现代、反技术的宗教的复兴，它们的作用在于，为阻止发明潜在地具有致命性的新技术，竖立道德和情感的堤坝。
然而，即使这些极端的情形，似乎也不可能打破技术对人类文明的控制，也不可能摧毁科学复制自身的能力。其理由仍在于科学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因为，即使人们可以摧毁现代武器以及制造它们的具体知识，也无法消除使这样的制造得以可能的方法的记忆。人类文明因现代通信和运输而达成统一，这意味着没有哪部分人类没有意识到科学方法及其潜能，哪怕有些部分的人类目前还无法产生技术，无法成功地运用技术。换句话说，大门口没有了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力量一无所知的真正野蛮人。只要这一点是真实的，能把现代自然科学用于军事目的的国家，就会继续比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国家占有更大优势。刚刚过去的战争所造成的无谓的毁灭，并不一定让人们认识到，没有任何一种军事技术会用于理性的目的；然而，却可能会有更新的军事技术让他们相信会给他们带来决定性优势。那些良善国家——它们从灾难中汲取了温和的教训，从而懂得试图去控制导致灾难的技术——仍处于一个存在着邪恶国家的世界，后者把灾难看作实现自己野心的机遇。正如马基雅维利在现代之初所说的那样，良善国家若想维持生存、保持国家完整，就必须学邪恶国家的做法。 [5] 它们即使只是为了保卫自身，也必须维持一定的技术水平，实际上，如果所面对的敌人是革新者的话，它们还必须鼓励军事领域的技术创新。那些试图控制新技术发明的良善国家，也不得不逐渐让技术这个魔鬼再次钻出瓶底，即使是以再三犹豫、有所节制的方式。 [6] 人类在大灾难之后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依赖甚至会增强，如果它在本性上也是生态的话，因为技术可能是使地球再次适于人类居住的唯一方式。
只有当我们假定某个文明可以不留痕迹地完全消失的情形下，一部真正循环的历史才是可设想的。事实上，这样的历史在现代自然科学发明之前存在过。然而，现代自然科学无论为善还是作恶的力量都如此巨大，人们有理由怀疑它是否能够被完全遗忘或“不被发明”，除非在肉体上把整个人类消灭。如果进步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支配是不可逆转的，那么一种方向性的历史，以及所有其他随之而来的多种多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可逆转的。
[1]也就是说，卢梭并不如霍布斯和洛克那样认为攻击是人的本性，是原初的自然状态中的天然情形。由于卢梭的自然人需要极少，那些仅有的需要相对而言较易得到满足，因此没有理由抢夺或谋杀同胞，事实上，也没有理由生活在一个公民社会中。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 in Oeuvres Complètes , vol. 3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64), p. 136.
[2]关于这一自然完整性的意义以及卢梭的存在感受的论述，见Arthur Melzer, The Natural Goodness of Man: On the System of Rousseau’s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尤其是pp. 69—85.
[3]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的The End of Na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认为，我们第一次处在消灭不为人类行动触及或操控的自然领域的边缘。这一说法当然是对的，但麦吉本为这一现象判定的时间至少晚了400年。原始的部族社会就改变了他们的自然生活环境；它们与现代技术社会之间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但为了人类的善而征服自然、操控自然的计划是早期现代科学革命的核心；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人抱怨作为一种原则的操控。我们今天当作“自然”的东西——无论是洛杉矶国家森林公园，还是阿迪朗达克风景区——在许多方面就像帝国大厦或航天飞机一样，不过是人类技能的结果。
[4]我们现在还不能假定，现代自然科学或以其方式带来的经济发展是好的，因此我们应推迟应当如何看待全球性灾难的可能性的判断。如果我们的历史悲观论者是对的，如果现代技术不能让人们更幸福，而是成为人们的主人和破坏者，那么就可以说，那种把历史一笔勾销、迫使人类重新开始的大灾难，就不是自然的残酷无情，而恰恰是自然的仁爱。这正是古典政治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们冷酷地认为，人类的所有发明创造，包括他们自己的作品，最终都会在人类从一个循环到下一个循环的转变中失传。关于这一观点，见Leo Strauss, Thoughts on Machiavelli (Glence, Ill: Free Press, 1958), pp. 298—299.
[5]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与战争艺术相关的发明必须得到鼓励，这一观点所蕴含的困难是为马基雅维利批判古典政治哲学提供基础的唯一因素。”Strauss, p. 299.
[6]一个替代性解决方案就是，用一个世界政府来取代国家间的国家体系，由此来禁止危险技术，或者由此对技术使用范围达成一个全球协议。除了有很多原因使这一安排难以确立之外，即使在一个后灾难的世界，技术革新的问题也不一定会得到解决。科学方法仍会被犯罪集团、民族解放组织或者其他异议者所利用，从而导致国内的技术竞争。
